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發現了嗎？摩登繁華的大都市上海，正逐漸被不少年輕人“舍棄”。

2020年，上海的外來人口數量還有1040萬，可到2024年，就驟降至980萬，短短時間內減少了60萬人。

換算一下，這意味著每16個外來人口里，就有1人選擇“離開”。

而造成這一現象的背后，上海高達577萬的老齡人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曾經，上海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地方，可如今為何卻難以留住年輕人的腳步？如此龐大的老年群體，又給這座城市帶來了哪些難題？

高昂的生活成本是生活在上海的每個打工族的痛。作為全國經濟中心，其房價、租金水平以及日常消費價格，無一不處于國內領先地位。

即便你每月能拿到兩萬元的薪水，想要在市中心租下一間一室一廳的住所，也絕非易事。因為這樣的房子，月租金往往高達6000元到8000元。

倘若選擇退而求其次，搬到較為偏遠的郊區居住，雖然房租壓力會有所減輕，但隨之而來的交通成本，又會成為一筆不可忽視的額外開支。

更不要說動輒每平米超5萬的房價，即便勉強購房，高額房貸與物業管理費也壓得年輕人喘不過氣。這種經濟壓力直接導致許多打拼者陷入“月光”循環，甚至依賴借貸維持生計。

而且盡管上海就業市場呈現供需兩旺態勢，但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對高端人才的渴求，與傳統行業轉型困境形成鮮明對比。

再加上高校畢業生人數屢創新高，熱門崗位更是“僧多粥少”，部分行業“996”工作制常態化，職場人背負經濟下行壓力與高強度考核標準。這種環境下，年輕人收入預期下調，消費能力與意愿雙雙受挫，甚至出現“消費降級”趨勢。

還有就是許多年輕人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的雙重壓力，在上海子女教育競爭激烈，優質教育資源獲取成本高昂。

與此同時，長期異地打拼導致的親情疏離，這就促使部分人選擇回歸家鄉或二線城市，以尋求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的文化多元性帶來機遇，但也讓部分外來人口遭遇語言障礙、社交圈層固化等問題。戶籍制度限制、公共服務獲取門檻，進一步加劇了“滬漂”群體的漂泊感。

盡管政策層面推出“人才新政30條”等舉措，但高學歷人才落戶仍需跨越社保基數、職稱評審等重重門檻。

再加上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大城市病”長期困擾居民，通勤時間成本高企，地鐵高峰時段擁擠不堪。

與此同時，年輕人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已從物質層面轉向精神層面，音樂節、藝術展等文化消費需求，與高強度工作形成矛盾。

這種失衡促使部分人反思：是否值得為“一線城市光環”犧牲健康與生活樂趣？

還有就是國家產業政策調整、部分行業外遷，疊加經濟下行壓力，使得部分崗位穩定性下降。

盡管上海著力打造“15分鐘就業服務圈”，但新興產業對技能迭代的高要求，仍讓傳統行業從業者面臨轉崗風險。這種不確定性，疊加生活成本壓力，促使年輕人尋找更具性價比的發展空間。

而促使年輕人離開上海的，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口老齡化。

在上海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年群體規模達到577萬，其在總人口中的占比也一路攀升至37.6%，也就是說平均每三個上海戶籍人口里，就有一位是老年人。

上海目前老年撫養比已逼近50%，這一現狀清晰地反映出在職人員與退休人員之間的供養關系出現了嚴重失衡。

面對社保基數連年上調的情況，企業為了控制成本、維持運營，不得不采取壓縮人力成本的策略。

就拿2024年來說，上海的最低社保基數已經漲到了7384元，這一數字遠遠高于深圳、蘇州等城市。企業因此承受的用工成本壓力，最終直接體現為招聘崗位數量的減少。

金融行業降薪裁員、互聯網紅利消退，連曾被視為新經濟引擎的拼多多也放緩擴張步伐，傳統優勢產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萎縮。

對于年輕人而言，即便名校畢業也難以在短期內積累購房資本，更遑論承擔育兒與贍養老人的雙重經濟負擔。

年輕人逃離上海，本質是城市發展與個體訴求矛盾激化的結果。當高昂生存成本、職場內卷、家庭責任、文化隔閡等多重壓力疊加，部分人選擇“戰略撤退”實屬理性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