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2025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或長按二維碼在線訂閱。

193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顧立雅教授的《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問世，成為西方漢學界系統研究中國上古史的首部綜合性著作。這部作品誕生于中國現代考古學初興之際，亦處于西方學界對“中國文化西來說”爭論不休的背景下。顧立雅以其深厚的文獻功底和敏銳的考古嗅覺，首次將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討論，試圖解答“中國何以成為中國”這一根本問題。近九十年后的今天，盡管中國早期文明研究已發生范式性變革，重讀此書仍能感受到其開創性的視野。

顧立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 )

《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美]顧立雅著，于歆硯譯，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6月第一版，98.00元

《中國之誕生》全書結構明晰，涵蓋考古發現、商代、周代三個方面內容，系統論述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歷程。在起始部分，顧立雅開宗明義，點明研究中國文化起源和早期歷史的重要意義，強調這一時期的歷史線索和實物證據對理解中國后續歷史進程和文化傳統的關鍵作用?？脊虐l現部分是全書的基石，顧立雅詳細介紹了當時中國考古學的前沿成果，尤其是安陽殷墟的發掘情況。他通過實地考察和與考古學者的密切交流，獲取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并將其巧妙融入書中，為讀者勾勒出一幅鮮活的早期中國圖景，也為后續對商周文明的討論提供了堅實的實物依據。在商代和周代部分，顧立雅分別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藝術等多個維度展開全面而深入的介紹。在描述商代時，涉及商人的生活狀況、手工技藝、雕刻與青銅器、社會與國家、戰爭情況、書寫系統、信仰神祇、卜筮祭祀以及商代的種族和文化問題，提出諸多獨到見解，生動展現了商代社會的繁榮與復雜。關于周代，從周人的起源、周克商的政治變革，到考古新發現、文學成就、社會制度（社會結構、婚姻和家庭制度等）、生計、娛樂、宗教、法律、官僚階層以及周代天命觀等多個方面，全方位呈現了周代社會的多樣性及歷史變遷過程。

1934年春，殷墟第九次發掘，侯家莊南地發掘工作中合影。前排右起：石璋如、劉燿、顧立雅、董作賓、方策、張曹、蘇孔章

顧立雅在書中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學術框架，確立了此后西方學界中國史研究的取向，具有開創之功。其一，對19世紀末興起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予以駁斥，強調中國文明在黃河流域的獨立起源、自主演化，通過對商周彝器、文字、社會結構獨特性的梳理，有力捍衛了中國文明的本土性。如在文字系統方面，他指出漢字與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獨立的書寫體系；青銅技術上，強調商代青銅器采用的復合范鑄造法與西方的失蠟法存在顯著差異；政治結構上，說明商周國家形態與西方存在明顯的不同之處，充分凸顯出中國早期國家的獨特性。這些論證為后來蘇秉琦提出“滿天星斗說”奠定了跨文明比較的基礎，也促使西方學界重新審視中國文明的原生性。

其二，將商周鼎革視為中國文明發展的關鍵轉折點。顧立雅對商周變革的闡釋影響深遠，他將商周鼎革看作是中國文明基因的重大突變。如在宗教層面，認為商代對“上帝”的崇高信仰為西周的“天命觀”取代，神權從王族壟斷逐漸走向道德化、普世化，強調天命與道德的關聯；文化層面，主要服務于占卜的甲骨文系統逐漸讓位于《詩經》《尚書》所代表的史詩傳統，理性敘事開始萌芽并發展。這一分析框架具有很強的前瞻性，為后世學者提出“殷周革命論”所繼承，進一步證明了他對商周變革理解的深刻性。

其三，開創考古與文獻互證的研究范式，首次綜合分析殷墟甲骨、青銅器銘文與《尚書》《詩經》等傳世文獻，為西方漢學研究中國上古史開辟了新路徑。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考古學尚處于萌芽階段，殷墟科學發掘僅僅開展八年，顧立雅便極具前瞻性地意識到“地下的中國”與“文獻的中國”相互印證的重要性。他大量引用董作賓、梁思永、郭寶鈞等考古學家的發掘報告，運用“二重證據法”分析中華早期文明，直接影響了西方學者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

從《中國之誕生》能夠讀出，顧立雅非常重視實地考察和資料收集。在中國留學期間，多次前往安陽等地進行實地考察，與考古學者進行深入交流，獲取了第一手資料，并對各種原始文獻和考古資料進行了詳細的考訂和闡釋。在研究中，除了考古學資料，他還廣泛涉獵歷史學、文學、哲學等多個領域，通過將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方法相結合，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同時，該書注重用簡潔明了的語言和生動的例子來解釋學術問題，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趣味性。

1935年5月2日，殷墟第十一次發掘，西北岡第二次發掘，顧立雅與夫人顧樂貞(Lorraine Johnson Creel)、梁思永在HPKM1002號大墓內合影

毋庸置疑的是，該書出版之時，中國考古學尚在起步階段，這使得顧立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空間視野上，他將商文明的范圍局限于安陽殷墟，未能預見鄭州商城、三星堆等遺址所揭示的多元文化網絡。在論述過程中，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對長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地的文明進程關注甚少。比如，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商代在青銅、玉器原料來源等方面已形成跨區域的交換體系，這與以中原為中心的簡單圖景已有很大不同。同時，受考古發掘和時代所限，顧立雅將夏朝歸入傳說時代，對西方學界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隨著二里頭等遺址考古學研究的深入，盡管學界對于二里頭是否對應夏朝仍存在爭議，但普遍承認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中原地區已出現廣域王權國家。

盡管《中國之誕生》存在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顧立雅開創的問題意識至今仍是學界研究的焦點。例如，中國文明如何從多元區域文化中凝聚出統一性？商周鼎革究竟是文明發展的斷裂還是延續？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已從早期的單線進化模式逐漸轉向網絡模型。張光直提出的“相互作用圈”理論，強調新石器時代晚期各文化區通過玉器、陶器等物品的交換形成了緊密的共同體，凸顯了區域文化之間的互動與交流對中國文明形成的重要作用。近年來，學者們更多地關注青銅器、甲骨、玉器等物質的流動如何塑造古代社會的權力網絡，從長時段結構的視角，為理解中國文明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當代學術語境下重讀《中國之誕生》，其價值不僅僅體現在具體的研究結論上，更在于它為我們示范了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審視中國文明。該書對文獻的審慎考辨、對考古材料的融會貫通、對文明特性的歸納，至今仍具啟發性。在中華早期文明研究中，“何以中國”已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此時，回顧以顧立雅為代表的中外學術先驅者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困惑與洞見，構成了當今學術成長的基石。經典的意義不在于提供終極答案，而在于不斷啟發新的思考，推動學術研究持續向前發展。

（作者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