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么一本書，它是在創作者殷切的期待中誕生的：

1991年7月的一天，當時是馬上面臨畢業離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學都在為即將離校忙碌，我卻發神經似的坐下來，準備寫一個“大東西”。這就是這本書的最初。

然而，書的命運卻不如作者所想。最初，他收到了兩個截然相反的審稿意見：

一家刊物的終審意見是：欲哭無淚，因為人物和故事太奇，缺乏現時性。另一家刊物的意見是：涉及的題材的太敏感，建議換個故事的殼。我理解，把兩方意思說白了，其實就是一個真和假的問題：前者指責我假，怕讀者不接受；后者卻擔心我真，怕給刊物惹事。

總之，都被退稿了。

他沒有放棄。這本書塵封了11年，被退稿17次，由最初的120萬字，最后又縮減到了20萬字，跟隨他從北京魏公村一路輾轉到了成都。

然而，十幾年后，同樣的一本書，卻忽然獲得了國內乃至全球的關注——

簡體中文版累計銷量超過100萬，入選“企鵝經典”文庫的中國當代小說杰作，被《經濟學人》雜志評為2014年全球十佳小說之一。

被譯為30多種語言，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發行，近40余家國際主流媒體長評推薦，全球圖書館收藏量第一的中文作品。

這本書，就是《解密》，麥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此后，他又陸續寫作了《暗算》《風聲》，隨后在所謂的“諜戰”領域轉身，回到故鄉，完成了向人心發問的《人生海?！泛汀度碎g信》。

作為長篇創作的開端，《解密》無疑是特殊的。

今年的北京國際書展上，麥家與30名漢學家再次談起了《解密》，談起了自己的創作歷程。

問：請分享一下自己的寫作歷程吧。

麥家：1991年，我馬上要畢業了，但滿腦子卻是坐下來寫一個“大東西”。我根本沒想到，這個作品會讓我備受折磨，讓我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退稿，一次一次地等待，以至于我的全部青春都要被它浪費掉。

我寫它的時候，我才二十多歲，還不到三十歲，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已經快四十歲了。中文出版以后，又等了12年，直到2014年才在世界上大放異彩。這困難是超出常規的。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對寫作、對《解密》有一種徹頭徹尾的忠誠，乃至于是一種生理的需求，所以我一直對它不離不棄。有時候即使遺棄了，但是幾個月之后又重新和它相處了。它不但改變了我，也塑造了我。

問：您在創作過程中會不會考慮讀者？不光是中國讀者，還有全球讀者，會影響您嗎？

麥家：如果壓力過大，人的動作會變形，這是我一直提醒自己的。我寫作的時候只有一個讀者，那就是我自己。寫作時，我像孫悟空一樣，變成各種各樣的人，寫出各種各樣人的情感。我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個抽象的人，既是一個來自過去的，也是走向未來的一個人。這是我對作家麥家提的要求。

問：為什么選擇了諜戰文學的風格？

麥家：風格是被風吹著走的。我曾經寫出了類似諜戰風格的作品，就是《解密》《暗算》《風聲》，但我不希望一直在舒適圈里面。

間諜文學有一定的局限。讀者會覺得這些間諜來無蹤去無影，身負特殊使命，他們也許跟我是不一樣的。這樣就會缺乏同理心，把我筆下的人看成是在玻璃那一邊、山嶺那一邊的人。其實我是想利用一種特殊的環境，去試探人心最深刻的，甚至是最幽暗的一面。后來的《人生海海》就走向了民間、走向了川流不息，讀者也就產生了同頻共振的感覺。

問：您的小說被譯成了世界許多語言，請問，國際傳播上有沒有您自己想不到的事情？

麥家：首先，我沒想到我的書要等十二年才能走向世界。第二個想不到是，它走向世界的時候，確實有種“一鳴驚人”的感覺。當時倫敦書展上，一夜之間賣出了19個世界版權。這是史無前例的。

之前，我在塞爾維亞做活動。我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到大街上，拉到各個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去做宣傳。我走到哪里都會看到，街上、公共汽車里、公共汽車站都是對《解密》的宣傳廣告。甚至我在那幾天仿佛成了塞爾維亞的一個公眾人物。

雖然走出世界的路非常難，但是有大家的相助，我們讓世界看到了各位中國作家講述的故事。我覺得，今天的世界需要這些溝通，因為沒有溝通就容易導致誤解，而誤解很容易產生沖突。這個世界沖突太多了，溝通太少了。

我記得一個故事。馬爾克斯是一個極其幽默而坦然的人，他很少會感動，但當他聽到法國總統密特朗對他悄悄地說，“你屬于我熱愛的那個世界”，他熱淚盈眶了。此時此刻我也有這種感覺。你們是我最熱愛的人，愛文學、愛和平的人，給這個世界柔軟和生動的人。

問：有人認為，如果想了解中國的狀況，還不如看一個講中國歷史、講中國當代社會的作品。麥家老師覺得小說在這個方面有什么優勢？

麥家：小說雖然是詩歌的，但它絕對不是虛假的。我會非常清楚怎么去寫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它是有邊的，有一個既成事實，我在表達的時候，只要忠誠于我、忠誠于這個事實。但當我要寫小說的時候，我就是要在無邊當中去尋找一個邊，這個邊不是屬于我，它屬于人類。

問：作為一個作家，您認為該如何去講述中國的故事？

麥家：生活里面其實充滿亂象、假象，但它不代表生活，不代表全面的真實。小說才是全面的真實，小說必須要對生活做文學提煉，把人性當中最底層的、最真實的、最穩固的那部分表達出來。

如果說你看到我的散文，你了解的只是我。但你看了我的小說，你了解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國，甚至是我和我的當代世界。寫紀實的東西時，我只要讓自己內心安靜下來，讓時間固定下來，就可以充滿信心地寫作。但小說，我經常要顛來倒去的構思。因為它太浩瀚了，它不代表你，它代表的是人類。

我記得巴爾扎克曾經說過，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一個民族的心臟藏在哪里？肯定不是藏在某一個報告文學里面，也不是藏在某一個散文里，它肯定是藏在某一部偉大的小說當中。

1991年那個想寫一部大作品出來的麥家、帶著書稿四處碰壁的麥家，也許想不到，如今自己的書已經走向國際世界，而他也將與無數讀者對話，說起文學、熱愛、挫折，與永不熄滅的創作之心。

當然，也許他也想過。

畢竟，誰說這本書不會暢銷？

時間自有答案。

11年的光陰，就這樣落于書的末尾，成了《解密》其書、麥家其人最好的注解。

《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過來了，其步履是那么蹣跚、難看，但蹣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幾分不畏的執拗和蠻勁。這不是一次寫作，而是我命運中的一次歷險，一次登攀，一次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