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肯尼亞作家恩古吉逝世，享年87歲。對于恩古吉，國內的讀者可能并不十分熟悉。但如果關注每年的諾獎評選，會發現賠率榜上一直有一個名字特別的非洲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他陪跑的時間甚至比“長跑健將”村上春樹更久。然而今后，這位非洲老者將再也不會出現在賠率榜單上了。

作為最有希望獲得諾獎的非洲作家之一，恩古吉始終未能如愿，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但如果熟悉這位硬骨頭的非洲作家，熟悉諾獎的運行評價機制，也不難發現，這種遺憾可能是一種必然。相對于獲得西方評論界和諾獎的認可與肯定，恩古吉在其整個創作生涯中其實更傾向于獲得其部族民眾的認可與肯定。

202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七卷本《恩古吉·瓦·提安哥文集》

從部落中走出的文學巨匠

1938年，恩古吉出生在肯尼亞利穆魯的一個基庫尤部落。他的父親雖然是一個農民，但卻頗有財產，他娶了四個老婆，有24個孩子。恩古吉自己都不清楚在整個大家庭中他排行第幾，只知道在自己母親的所有孩子中他排行第五。

他的母親在其成長成才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力排眾議送他去上學，還克服萬難保障了他的學業延續。起初，他在基庫尤民族主義者創辦的學校接受了民族教育，據其回憶錄描述，小學時，他已經掌握了自己部族語言的書寫，他用基庫尤語寫的作文還曾獲得過老師們的表揚。而這也為其日后回歸民族語言寫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52年肯尼亞進入緊急狀態后，民族主義者所辦的學校被殖民當局接管，英語則成為恩古吉進一步接受正式教育的語言。在彼時的肯尼亞，“英語是進入高等領域的入場券”。恩古吉恰是憑借這張入場券才進入當時東非最好的馬凱雷雷大學繼續深造，也正是在這里，他開始了自己的英語寫作之路。

反抗殖民、新殖民的文化斗士

恩古吉是一位極具個性，極具代表性，且極具革命性的非洲作家。無論是在肯尼亞文學史，在整個非洲文學史，還是在后殖民文學作家譜系中，他都是不容忽視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國內的非洲文學研究者往往將欽努阿·阿契貝視為“非洲的魯迅”，若只從文學影響和文學地位上來說，二者確有相似性。但若從作家的經歷及作品主題上來看，恩古吉其實更貼合魯迅“硬骨頭”的氣質。他一直是非洲文化戰線上反抗殖民的斗士，面對西方“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

恩古吉的創作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四部長篇小說作品用英語寫成，后期的戲劇及小說作品則采用基庫尤語創作。雖然創作生涯很長，但“抵抗”一直是恩古吉作品中一以貫之的主題。

他以筆為矛，先刺向殖民主義，后刺向新殖民主義。在《孩子，你別哭》（1964）、《大河兩岸》（1965）、《一粒麥種》（1967）這早期的三部英文小說中，恩古吉直接將人物置于肯尼亞反抗殖民、爭取獨立的歷史背景中，試圖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文學還原來構建基庫尤人民的反殖民史詩。

從發表時間上來看，《孩子，你別哭》早于《大河兩岸》，但其實從創作時間上來看，后者才是恩古吉的第一部長篇作品。在這部作品中，他用一種類似于赫西俄德《神譜》的方式介紹了基庫尤部族的起源，主人公瓦伊亞吉的經歷則直接發端于一則先知預言，“到教會學校去，去學習知識，增長才干，去了解白人的一切秘密”，而這頗有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意味。瓦伊亞吉就像小說中卡梅奴、馬庫尤這兩道山梁之間的霍尼亞河，一邊是殖民文化，一邊是基庫尤部族文化，他處于尷尬的中間地帶。他試圖通過教育來調和兩種文化，但卻最終痛苦失敗。小說的結局表明了恩古吉對文化折衷立場的否定，他認為抵抗才是唯一出路。

這一立場在《孩子，你別哭》《一粒麥種》中體現的更為明顯。這兩部小說都以肯尼亞的“茅茅運動”為背景，歌頌了土地與自由軍戰士。《一粒麥種》是恩古吉的成熟之作，他在這部作品中探討了誰是抵抗革命中真正英雄的問題，偽英雄“穆茍”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當時的肯雅塔政府。同時，在這部作品中，恩古吉也表達了對肯尼亞獨立的隱憂，一種獨立后的幻滅感在小說中若隱若現。恩古吉的擔心并不多余，因為肯尼亞在獨立后陷入了與非洲其他國家一樣的麻煩之中。雖然肯尼亞爆發了反殖民暴力運動，但其獨立卻依然是從談判桌上獲取而來，這種獨立便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詹明信所言的帝國主義國家送給非洲的“有毒的禮物”。國家獨立后，殖民者只不過從臺前轉向了幕后，借助扶植起來的政府繼續牢牢地把持著新生國家的經濟命脈。

也正是基于此，恩古吉開始了新一輪的抵抗寫作，《血色花瓣》（1977）、《十字架上的魔鬼》（1982）、《烏鴉魔法師》（2006）等長篇小說都是針對新殖民主義而作。

敢于回歸母語寫作的文化堅守者

恩古吉的“硬骨頭”不僅體現在他的抵抗寫作中，更集中體現于他對英語語言的抵抗中。他在文學事業的上升期選擇了告別英語寫作，這一選擇無疑需要莫大的勇氣與魄力，因為他將可能因此失去西方學術界的關注與研究。

其實，恩古吉在上世紀60年代開始寫作時采用英語書寫是一個不加思考的自然選擇，因為他所受的文學教育促使他如此。此外，他所崇敬的作家，如南非的彼得·亞伯拉罕，尼日利亞的欽努阿·阿契貝，加勒比海地區的喬治·拉明等人均采用英語進行創作，因而當時年輕的恩古吉并未覺察到殖民地作家采用英語書寫有不妥之處。但隨著寫作的深入，他的非洲經驗卻要用宗主國的語言來承載，這種“翻譯式的寫作”逐漸讓他陷入到一種矛盾與痛苦之中。無本心譯的英語小說承載了恩古吉部分的非洲經驗，也為其帶來了國際聲譽，但卻似乎總不能全部表達其文化意旨。在第一次非洲作家大會之后，受民族主義者瓦里演講的影響，恩古吉開始認真思考非洲文學中的語言問題。

法國作家、思想家弗朗茲·法農說過，“講一種語言是自覺地接受一個世界，一種文化。”語言承載著一種歷史，擔負著一種文明，恩古吉為了不成為黑皮膚、白面具的非洲作家，毅然將自己的名字從教名“詹姆斯·恩古吉”改為了基庫尤部族名字“恩古吉·瓦·提安哥”。在肯尼亞獨立之后，恩古吉又試圖在語言文學層面也進行一次徹底的去殖民化。他在《思想的去殖民化：非洲文學的語言政治》一書中宣布自己將告別英語寫作，這本書之于肯尼亞就像但丁的《論俗語》之于意大利一樣意義重大，恩古吉選擇將天賦帶回基庫尤，他要做基庫尤文學中的但丁，用自己的文學才能來豐富基庫尤部族的語言文化。

恩古吉之所以如此決絕地回歸到母語寫作中，是因為他想為自己的部族人民而寫作。從“寫什么”到“為誰寫”的改變，側面反映了恩古吉已從單一的作家成長為有社會擔當的知識分子。后殖民理論家薩義德曾言，“知識分子是以代表藝術為業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而那個行業之重要在于那是大眾認可的，而且涉及奉獻與冒險，勇敢與易遭攻擊。”回歸后的恩古吉，其采用民族語言寫作的經歷及遭遇，無疑是薩義德關于知識分子定義的一個很好注解。即便他之后用民族語言創作的作品為他招致了牢獄之災，即便他出獄后受到莫伊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開始海外流亡，但他始終堅持使用母語寫作，雖九死其猶未悔。定居美國后，受語言的制約，恩古吉也不得不被迫做出一些改變，他開始一邊從事基庫尤語寫作，一邊又將自己的作品翻譯為英語。妥協固然存在，但堅持也始終未變，他最后的堅持就是讓所有的英語讀者在打開小說扉頁時，映入眼簾的是這樣一行醒目的字眼，即“該小說由作者本人譯自基庫尤語版本”。

無論是在非洲作家群體中，還是在整個后殖民作家群體中，恩古吉都是罕有的敢直接放棄英語寫作的作家。激進行為注定讓他在西方批評界不受歡迎，一次又一次與諾獎失之交臂。套用尼日利亞媒體評價阿契貝的一句話，“不是阿契貝需要諾貝爾獎，相反，而是諾貝爾獎需要阿契貝來證明自己。”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恩古吉，他已不需要諾貝爾獎來證明自己，因為他的寫作早已為他贏得了包括基庫尤人民在內的全球南方民眾的喜愛與肯定。如今，斯人已逝，讓我們通過其作品繼續懷念這位非洲文學巨匠。（作者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