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創作大賽上，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孫權派呂蒙與陸遜聯合攻取荊州，擒斬關羽，劉備該不該發動軍隊報仇？其實這個問題根本不需要多問，阜陵王劉延（漢光武帝劉秀之子）的后裔、曹魏侍中劉琰早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蜀雖然疆土狹小，實力弱小，但劉備的謀略之心不容小覷，他必定會動用強兵威武自強，以示自己依然強大。更何況關羽與劉備的情誼如同父子，義氣深厚，關羽死后，如果劉備沒有任何反應，不僅曹魏和孫吳會輕視他，連蜀漢的內部也會陷入動蕩，最終使得蜀漢的政權崩潰。”

無論是歷史上蜀漢的劉備，還是普通百姓、地方諸侯，當自己的地盤被侵占、親如兄弟的大將被殺，怎么可能不有所反應呢？如果劉備在關羽被擒斬后絲毫沒有表示，曹丕和孫權就算不看得起他，蜀漢的內政也會因此動蕩不安。劉備一生為蜀漢打下的根基也會因此崩塌，曹魏和孫吳乘勢而上，最終徹底吞并蜀漢，劉備的聲望和地位也會徹底消失。

那些勸劉備“顧全大局”的人，未免顯得有些不合時宜。這些人或許從未經歷過劉備所面臨的困境，卻總以“為大局著想”的口吻來批評他。殊不知，孫權早已占領了荊州，關羽被捕斬殺后，孫權為什么不送還關羽，而是直接殺了他？在這樣的情況下，誰又能勸孫權展現寬容與大度？孫權不僅已經完全撕破與劉備的盟約，甚至還主動投靠了曹操。這時，如果劉備還忍氣吞聲，只能讓孫劉聯盟名存實亡，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孫權已經剝奪了劉備的荊州一部分領土，聯盟破裂在所難免，下一步極有可能是曹魏和孫吳重新瓜分益州和漢中。孫權在襲取荊州、擒斬關羽后，實際上是在向曹操示好，表明自己有意投向魏國：“孫權遣使上表，稱自己欲效忠曹操，并邀請曹魏代漢自立。”

事實上，孫權向曹魏的投誠行動早在建安二十二年就已開始了。當時，孫權派遣都尉徐詳向曹公傳遞降表，表達投靠的意圖，而曹操也巧妙地利用了這個機會。關羽雖然困守襄陽，但孫權并未停止對他的攻擊，直至通過呂蒙和陸遜的合力行動，才成功擒獲關羽。

孫權襲取荊州之后，他主動向曹操表示效忠，并得到了曹操的認可與支持。曹操表彰孫權為“驃騎將軍”，并封他為南昌侯，孫權在后來更被加封為“大將軍”，并給予了九次賞賜。

如果再考慮到后期孫權已經完全臣服于曹魏，那么劉備若選擇出兵反擊孫吳，既面臨曹魏的夾擊，也可能失去更多的地盤。尤其是當孫權開始向曹丕進貢，并試圖與其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系，劉備的軍事壓力也愈加巨大。

正因為孫權在經過這些政治操作之后，主動向劉備求和，才引發了蜀漢的深思。對于許多人來說，諸葛亮和劉備低頭求和似乎是為了“戰略保全”，但其中的原因遠比表面上復雜得多。

實際上，孫權多次主動向劉備示好，第一次劉備堅決拒絕了他，而第二次則因劉備的身體狀況不佳，才勉強同意了孫權的和談請求。這一切都證明了孫權當時的焦慮與恐慌，也讓劉備意識到正是時候乘勢而為，給予孫權更多壓力，打破現有的僵局。

與此同時，曹魏與吳國之間的博弈更是復雜。曹操盡管軍事上占有優勢，但在荊州、襄陽的戰斗中卻沒能從根本上吞并孫權的領土，反而被各方局勢所牽制。曹魏與吳國的博弈一度陷入僵局，直到后期的局勢才有了新的變化。

總的來說，襄樊、夷陵的兩場戰斗對三國格局的影響極為深遠，劉備與曹操的痛失良機使得孫權得以在夾縫中生存下來，甚至利用曹丕與劉備的內外交困，一度贏得了更多的戰略空間。歷史上這一切的轉折，給我們帶來了一些無盡的想象：如果諸葛亮能夠更早地采取行動，劉備能否在孫權的進攻中獲勝，三國格局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至此，雖然孫權在戰爭中經歷了幾次敗北，但他成功地在動蕩的局勢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并且從中撈取了不少利益。曹操和劉備雖然屢次錯失最佳機會，但這些失誤正好為孫權提供了喘息之機。如果劉備能夠及時恢復健康并且與諸葛亮和趙云聯手，或許三國歷史會有截然不同的結局。

然而，歷史的車輪并沒有倒退，我們只能從已發生的事件中窺探三國的微妙變局。這些錯失的機會，終究成為了歷史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