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戰時期，歐洲猶太人逃無可逃，幾乎所有國家都閉門不納，只有中國上海，不問簽證、不查護照，默默接納了數萬難民。

上海隔都的誕生與發展

1933年，德國納粹上臺，猶太人開始被剝奪公民身份，到1938年，奧地利并入德國，反猶政策蔓延整個中歐。

猶太人急于逃亡，卻被各國拒之門外，唯一的例外，是遠東的上海。

彼時的上海，處于三權混雜狀態，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被日軍控制的市區并存，邊界模糊，管理松散。上海港口無需簽證，也不查護照，任何人，只要能上船，就能登岸。

1938年起，大批猶太人開始通過海路涌入，他們從德國、奧地利、捷克出發，經蘇伊士運河，抵達香港、新加坡，最終進入上海。

許多人抵達時身無分文，只靠一張船票和一紙中國簽發的入境文件。

他們被安置在虹口、閘北等地，那是上海最擁擠、最貧困的區域，樓房破舊，屋內潮濕，一間房擠三家人，冬天蓋草席，夏天沒水喝。生活極為艱難。

但很快，一批上海本地的猶太商人開始籌集資金，援助新來的同胞，他們租下公寓，辦學校，修會堂。美國猶太組織也派人來發放食物券、藥品和救濟金。

這些逃難者自己也努力謀生，有人成了修表匠，有人開起咖啡館，有人教德語，他們把虹口一帶打造成一個小型“維也納”，有報紙、劇院、面包店和猶太教堂，活得克制而體面。

1943年，日本當局設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猶太人被集中遷入虹口一帶，行動受限，生活條件進一步惡化，但即使在封鎖中，他們依舊維持秩序，互助共生。

上海接納了至少25000名猶太難民，這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是獨一無二的，不是因為中國富有，不是因為有國家政策，而是因為上海沒有關門，中國人沒有攆人。

何鳳山的“生命簽證”

1938年3月，德軍吞并奧地利，納粹軍旗飄揚在維也納街頭，猶太人開始被成批遣送進集中營。

銀行賬戶凍結，住房查封，孩子被驅逐出學校。維也納的猶太家庭陷入徹底絕望，那年夏天，中華民國駐奧地利的總領事館門口，開始排起長隊。

何鳳山，當時的總領事，湖南益陽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見慣了歐洲政治風云，也看清納粹的殘酷。

他知道，那些站在他館門外的猶太人，若無人肯收留，不出數月就會消失。

許多國家的大使館都已經關門謝客，簽證窗口形同虛設，何鳳山沒有關門，他打開抽屜，拿出印章，簽下第一份前往中國上海的“生命簽證”，那是一張通往自由的通行證。

當時的上海不查簽證，也不設移民條件，但航運公司、邊檢機關通常要求持有目的地國的“入境許可”才售票，這張簽證恰好能讓猶太人繞開官僚障礙，順利登船。

館內人員有人反對，說這是“引火燒身”，何鳳山沒爭辯，繼續簽，他設立專門窗口，讓難民集中申請。有人遞上孩子的照片，有人帶來醫生證明。

有人鞠躬致謝，有人流淚跪地，他從不收禮，只輕聲一句：“快走。”

何鳳山親筆簽發的中國簽證

到1939年，已有數千人依靠這些簽證離開維也納，從意大利、希臘、馬賽或香港轉道，到達遠東上海，他沒被嘉獎，反而因“程序不合規”被調離崗位。

他沒申辯，也沒解釋，臨走時，只對熟人說了一句：“總比讓人死在鐵絲網里強。”

多年后，許多難民后代在美國和以色列尋訪資料，才發現在他們祖父逃出生天的背后，有個叫Ho Feng Shan的中文簽名。

2001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他“國際義人”稱號，這是對非猶太人拯救猶太生命的最高認可。

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獲此榮譽的外交官，名字被刻在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的“正義之林”中，與波蘭的辛德勒、荷蘭的特魯斯·維赫爾等人并列。

以色列媒體曾說：“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圣人，只是一個做了應該做的事情的中國人。”

他沒有官位加身，也無媒體背書，他手中的武器，僅是一枚印章、一份同情心。

在那段全世界都把門關死的歷史中，何鳳山留下的，是極其稀有的光亮。

中國政府的援助計劃

猶太難民到了上海，生活極為艱難，城市已被戰火圍困，食物緊張、住房不足，虹口一帶幾乎人滿為患，救濟也捉襟見肘。

如何長期安置這些無國籍難民，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現實問題。

1939年，云南地方當局向南京提出了一個新方案：將猶太人遷往云南邊疆，開墾土地，自謀生路。

這個設想，并非空穴來風，提出人正是當時統治云南的軍政強人龍云。

龍云掌控滇省多年，熟悉地方狀況，他指出，云南地廣人稀，尤其是騰越、蒙自一帶，靠近滇緬公路，交通便利。

若能將這批受過教育、有資金、有組織能力的猶太難民引入，不僅能解決他們的生計，還能帶動云南邊區經濟發展。

當時擔任國民政府副主席的孫科對此也表示支持，他甚至提出，讓猶太人在那里建立一個“特殊移民區”，實行高度自治。

文件中并未明確提及“國家中之國”，但規劃草圖上寫著“工商業特區”“準許建校設社”，這些字眼，令中央層面警惕。

同時也有反對聲音，部分國民黨官員擔心，若猶太人在中國內地大量聚居、形成民族自治，日后可能帶來不可控的外交或政治問題。

張群、朱家驊等人曾向蔣介石匯報：“民族不同，若久居則必有訴求。”

還有現實難題，抗戰正值膠著階段，財政緊張，無力支持大規模安置工程，緬甸、泰國也對中轉猶太人持模糊態度。

原本設想由海路轉道緬甸，再通過滇緬公路入滇，但緬方遲遲不批入境許可，導致運輸路徑難以打通。

1940年底，云南計劃基本擱置，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東南亞，滇緬公路被切斷，這一設想徹底宣告失敗。

不過，這段史實留下一個清晰的信號：在全球拒絕猶太人之時，中國政府曾認真考慮給他們一塊生存之地。

即便最終未能實現，這個想法本身，就有其獨特分量。

中猶友誼的歷史見證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上海解放，隔都的大門被打開，猶太人終于獲得自由，此時，虹口的猶太人口仍在兩萬左右，大多處于等待離境狀態。

戰后，約90%以上的猶太人選擇離開上海。

他們有的去了美國，有的去了巴勒斯坦（即將建國的以色列），也有一部分前往澳大利亞、加拿大，到1957年，在上海的猶太人口不足百人，小維也納隨之消失。

上海沒有留住他們，但猶太人記住了這段歷史。

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為何鳳山設立紀念樹；2007年，以色列駐華領事代表26家公司，向上海虹口社區捐款，用于教育與醫療。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也在這一年正式對外開放，坐落于原摩西會堂舊址。

館內陳列著當年猶太人的難民證、生活用品、護照和家書，展廳墻上掛著一句話：“在最黑暗的年代，上海是一道光。”

不過，這段歷史在國際話語中，長期被忽視。

2024年5月5日，以色列舉行猶太人大屠殺紀念活動，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講話中稱：“二戰期間，沒有國家真正援助過猶太人。”這句話引發爭議。

中國國內媒體迅速回顧了上海與何鳳山的歷史，多位親歷者后代也公開發聲，反駁“遺忘”的敘述。

“我們家就是拿著那張上海簽證才逃出來的”，一位來自美國加州的猶太學者說。

這場風波再次說明，歷史記憶具有選擇性，有時不是因為真相不存在，而是因為講述的人不一樣。

幾十年前，中國在最困難的時候接納了別人，如今，反倒成了不被提起的片段。

對中國而言，這段歷史本無意炫耀，當年接納猶太人，不是基于利益，也不為外交，而是出于人之常情。

人道主義不是口號，是行動，不是站在高位做演講，而是像何鳳山那樣，坐在小屋里蓋一個章，挽救一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