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塊來自明朝的信符和一塊沉睡千年的唐代界碑重見天日，兩塊文物共同指向麥克馬洪線，關于印度邊界，歷史文物給出了答案。

中國學者高志凱在電視辯論中一句“我們也能沿恒河劃線”的言論，引發印度輿論海嘯般的憤怒與恐懼。

印度網民疾呼“西藏當屬印度”，然而此時部分中國學者卻暗貶高志凱的“恒河線”過于隨意，力捧英式麥克馬洪線至少按山脊劃分。

塵封的明朝信符同時指向恒河流域時，誰還敢說中國歷史在這里沒有的資格與此評說？

恒河天竺北界石和明朝符令，這里曾歸古代中國管轄！

對于中印邊界的輿論爭議，來自中國知名國際關系學者高志凱參加了一場中印對話節目。面對印度代表執著地引用1914年英國殖民者“用鉛筆在地圖上隨便畫的”麥克馬洪線作為所謂“法定邊界”依據，高志凱一針見血地反詰：“殖民者畫的線算數？那我們今天在恒河畫條線，說整個恒河流域歸中國，印度答應嗎？”

印度代表瞬間情緒失控，甚至被描述為“氣壞了，連線都斷了”。

這一言論的組合，在印度國內引爆了前所未有的輿論。社交媒體上充斥著極端言論，有網民高喊“整個西藏都該是印度的！”

印度一邊抱著殖民主義那套東西（麥克馬洪線）不放，一邊對有歷史根據的地理劃分各種否定。

更值得深思的是部分國內觀點，竟有學者以表面理性論調貶低“恒河線”，聲稱“麥克馬洪線至少按山脊劃分，恒河線太隨意”。

如果自己人都開始貶低自己，誰還會尊重先輩用血肉守護的土地？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網上開始流傳一份珍貴的考古傳聞。

印度恒河，當地民眾與考古人員清理后驚奇地發現，石面上鐫刻著清晰可辨的漢字“天竺北界”。經網傳消息初步判斷，這塊界碑“字是中國古代刻的，大唐年間的東西”，雖歷經滄桑，石頭很舊，但字跡還能看清楚。

這個“天竺”即古代印度核心區域的稱謂，此碑標記雖然非常清晰，不過對于這塊碑究竟是真是假，仍然有待考察，畢竟這塊碑出現的實在巧合，又經過各種真假評說，很難確定其真實性。

不過關于唐朝對印度的這塊歷史，確實有真實記錄存在的。

公元貞觀二十一年（647年），正值大唐鼎盛。唐太宗李世民派遣使團出使天竺，時任正使便是王玄策。然而，當王玄策率團抵達當時天竺核心區域時，遭遇了劇烈政治動蕩，中天竺老王去世，權臣阿羅那順弒主篡位，并對唐朝使團發起突襲。

據《資治通鑒》記載，阿羅那順的軍隊“殺王玄策的手下，搶奪了財物”。王玄策本人幸免于難，他展現出非凡的膽識與外交才能，單槍匹馬向北疾馳，向吐蕃借兵。

他成功從吐蕃借得1200精兵，從尼泊爾調來7000勁旅，合兵8000余眾，迅即揮師南下直搗黃龍。

王玄策率聯軍勢如破竹，“直接打到恒河邊”，徹底擊敗了篡位者阿羅那順的大軍，并一舉將其“俘虜”，同時被俘的還有“二千多人，牛馬二萬余頭”。

王玄策押解著俘虜和戰利品凱旋長安，因立下“一人滅一國”的曠世奇功，被唐高宗封為正五品的朝散大夫。這段史實在西藏日喀則吉隆縣發現的《大唐天竺使出銘》石碑上得到了明確印證，碑文詳細記載了王玄策這次傳奇遠征。

“天竺北界”碑的落點正在于此，它不僅標識了大唐軍事力量的實際控制或影響力范圍的南緣（直抵恒河），更深刻揭示了唐朝對整個青藏高原以南、恒河以北區域的強大支配力。

永樂信符，中國印記

如果說唐代碑石證明了華夏力量在恒河流域的存在，那么收藏于印度阿薩姆邦的明朝底馬撒宣慰司信符，則以不可辯駁的形態揭示了古代中國對喜馬拉雅山南麓印度東北部領土行使管轄權的確鑿歷史。

這方信符絕非普通器物，銅質鎏金，高22.5~23.5厘米，重870克，顯盡威嚴。銘文正面中央為楷體大字“信符”二字；左上側刻“永樂五年月日造”小字，清晰標注制于明成祖朱棣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

銘文背面正上方為篆書“皇帝圣旨”，彰顯至高皇權。左下刻“合當差發”，右下刻“不信者斬”四字，三列文字呈品字形排列。右側下端刻“底馬撒宣慰司”小字，標明歸屬轄區。

側面刻有“文、行、忠、信”四字半體，中上部設有騎縫編號，采用復雜的陰刻/陽文配對技術。這是防止偽造、確保政令通達的精密設計。

底馬撒宣慰司從何而來？它與阿薩姆邦有何關系？

長久以來，由于清代學者編撰《明史》時的失誤，將底馬撒標注在“緬甸勃固東南”。近代史學泰斗譚其驤在繪制《中國歷史地圖集》時沿襲了這一錯誤。但通過信符記載與地理、民族遷徙史交叉印證，其實際位置清晰指向：今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地區。

這塊信符是20世紀初由英國學者古爾登(P. R. Gurdon)在阿薩姆邦焦爾哈德縣(Jorhat)的阿洪傣(傣族后裔)王室后裔家中發現，成為顛覆史冊的關鍵證物。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傅友德、藍玉、沐英統率30萬大軍南征云南。次年（1382年）平定全境，設云南都指揮使司和布政使司，命沐英世代鎮守，并在偏遠民族地區建立“三宣六慰”制度進行羈縻統治。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宦官楊瑄、給事中周讓深入云南，招撫更西南“百夷”（傣族先民）部落。使團歷經數月艱苦跋涉，從云南滇池進入百夷，長途跋涉幾個月，才到達底馬撒。永樂四年（1406年），與底馬撒鄰近的大古剌（位于今緬甸勃固地區）酋長潑的那浪派遣龐大代表團隨明使前往南京朝貢，并代表底馬撒等部落向明朝表示愿意歸附，請求設置官府統領管理。

永樂皇帝順應其請，設立“大古剌”與“底馬撒”兩個宣慰司以及五個長官司。其中臘罔帕（臘罔帕）被冊封為底馬撒宣慰使。永樂五年（1407年）正是鑄造這方信符并賜予他的時間。永樂六年（1408年）底馬撒宣慰使臘罔帕親自入京朝覲，貢馬及方物，朱棣賜茶回禮，主從關系確立。

信符流落阿薩姆，指向其原主人臘罔帕的族群身份，傣（泰）族。 阿薩姆邦的主要民族阿薩姆人是13世紀從中國云南瑞麗(古勐卯)遷徙至此的傣族首領蘇卡法所建阿洪姆王國的后裔。明初的底馬撒政權，同樣是由西遷傣族建立，并臣屬于明帝國。明朝信符在此出土，徹底擊碎了所謂“印度東北部與中華文明無關”的迷障。

1914年，英屬印度殖民政府的代表麥克馬洪爵士，僅憑一支鉛筆，在西姆拉會議的地圖上劃了一條單方面的“邊界線”，這便是麥克馬洪線。其時，“印度還是英國殖民地，根本不是獨立國家”。

這條線完全無視千年來的地緣政治現實和民族分布邏輯，更是對中國領土的公然竊取，印度以此為依據聲稱擁有中國藏南地區約9萬平方公里土地。

阿薩姆地區的主體人群阿薩姆人，其根源可追溯至中國云南傣族（泰族）的遷徙，其文化與血緣與中華文明密不可分。

麥克馬洪線正是這個大英帝國殖民工程的遺毒。而高志凱提出的“恒河線”，其依據是恒河源頭在中國青藏高原的地理事實，是唐朝經略恒河的千年遺跡，是明朝信符在阿薩姆邦的統治烙印。它所代表的歷史縱深與治理依據，遠非一根殖民鉛筆隨意勾勒的線條所能企及。

恒河劃線論”刺中了印度民眾的兩大軟肋：其一，恒河源頭在中國，5億印度人的“圣河”命脈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二，比地理依賴更致命的是，印度東北部主體民族阿薩姆人的根在云南傣族，其祖輩蘇卡法于13世紀自瑞麗遷入的歷史清晰可循，而中國明朝曾在此設置宣慰司、鑄造信符的歷史更是顛覆了其對“固有領土”的敘事。

這塊土地的歷史歸屬在永樂帝賜予的信符面前，容不得半分質疑。

沉默，或許是新德里眼下唯一能做的、最無奈卻最安全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