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影《醬園弄·懸案》引發了不少熱議。

故事的原型，一樁20世紀40年代在上海灘轟動一時的民國奇案——周慧珍殺夫案，于80年后再次進入大眾的視野。

《雜志》刊登了“殺夫案筆談”

1945年3月20日的清晨，醬園弄85號2樓的婦人詹周氏，披頭散發癱坐地上，身旁的皮箱里，裝著她零碎成16塊的丈夫詹云影……

一件普通的弒夫案件，僅在同年的5月3日就迎來了死刑的判決，為何卻發酵到街談巷議，甚囂塵上，被稱為“民國四大奇案”之一呢？

詹周氏得以逃出生天，不在于三流小報里捕風捉影、博人眼球的低俗炒作，而是1945年6月，《雜志》刊發了女作家蘇青的文章——

《為殺夫者辯》！

當街巷輿論將詹周氏代入潘金蓮，“義正言辭”定她“該殺”，蘇青卻敢為人先，呼吁減輕刑罰，為詹周氏發聲。

為手刃親夫的女犯人叫冤喊屈，這份“奇葩”言論，在當時掀起軒然大波，熱度空前。

1945年7月，《雜志》特意辟出了“殺夫案筆談”專欄。

詹周氏由二審死刑減至15年，到重新組織家庭，最后安然退休，活到90歲高齡。

她的人生到底經歷了怎樣神奇的跌宕起伏？

孤女周慧珍：“我把大塊頭殺了”

詹周氏沒嫁人之前，也是有名有姓的。

她出生于江蘇丹陽，父母在世時，喚作杜春蘭。以花為名，想來她的降生，是備受家人喜愛的。

可惜年幼相繼失去雙親，春蘭只能在親戚家討口飯吃。待到七八歲，又被“送”去上海一戶周姓人家，名義上是收為養女，其實就是個被使喚的小丫鬟。

杜春蘭改名為周慧珍。

屬于這個名字的命運齒輪開始轉動，為她的悲劇人生埋下伏筆。

沒受過任何教育，沒有家人的關愛，在周家謹小慎微地生存，看慣了眼色，讓她的性格過于溫吞隱忍。

17歲，養母便將周慧珍許給在自家典當鋪做朝奉的安徽小伙詹云影。

1936年，周慧珍21歲，她帶著對未來的一絲憧憬，和詹云影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新閘路醬園弄85號2樓的后樓，是他們租住的新房。

她再次丟失了姓名，成為了“詹周氏”。

詹云影方額闊臉，加上身形粗壯，人高馬大，認識的人都叫他“大塊頭”。

工作算體面，人貌相又不錯，這樁婚事看起來并不太差。

日久見人心。詹云影本分了不多久，便暴露出好賭的本性，常常夜不歸宿，自然也不會有余錢給家用。

在外邊混得不順心，便回家吆五喝六，動輒打罵，拿詹周氏發泄。詹周氏只有1米5出頭，性格也不硬氣，只好咽下苦水，忍氣吞聲。

婚后沒多久，一個叫蘭喜的丫頭就大著個肚子找上了門，聲稱被東家趕出了門，要詹云影負責。

詹云影本就是玩弄蘭喜的情感，見她來投奔惱羞成怒，對蘭喜拳打腳踢，要攆她出去。

醬園弄老照片

善良的詹周氏看不下去，小心翼翼地勸阻丈夫，并且收留了無處可去的蘭喜，一直照顧到蘭喜生下孩子。

詹云影毫無人性，想要弄死襁褓中的嬰兒，還是詹周氏費心周旋，給孩子找到收養的人家。她還四處托人，給蘭喜找了個婆家。

在隨后的幾年里，詹云影越發沒了形，天天在外邊醉生夢死，游手好閑。在家里喜怒無常，暴躁易怒。

詹周氏承受著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暴力，幾度想要自尋短見。

日子艱難揭不開鍋，詹周氏在一家香煙廠找了個活計，雖然收入微薄，每天早出晚歸賺個血汗錢，但總算生活有了著落。

詹云影自己行為不端，就懷疑詹周氏在外邊有花頭，大罵她“不守婦道”，將她打癱在床，堅決不準其再出去拋頭露面。

沒了收入，詹周氏三餐難繼，只能把家里能典當的都典當了，衣箱里的衣服全都賣空了。

3月20日凌晨，吃飽喝足的詹云影回到家中，詹周氏提起窘迫的境況，卑微地商議，想賣掉家中僅有的大衣柜，得來的錢可以擺攤賣小吃維持生計。

詹云影聽后大怒，對妻子劈頭蓋臉一通毒辣打罵，直到累了才倒頭就睡。

婚后9年受窮受氣、挨打挨罵，一幕幕在心中涌起，詹周氏積攢的怨恨像一團越聚越大的烏云，往她的四肢百骸里鉆。

一個聲音在耳邊響起：“殺呀，殺呀！”

她騰地竄了起來，沖進廚房操起了一把菜刀……

3月20日早晨六點，住詹家樓下的租客王瞎子，只覺得頭上的天花板有水滴落下，他眼睛不靈，鼻頭先聞到一股血腥氣，趕忙喊上老婆上樓敲開了詹周氏的門——

只見她披頭散發，滿身血污，指了指地上的皮衣箱，里面是大卸16塊的詹云影，有氣無力地喃喃道：

“我把大塊頭殺了……”

被圍觀的詹周氏：“殺夫者該殺？”

?詹周氏一案，迅速地占據各路小報的頭版頭條，有的標題為《醬園弄血案》，有的稱為《箱尸案》，最普遍的則是叫做《謀殺親夫》……

這種不斷發酵的關注，無非是打開了人性里獵奇的本能，并且不免惡俗：

自古女子“無奸不成殺”！

不斷有人推測詹周氏肯定有一個“姘夫”，否則一個小個子的弱女子，怎么殺得一個大塊頭的男人？

于是，詹家前樓的住戶黃包車夫“賀大麻皮”賀惠賢、詹云影的酒肉朋友人稱“小寧波”的何寶玉，都成了懷疑的對象。

小報迎來了流量的狂歡，不斷迎合吃瓜群眾們越來越沒有下限的想象：

“有一家小報說是賀大麻皮‘生有異惠’，果然當天該報就多銷了數千份。又有一家小報說是賀大麻皮甚不中用……于是讀者又萬分感到興味，那張小報的價目當即發生黑市。”

詹周氏成為了一種被狎褻的談資。“惡女”、“蕩婦”成為她的標簽。

幸好新舊交接的時代，讓女性的命運有了不一樣變化，婦女們從封建的桎梏下逐漸解放，更多來自女性的聲音，能被聽到。

《雜志》作為一個嚴謹的報刊，向新女性作家蘇青發出了約稿。

街頭小報在詹周氏的身上看到了商機，不斷挖掘、編造故事，賺到盆滿缽滿；低級庸俗的閱讀群體，為捕風捉影的發酵推波助瀾。

蘇青則從女性關懷的角度，分析了詹周氏弒夫的動機：

她是長期在暴力的摧殘和忍受中，才做出這樣絕望的極端之舉。

詹周氏的處境，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絕非孤例。

更多的已婚女性選擇沉默和忍受，是因為民智未開，她們生存空間太過狹窄，可選擇的路太少。

蘇青以慈悲之心，看到“艷聞”之下，詹周氏這個活生生個體的存在——

“詹周氏可不是戲臺上的熠熠紅星，她是活在凄慘的現實世界里，沒有父母，沒有任何關心她的人，沒有負責的丈夫，沒有真心實意的情人，什么都沒有，最痛苦的又沒有錢……她是舊腦筋的女人，平日看紹興戲殺子報之類慣了，她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自殺便是殺人”。

蘇青繼《為殺夫者辯》之后，還寫了《我與詹周氏》，女作家關露，也發表了文章《詹周氏與潘金蓮》，對“淫婦可殺”論進行反駁。

周惠珍照片

盡管她們鏗鏘的聲音，并沒有改變當時詹周氏案的最終走向，但無疑將封建父權思想撕開一道裂口，讓平等的光照進來，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婦女的覺醒。

時代的沙粒：活下來的詹周氏

詹周氏實在是個小人物，她的生和死，不過歷史巨浪之下隨著命運逐流的沙粒。

但也正是歷史更迭，給她帶來了預料之外的生機。

1946年12月，因為新憲法的頒布，詹周氏成為“大赦令”的受益者，她的判決由二審的死刑減為15年。

詹周氏又重新做回了周慧珍。

剛開始她在提籃橋女監獄，在1952年轉至當時上海的飛地大豐農場。

1959年，周惠珍和農場里的一位嚴姓炊事員結婚，重新建立了家庭。

再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和諧，翻看了相關的資料，周惠珍并沒有生育，她曾在托兒所工作，并收養了一群子女。

直到90歲去世，她也再未回過曾經的故鄉上海。

電影《醬園弄》劇照

關于“醬園弄案”的那些離奇傳談，隨著周惠珍的離世而成為永遠的迷霧。小人物經歷再多，也會在時間里沉默。

都說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就是看這個社會中的女性，有沒有體面地活著。

80年后的今天，獨立自主的精神和清醒的女性意識，已經成為社會的常態。

雖然周惠珍式的悲劇已不再具備普適性，但仍可以在平等尊重和家庭和諧方面，給予我們一些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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