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布了最新的司法解釋——“關于依法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選擇辯護人權利有關問題的批復”，對近些年刑事訴訟領域愈演愈烈、屢屢釀成社會熱點、各界都質疑不斷的“占坑式辯護”問題，作出了權威性的規定。

按照以上規定，無論是在公安機關偵查、檢察院批捕審查起訴階段的犯罪嫌疑人，還是刑事案件法院審判階段的被告人，即便前期的刑事訴訟程序中，司法機關經其同意指定了法律援助機律師提供法律援助，其監護人、近親屬還可以自行另外委托辯護人，受委托的辯護人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經會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選擇了家屬委托的辯護律師，法院、檢察院應當及時通知終止法律援助。

如此規定，核心內容有三項：一是確認了存在法律援助律師的情況下，家屬也可以委托辯護律師；二是確認了家屬委托律師具有會見權；三是規定了用法律援助律師還是委托律師，決定權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如此的規定，并不是什么創新立法，只是對法律規定中的有關內容的權威答復。規定的核心內容，跟煙語君此前的文章觀念一致，也在網上可以找到類似的法律觀點?？上У?，此前的觀點僅是個人觀點，是否聽從的決定權在具體的辦案機關。

所謂的“占坑辯護”，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公檢法等辦案機關對處于羈押狀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了辯護律師（一般指法律援助律師）而且是兩名，家屬即便依法自行委托了辯護律師，也會見不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能在審判階段提供辯護服務，目的就是排除不聽話的委托辯護，法律援助律師基本就是配合司法工作。

最典型的“占坑辯護”，莫過于曾經發生過委托律師“刨祖墳式辯護”舉報辦案人員、公開懸賞搜集法律援助律師違規違法線索的四川內江趙某某案，家屬及其委托律師對法院指定法院援助律師的決定沒有法兒，就采取各種手段，連續兩次逼退了兩任的法援律師，可沒想到，法院在出現辯護律師出現空缺的情況下，也沒有讓家屬委托律師遞補上，第三次又指定了法援律師，繼續抵制家屬委托律師。

還有一起是海口中院審理的陳某清案，庭審中，陳憲清曾讓法院為自己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師閉嘴，其稱“我又沒有委托你做我的律師，你不要說話”。家屬的委托律師，在案件開庭時的2024年5月24日，手持著家屬的委托書和律師證等委托手續，還是被法院裁決沒有代理權，決定逐出法庭。此時，誕生了那張經典的律師被法警“架離”法庭的照片，至今在網上熱傳。

可以說，上述的司法解釋出臺，張慶方律師功不可沒！這也體現了那句話，權利從來都是爭取來的。盡管無數的法律文章，都分析出了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家屬委托律師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決定誰做自己的辯護律師。可是，真正的一次次將文章觀點變成實際行動的，張慶方無一是第一人，廣大律師都是其行為的受益者，那些做“第二公訴人”的法援律師，根本不是什么權利的爭取者。

不過，也有人提出擔憂，盡管最新的司法解釋規定的很明確，但能不能在現實司法中得到貫徹落實，會不會又變種出新的花樣，擠走委托律師，還有有待觀察。

就如同“澎湃新聞”在評論這個司法解釋時提到的，我國《刑事訴訟法》充分保障當事人接受辯護的權利，國家還設計了法律援助辯護制度，但這一兜底性、補充性的規定，在一些地方被念歪了經。個別地方的辦案機關擔心當事人委托的律師，在未來的訴訟過程中“動真格”、從嚴推敲證據、依法質疑辦案程序，就選擇讓法援律師“占坑”，阻撓當事人委托真正代表其權益的律師，結果法律援助制度變了味道。

也有人針對最新的司法解釋的貫徹落實提出的了擔憂：辦案機關向在押人員轉達近親屬委托信息時，利用其信息不對稱、心理壓力巨大等情勢所迫，誘導甚至脅迫其在簽署聲明表示“不更換辯護人”或“同意現有法援律師繼續辯護”。一旦此類材料，還是等于架空了上述的司法解釋規定。

法理上，司法機關辦案，不應該發生跟案件結果的利益沖突，可在長期的有罪推定、公檢法互相配合、司法考核利益等因素的影響下，司法人員跟案件的辦案結果已經發生了直接的利益掛鉤。

案件只要刑事立案，就要移送公訴；檢察院指控的案件，就要判決有罪，只有如此的流程，公檢法辦案人員就可以實現辦案利益的最大化。反之的話，各環節的辦案人員就會面臨著輕則考核利益受損，重則自己受到調查處理的局面。

據此，不改變以上的司法“窠臼”的話，即便是出臺了司法解釋，明確了委托律師的會見權、家屬委托權、在押人員的選擇權，可辦案人員基于自己的各種利益考量，還是一如既往的抵制挑毛病的委托律師，會不會再換個花樣繼續抵制呢？又該如何解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