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中國工農紅軍穿越生死線的一場大遷徙。兩年時間，走了15個省，翻山越嶺，跨江涉河，總路程超兩萬五千里。

平均每天行軍超過50公里，還要不斷應付敵人的圍堵與追擊。大大小小的戰斗加起來超過400場，幾乎每三個月就有一次惡仗。

1934年出發時，隊伍還有八萬六千人。到1936年抵達陜北，只剩下了一萬多人。

但很少人知道，在紅二方面軍的隊列里，還有著一位原國民黨中將。

1937年主席在延安點名接見他，沒想到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回去吧……”

1935年初，湘鄂交界，熱得潮氣裹著泥腥味，撲人鼻息。

這一年，王震27歲，是紅六軍團的政委，整日一身皺巴巴的灰布衣裳，腰間拴著把馬刀。

當時紅二、六軍團在鄂西山里兜了一圈，剛把前腳從“圍剿”的口袋里抽出來，后腳又踹回去，這一回，是國軍第41師堵上了門。

這41師的師長張振漢還是黃埔出身，功課好得很，治軍一板一眼，名聲不小，是蔣介石手下能打的“中流砥柱”。

他一路咬著紅軍，從洪湖一直追到湘鄂川黔邊，路上揚言“活捉賀龍”。

他們兵多，糧足，還有火力，眼里壓根不把這些“布衣小賊”當回事。

可惜他沒算準紅軍不走尋常路。

到了六月十二日，忠堡一帶，山頭起了霧，紅軍突然掉了個頭，把他反包圍了。

王震和賀龍一拍即合，布下死局：借山卡道，以水斷路，把張振漢硬生生困在構皮嶺一線。打到這份上，勝負已起變化。

張振漢手下的軍官，全是軍校出來的，個個能背《孫子兵法》，會畫戰圖，有條有理。可他們壓根沒料到，紅軍能半夜摸黑，翻山越嶺，一口氣翻出十幾里山路。

構皮嶺成了拉鋸戰場，打仗像搶地盤，幾塊石頭一層土，你爭我奪，一日三變。

紅軍不讓，敵軍不退，打得人眼紅耳脹。

王震坐不住了，親自上陣，跑到前線的五十一團，掃了一眼，冷聲下令：“把排以上干部全叫出來。”

營長賀慶積，打仗不要命，人送外號“拼命三郎”。

他點名聚人，全團只留下每連一個主官，剩下的四十多個軍官統統拉出來，組建突擊排。

王震一錘定音：“今天就打下去。打不下來，明天也不用回來了。”

突擊排一集結完，便沖了上去。黎明響第一槍，打到日頭落山不見停。

紅軍前排倒下，后排頂上，不帶猶豫。沖壕溝、爬石墻，直逼構皮嶺高點，敵人陣型開始潰散。紅軍一鼓作氣，終于合圍成功。

張振漢這才知大勢已去。他被擒時，渾身是土，帽子也丟了，臉上黏著汗和泥，看不出原樣。

押到王震陣前，他四下打量，看誰都不像當官的，瞅見王震那身打補丁的灰軍裝，心想不過是個連長罷了。

他拱了拱手，試探著說：“連長，我想見你們長官。”

一旁的賀慶積笑出聲，抬手一指：“那位就是我們的政委。”

張振漢一愣，眼角跳了跳。他萬沒想到，眼前這個滿身塵土的年輕人，就是打敗自己的紅軍高層。

張振漢可能沒想到，自己這輩子，有朝一日會輸給個年紀輕輕的“布衣政委”；也未必想到，這支穿草鞋、挎駁殼槍的隊伍，竟也識得書香，不毀紙墨，不嘲笑敗將。

張振漢出身保定軍校炮兵科，算不上老蔣嫡系，卻也不是泛泛之輩。

文能執筆審兵書，武能親自操炮線，他講話清楚，用詞干凈，打仗也干凈利落，不靠虛頭巴腦的軍功章，在國民黨隊伍里，這樣的將官不多，老蔣對他，也算是“認賬”的。

張振漢也是賀龍的老對手，一路上跟紅軍作對不少，心里覺得自己這次可徹底沒活路了。

卻沒想到賀老總一見到他就笑著說:“紅軍寬待俘虜，只要放下武器，與人民為友，死罪可免，活罪也可免。”

張振漢聽了賀龍這番話，目瞪口呆。

不僅如此，忠堡戰后，王震坐在一塊破門板改的茶桌后頭，笑瞇瞇地開口，“張先生，打仗你懂，我佩服。若不嫌棄，不如先留下來，當我的觀察員如何？”

張振漢看了他一眼，也不繞彎：“好。”

從那日起，王震身邊多了一個灰藍軍服的“編外之人”，不屬紅軍編制，卻總跟著走、跟著看。

王震路過一支部隊，常常忽然回頭：“這支隊伍你怎么看？”

張振漢不敷衍，一一指出強弱所在。有一次指出一個排位置布得太死，王震一聽，當場叫人改部署，不帶遲疑。

時間久了，這段不咸不淡的關系，倒有了點兒味道。

張振漢有一日對賀龍說：“貴軍有王政委，是福氣。”

后來有一仗打得緊，四下形勢不明，氣氛壓得人透不過氣。許多干部都沉著臉，張振漢卻不慌，埋著頭看地圖，只扔下一句：“王政委還在前頭，不會出事。”

沒多久，前線傳來捷報，敵人陣地已拿下。

張振漢平日不說空話，閑時最愛看書。他那口書箱，打仗也不離身。

每到宿營地，他支起油燈，掏出一冊舊書，坐在角落不言不語。

有一晚，他臉色陰沉。王震路過，見他眉頭緊鎖，便問：“怎么了？”

張振漢抬起頭，咬了咬牙：“你們的兵太沒文化了，居然把我的書撕了當手紙。”

王震一聽，臉當場拉下來了。他沒多說，當夜回去，次日一早，連隊干部全被叫來。

“書你們可以不識，但不能糟踐。”王震一手插腰，另一手拍桌，“說不定哪天，你們也會把馬克思的書拿去擦屁股！”

訓完人，他下令：全軍每日認三個字，月底檢查。學不完的，士兵別提當班長，班長別提升排長，連長更甭想提營長。他還拍板：“張振漢教課。”

就這么著，張振漢從“俘虜”成了“先生”，被拉去教兵識字、講戰術。

他不講那些拿破侖、大元帥的套話，也不吹牛拍胸，只拿親身經歷說事，怎么打退敵人，怎么布點兵力，兵們愛聽。

到了1935年秋，紅二、六軍團進駐根據地短暫休整，要辦紅軍學校了。

教員緊缺，王震和蕭克一合計，把張振漢的名字一勾，敲定。

從此，張振漢成了紅軍正規學校的教官。

他講的課，被戰士們叫“高級班”，王震偶爾也來聽，聽完就點頭，說：“這課上得值。”

時間到了1935年11月，紅軍再次整裝出發。

張振漢得到了一匹騾子，這是出發那日王震親自牽著走來的：“老總吩咐的，給你用。”

張振漢愣了，大概是覺得奇怪。在紅軍里，連團長都不見得有騎的，他這“編外的舊軍人”，反倒分了一匹好騾子。

嘴上不說，眼里卻透出一絲驚訝，像是從心里升起了一點溫熱。

1936年正月二十九，紅六軍團第十六師的先遣部隊趕到了順巖河邊。

這地方水急得很。那河，是清水江的一條支流，水面不算寬，兩邊是夾緊的山崖，像卡住咽喉的手指頭，水一頭扎進去，連喘息都來不及就被沖走了。

后頭部隊一節節地壓了上來，人馬越來越多，身后是斷崖，前面是急流，路只能往前走，不能回頭。

此時不架橋，大隊就卡死在峽谷里，動彈不得，連轉個身都不成。

部隊砍樹砍藤，匆忙扎出幾組三腳架，想當橋墩用。好容易合計好角度綁下去，結果一放水里，幾個呼吸不到，全沒了

晏福生是師政委，脾氣倔得很，褲子一卷也下了水，親自指揮，可水一次次撲過去，換來的是一回回落空。

王震站在河岸邊，手拄腰，眼盯那根橫不出去的水線，臉色發青，忽然喊了一嗓子：“等著，我去請個軍師！”

不多會兒，遠處來了個瘦高個子，身上還帶著灰塵。

他走到河邊，不聲不響地蹲下身，撈了把水，在指縫間感了感流速，又盯著那湍急的水口看了一陣，才低聲開口：“不是橋搭得不好，是下面壓不住，架子根本站不住腳。”

眾人一愣，張振漢接著說：“每組三腳架，得在三角點處綁塊大石頭壓底，才不至于漂走；再橫穿布繩定住架勢，然后再接木條、鋪木板。分段架，不是一次拼命地扔過去。”

王震一聽，當即拍板：“就按這個干！”

一聲令下，人馬開動，有的砍樹，有的挖石，有的扎繩，有的試水。

過了幾個時辰，水面上終于橫出一條橋，紅軍主力一隊一隊過去了，隊列沒亂，橋也沒塌。

四月下旬，紅二、六軍團到了金沙江邊。前哨帶回消息說，江面船只已全被國軍收繳，水急不能渡。

王震坐不住了，又找賀龍商量，合計半天，說：“問問張振漢。”

張振漢聽完，不說廢話，帶人上山查看地形。過不多久，他指著一片密林說：“這片竹子，管用。”

他提出個辦法：就地伐竹，扎排筏，橫渡江面。他親自示范怎么捆、怎么壓重、怎么控制漂移角。

王震站在山上望著，看了好久，最后低頭點了點頭：“他這人，真是有點能耐。”

很快，一排一排竹筏順流而下，一筏筏地渡過金沙江。

過了金沙江，才歇了沒幾日，天又變了臉。

太陽像是發瘋似地貼著腦殼烤，山上無風，地面滾燙，行軍的隊伍仿佛浸在一口蒸鍋里。

汗像爬蟲一樣從背脊、腋下、臉頰里竄出來，濕得軍衣貼身，鞋底冒泡。

張振漢本來身子就沉，再加上這毒熱，渾身上下像套了層厚油。

他騎在一頭灰騾子上，彎著腰，鼻孔張得老大，喘得像拉風箱。

終于隊伍繞到了玉龍山腳下。

這山位于西康地界，平常人光聽名字便已打寒戰。

前日才熱得像進了蒸籠，這日一入山口，氣溫就蹦了下來。

張振漢從汗流浹背，直接變成了四肢發抖。他被紅軍戰士塞進一件舊棉衣里，身子卻還是哆嗦。

山道是“之”字形，一轉又一轉，邊上就是懸崖。

騾子蹄下踩著松雪，一腳打滑，人便像條麻袋似地飛了出去，翻滾著往山溝里跌去。

紅軍戰士喊了一聲“快下去”，幾人扔下背包、扯開槍帶，沖下谷底去找。

找到人時，張振漢面朝下趴在石頭縫里，雙腿折了，臉上、手上劃了好幾道，鮮血染著雪漬流個不停。

王震知道之后趕忙調了幾名壯兵，又抽來保衛科的幾個小伙子，輪著抬擔架，一步一步往上挪。

山風呼嘯，戰士們腳踩草鞋，鞋底濕透，腳早凍麻了。

前頭拉，后頭推，走幾步便得歇口氣，腿發軟，背直不起來，但沒人說放棄。

張振漢躺在擔架上，一路閉眼，到雪線那頭才慢慢睜開。

他眼角有淚，混著臉上的血痕，也分不清是疼還是羞。

他知道，這些孩子，原是他當初口里叫著“赤匪”的人，如今卻要一路抬著他。

出了雪山，迎面是草地。

草地不講人情，眼前全是濕泥，腳踩進去就是一聲響，拔不出來就是一口命。

這里基本沒有食物，有人餓得抽筋，有人咬樹皮，有人吃鞋底。

看護張振漢的幾個紅軍，居然勒緊褲腰帶，硬是要把僅剩的幾口干糧、半碗野菜都留給他。

張振漢眼里帶淚接過來，一言不發地吃了下去。

沒油沒鹽，苦得直皺眉，可他吃完后卻說：“嘿，這鬼地方長的野菜，倒還挺有味。”

張振漢趴在擔架上，眼看著那些瘦弱的戰士一腳深、一腳淺地蹚著草地往前走，誰也不吭聲，誰也沒喊苦。

他忽然覺得，原來這就是革命，原來這就是民族的希望。

他原是一個國軍的中將，穿過呢子軍服、坐過真皮沙發、簽過“剿匪令”，可在長征這一路上，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個傷員，一個被救的人。

這一場長征，紅軍過了雪山草地，張振漢也過了自己心里的坎。

1937年，山河破碎，國難當頭。蔣介石在各方輿論的壓力下，被迫接受了“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的現實。

棗林壩小鎮，山風獵獵，毛主席親自接見了張振漢。

毛主席看出了他是一個真正具有愛國情懷的軍人，交談之后，主席勸他回蔣管區，從內部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張振漢當場就同意了。

他帶著周恩來親自交代的安家費用款，踏上了從延安到西安，再折向漢口的歸程。

結果才剛回到漢口，蔣介石那邊就傳來消息了，說張振漢回來之后“格殺勿論”。

若非張振漢在舊部中尚有幾位愿意替他說話的老將出面維護，軍法處將蔣的命令延后執行，暗中緩辦，再加上地方權貴“各保其人”，張振漢才僥幸逃過一劫。

但他的軍旅生涯也就此終止。從此他脫去軍裝，掛起商號，以經商為掩護，艱難度日。

這段時期，還好是延安交予的安家費派上了用場，在最危難時起了大作用。

1938年8月，漢口局勢崩盤，張振漢帶著臨產的妻子到了重慶。

他靠舊識聯系僑界，從僑務部門拿到一些配給和批文，先后開了染布廠、印刷所、百貨公司。

起初是借廠房辦公桌換吃穿，后來生意逐漸起色，才慢慢站穩腳跟。他在中正路、大梁子一帶買了塊地，自建公館，成了戰時重慶的一處“中間地帶”。

張振漢在這里結交廣泛，國民黨西北軍副總指揮裴昌會是胡宗南的副手，思想開明，力主抗日，常年居于張家。

后來裴將軍率部起義，解放后出任重慶副市長。

七君子之一章乃器亦曾于張公館暫住，其赴港前的行程與掩護，皆由張振漢一手安排。

期間，張振漢也曾秘密拜會周恩來，聽取統一戰線方針，始終未曾中斷與中共的聯絡。

蔣介石對他雖心有疑慮，終還是想“收編舊部”，通過何應欽、陳誠等人勸其復職。

張振漢一句話便擋了回去：“掛牌可以，打鬼子也行，干政不干。”

最后，他掛了個“陸軍中將高級參謀”的虛職，卻未真正回到蔣系系統。

有了這塊名片，他便開始暗中營救多位被追捕的進步青年和文化人。

1948年10月，他遷往長沙。

他在長沙定居后，不等人請，主動加入民革。

他始終記得那年毛主席在棗林壩的囑托。

和平解放長沙前后，他數次與地方軍政首腦接洽，貢獻了不小的力量。

全國解放后，張振漢未再擔軍職。他被任命為長沙市人民政府委員、湖南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團結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晚年，他身體每況愈下，但一談起當年長征里的故事，他的眼里立馬有了光亮。

1967年5月26日，張振漢去世，享年六十九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