王一鳴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以下觀點整理自王一鳴在CMF2025年中期論壇（總第69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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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應對困難挑戰中顯現韌性

2025年上半年，面對外部沖擊影響加大和國內困難較多的復雜形勢，特別是在美國實施“對等關稅”重創全球經濟和貿易的背景下，中國經濟頂住壓力，顯現出強勁韌性。一季度GDP增長5.4%，根據一些研究機構預測，上半年GDP有望實現略高于5%的增長。

經濟運行總體上呈現“供給強于需求”的特征。在供給端，前5個月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3%。在大規模設備更新政策支持下，裝備制造業增長比較強勁。一些企業抓住90天窗口期“搶出口”，帶動了工業生產回升。1-5月，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5.9%，比去年同期加快0.9個百分點。在需求端，消費需求有所改善，前5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5%，比去年同期提高0.9個百分點，但投資増勢仍然偏弱。

當前，外部環境繼續發生深刻變化，地緣政治動蕩加劇、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減弱，美國發起新一輪關稅戰對我施壓。我國經濟處在新舊動能轉換期，傳統產業増勢減弱，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新興產業加快成長但尚不足以有效接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運行保持平穩增長，表明中國經濟韌性持續增強。

二、經濟運行仍面臨壓力

下半年經濟運行仍面臨外部沖擊、內需不足和房地產市場調整等方面壓力。

1、外部沖擊壓力

外需仍是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風險點。中美日內瓦貿易談判達成暫停關稅措施90天后，有利于我國外貿出口維持穩定，“搶出口”效應甚至可能在6-7月驅動外貿出口有所回升。但窗口期結束后，美國關稅政策仍存變數。加之特朗普政府政策不確定性增大美國經濟下行風險，今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將美國經濟預測下調0.9個百分點至1.8%。美國經濟減速帶來外部需求下降，與加征關稅形成疊加效應，對我國出口將產生更大影響。2024年，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0.3%，今年一季度更是達到38.9%，是多年來同期新高，這意味著外需變化對我國經濟運行影響增大。

2、內需不足壓力

今年以來，消費呈回升態勢，特別是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6.4%，是2024年以來月度最高水平。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對消費回升起到重要拉動作用，消費增長的內生動力仍顯不足。隨著政策邊際效應遞減，且耐用消費品具有較長更新周期，后續仍存在壓力。投資增速放緩，基建投資、制造業投資的增速均低于2024年同期水平，房地產投資降幅擴大。若內需不足與外部沖擊形成疊加效應，將增大經濟下行壓力。

3、房地產市場調整壓力

房地產市場尚未完全止跌回穩。1-5月，全國新建商品房銷售額下降3.8%，降幅比1-4月擴大0.6個百分點。樓市去庫存壓力仍然較大。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形成需求收縮效應。2021年房地產市場峰值時，商品房銷售額高達18.2萬億元，2024年銷售額僅為9.6萬億元，形成近8.6萬億元的總需求收縮。若考慮對家電、家具、家裝等關聯產業的影響，實際需求收縮規模更大。當前GDP平減指數持續下行，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是重要因素。

在上述壓力作用之下，物價水平持續走低。5月份，CPI同比下降0.1%，連續4個月為負；PPI同比下降3.3%，已連續32個月負增長。GDP平減指數連續8個季度負增長。價格持續走低，意味著有效需求不足尚未根本緩解，反過來又影響市場主體的體感和預期，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并形成負向反饋循環。

三、有效需求不足仍是突出問題

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需要將其放在更長的時間跨度中去觀察。2012年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最突出的特征是增速換擋，由兩位數增長降至個位數，人們也更多從供給側定義新常態，聚焦潛在增長水平的下降。事實上，2012年后，隨著勞動力絕對數量減少和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需求側同樣在發生變化，也就是在供給側擴張速度放緩的同時，需求側擴張也在減速，需求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約束條件。2020年的世紀疫情對供需兩側都造成巨大沖擊，但對需求側沖擊更大，加之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集中暴露，如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帶來需求收縮效應，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表受損制約消費需求，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抑制投資需求擴張等，需求側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擴張速度都明顯放緩。

當前，中國仍然存在供需失衡導致的產出缺口，供給大于需求的“剩余”部分，往往要通過擴大出口釋放。隨著我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超過30%，擴大出口面臨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不僅發達國家對我實行反補貼反傾銷，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為保護本國產業，也更多采取貿易保護措施。

今后一個時期，全球經濟處在低增長時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至2030年，全球經濟增速大體維持在3%左右的水平，相較于疫情前的2000?2019年3.8%的年均增速，明顯下了一個臺階。近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別將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下調0.4和0.5個百分點至2.3%和2.8%。與此同時，全球債務風險仍在上升，疫情后主要經濟體政府債務規模擴張明顯，而通脹率難以降到2%以下，利率水平將維持在較高水平，債務成本持續高企。低增長和高債務并存，將抑制全球需求擴張并增大經濟金融風險，而特朗普發起新一輪關稅戰將進一步沖擊全球經濟和貿易。若外部需求收縮和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疊加，我國經濟面臨的壓力將進一步增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必須把擴大國內需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四、擴大內需要更加注重補上消費短板

國內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費需求不足，擴大內需的重點在提振消費。過去一個時期，在面臨外部沖擊時，往往通過發債上項目，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取得比較明顯的成效。但隨著基礎設施投資空間收窄、積累的地方債務壓力增大，投資的邊際效率下降，這種模式帶來的問題也逐步顯現，突出表現為投資和消費不平衡。同樣，長期以來在引導地方政府和企業擴大投資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在促進和提振消費方面，手段和政策工具較為有限，實施效果也不甚明顯。

消費是最終需求，擴大國內需求要更加注重補上消費短板，核心是擴大居民消費。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2010年此后大體在35%?40%的區間波動，2023年居民消費率為39.6%，不僅大幅低于美國68%和歐盟52%的水平，也顯著低于日本55%和韓國48%的水平。如果說在高速增長期，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有其合理性，那么，隨著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居民消費率偏離國際水平如此之大，顯然有不盡合理之處。

消費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解決我國居民消費率與國際水平的“結構性偏差”，必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從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增長轉向消費和創新拉動增長，從注重物的投資轉向更加注重人的投資，形成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和有效制度安排，同時政策重心由擴大投資轉向提振消費，更多依靠消費擴大國內需求。

1、著力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

收入是消費之源，要通過增加勞動報酬提高居民收入，通過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提升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能力，提振居民消費信心，有效擴大消費需求。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建立生育和育幼補貼制度，有效釋放年輕群體的消費潛力。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將部分過去按慣例用于投資的資金轉用于增加公共服務和民生支出，提高財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務和民生的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

2、釋放服務消費潛力

我國商品消費相對飽和，服務消費潛力巨大。2024年，居民服務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總支出46.1%，中心城市比重更高。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對服務消費的品質、質量和消費體驗有更高要求，增加多樣化差異化服務供給日益迫切。要放寬教育、醫療、文化、體育、旅游、養老、家政服務等領域準入限制，通過理順服務價格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在更多細分領域開發優質服務產品，滿足中高收入群體多樣化差異化的服務消費需求。

3、促進消費和投資更好結合

消費和投資兩者既相互聯系、又相互促進。通常而言，消費是慢變量，消費增長取決于當期收入和對未來的收入預期，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大幅增長。投資是快變量，通過動員可在短期內實現較快增長。當前，在居民消費偏弱和社會投資內生動力不足的情況下，要更好發揮政府投資的帶動作用，通過重點支持科技創新、新型基礎設施、節能減排降碳等領域投資，釋放新型消費、數字消費、綠色消費潛能。加強民生等經濟社會薄弱領域補短板，持續增加與消費結構升級相適配的領域投資，形成擴大投資與創造就業、提高人力資本和提振消費的良性互動。

五、以深化改革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

擴大國內需求，宏觀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但僅僅依靠短期政策調節，難以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必須把短期政策和中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建立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形成釋放內需潛力的可持續動力。

1、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長期以來，我國在生產環節和生產地征收消費稅，消費地政府難以從中受益，對促進本地消費動力不足。要加快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定下劃地方”的改革舉措，激勵地方政府推動擴大消費的積極性，改變地方政府“重投資、輕消費”的行為模式。

2、推進價格和工資聯動改革

推進醫療、交通運輸、教育、城市公用事業等領域價格改革，通過理順價格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增加高品質服務供給，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時，新增財政赤字拿出一部分用于提高工資水平，確保職工生活不因價格改革而降低，提價增加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用于對低收入家庭困難補助，確保這部分居民生活不因價格改革而受影響。通過放開和理順價格，推動價格回升至合理區間，改善市場預期，提振社會信心，有效擴大國內需求。

3、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研究表明，如果農業轉移人口按照城市居民消費方式消費，近3億農業轉移人口人均消費支出將增加30%左右，這將釋放農業轉移人口的巨大消費潛力。要加快落實“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鼓勵常住地政府推進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問題，建立有效激勵機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積極性，釋放農業轉移人口的巨大消費潛能。

總之，中國經濟從來都是在應對困難和挑戰中成長和發展的。回顧過去，1998年有效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成為亞洲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在2010年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效應對新一輪外部沖擊，將會推動中國經濟邁上新的臺階，中國經濟這艘巨輪必將穩舵遠航。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