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咔、咔！”監獄的吵鬧聲中，或許有囚犯用手中的鑿子有節奏地敲打碎石，這是他們日常的勞役，也可能是在掩護越獄的同伴——盡管不常發生，但也曾有人成功逃獄。

他們的故事本應隨著這些聲音一同消散在夜色里。

在1995年，香港政府將域多利監獄、前中區警署和中央裁判司署一同列為古跡，并在香港賽馬會的支持下逐步完成活化、保育，最終形成“大館”這一文化藝術地標，至此，故事也被挖掘、展出，帶到公眾的面前。

大館的建筑模型

建筑、歷史、懸疑、想象…...香港是一個由神秘空間交錯形成的復雜地區，這里從來不乏都市傳說與類型命案，人們在具體的空間中構筑起自己對于香港的認知，而那些未曾涉足的空間，則給予了足夠的想象留白。

在NOWNESS Paper夏季刊“香港折疊”專題中，我們試圖走近這些空間、破除迷霧。這個過程就像拿起一把解剖刀，在切開香港不同時期的歷史和社會面后，懸疑的終點指向人們內心深層的共情和恐懼——殖民的管治，逼仄的生活，無根的飄零者。

在生與死、規訓與越軌、記憶與遺忘的縫隙間，香港浮現出另一面。這是第二篇，大館的域多利監獄。

策展人鐘妙芬在大館

NOWNESS在5月末前往香港拜訪，大館晴空萬里，館內人來人往，咖啡店和酒吧四處可見，游客們在古老的芒果樹下拍照留念。

大館文物事務主管鐘妙芬博士及其策展團隊將不同視角的聲音、記憶與藝術作品注入古跡，嘗試與當下重建聯系——當一座監獄變成展館，我們該如何面對它背后的復雜歷史？對鐘妙芬而言，歷史已經過去，人們需要的不僅是面對，更是理解其復雜性、帶著反思邁向未來。

大館并非單一建筑，而是由多棟建于不同時期、風格各異的建筑組成，這些建筑共同構成了警署、法庭和監獄這一整套權力機器。

整個建筑群坐落在香港的心臟地帶，如果從中環地鐵站出發，乘坐戶外扶手電梯系統便能抵達。一路上，兩側的窗外是高聳入云的寫字樓，電梯欄桿掛滿了近期文化活動的海報，入口左側是一座紅白相間的英式建筑，眼前的紅磚樓卻有著中式的瓦頂，透露出這里悠久且復雜的歷史。

大館建筑群

大館幾乎貫穿了香港整個現代史——19世紀40年代，香港開埠初期，這里被英國殖民政府選來興建監獄和法庭。隨著香港的快速發展，人口急劇上升、罪案數量增加，監獄擴張，警署也搬遷至此。

180多年來，這里經歷過戰爭和難民潮，也見證了殖民管治的結束：1997年香港回歸，9年后，域多利監獄正式關閉。

作為香港最早的監禁設施，域多利監獄曾經用來關押那些違反法律和秩序的人，包括一些底層華人。受審的人中有賊匪、殺人犯與拐賣人口者，也有街頭小販、醉酒水手、街童與乞丐——犯輕微罪行者通常可選擇罰款或監禁，但對于大多數被帶到裁判司面前的貧苦大眾來說，這種選擇只是一種假象，數萬人因無力支付罰款而鋃鐺入獄。

大館幾乎貫穿了香港整個現代史

殖民早期，“種族歧視在司法體系中十分普遍”——法律定義罪名，但審判卻是由人來完成。在殖民法治體系中，階層和種族都在影響刑罰的標準，法庭與監獄也絕非單純中立的空間，而是以建筑的語言樹立權威，固化管治下的不平等。

在英治時期的香港，域多利監獄對市民來說是一個陌生神秘的“禁地”，這不乏權力機構通過空間設計所營造出的氛圍。

現在這里已經是完全免費開放的公共空間。人們走上名為“大館里（Tai Kwun Lane）”的樓梯，穿過氣派的白色營房大樓，左手邊便是緊鄰的兩座紅磚監獄A倉和B倉，鞭刑、頸枷、腳鐐，乃至絞刑，種種刑罰方式都在B倉再現。

在域多利監獄的常設展覽中，受罰犯人的老照片和手銬的復制品被放入玻璃柜、陳列在原始的囚室里。囚室的空間不足5平方米，悶熱逼仄，待一會兒就讓人汗津津的，據說一間囚室往往要關押很多人。

在市民眼中，域多利監獄曾是個陌生神秘的“禁地”

B倉展館中，每間囚室都被改為獨立的展室，有的放映著紀錄片，有的留著囚犯的涂鴉，還有的鐵門緊鎖，透過鐵欄可以窺見高處的一扇小窗，那里透著灰白的光線。

展館各處都擺放著白底的展牌，其中一個寫道：監獄是個充斥哀愁的地方，這里讓我們深刻反思罪行，人性惡習與人性尊嚴。“我們要思考的，是怎么透過這些歷史去看現在和未來”，鐘妙芬說。

鐘妙芬說，自己不會修補磚塊，她的工作是通過策展讓觀眾真正走進這段歷史，與其建立聯系。

曾在海外博物館從事中國藝術展覽的她，將大館的工作視為一次“詮釋歷史和聯系大眾”的實踐：不是為了美化歷史，也不是控訴過去，而是忠實地呈現這段復雜的城市記憶。

策展團隊花費大量心力，采訪獄卒、囚犯、牧師及義工，借助紀錄片、訪談與投影裝置，強調“人”的在場，讓他們的真實聲音直接觸達觀眾。如今，監獄里的石墻是新粉刷過的，鐵欄桿也應該經過多次替換，獨特的牛眼窗則是原件，但真正令這個空間動人的，是人們在此留下的痕跡——涂鴉、詩句還有屏幕里低聲講述的他們的故事。

域多利監獄

在B倉的背后，樓梯盡頭旁，是另一座監獄D倉。它緊挨著監獄的操場，先后被用作囚室和醫療室，如今這里設有名為“創傷與療愈”的展覽。入口的鐵門是灰藍色的，進入后的走廊墻面是明黃色，在盡頭的一間囚室里，粗糙的墻壁上交替投影著許多女性囚犯的繪畫。

那些畫作有著孩子般笨拙的筆觸，滿是創口貼的心臟，交疊在一起的有著傷疤的手，還有滿紙的水滴，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它們伴隨著溫柔的音樂一一出現。一塊被塑料板保護起來的涂鴉里寫著：“爺爺，奶奶，我好想你啊”。

一位曾在監獄工作過的牧師在放映的紀錄片里說：“很多時候，是因為監獄的圍墻，讓我們不了解里面的世界。我們在外面生活，可能會以為里面的都是壞人，外面的是好人。”這也是鐘妙芬覺得非常有啟發性的一句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實我們要反思，世界是否真的就這樣被一道墻隔開了‘他們’和‘我們’。”

域多利監獄

活化保育后全新的大館不再只是呈現“囚犯”，而是一個個真實的個體。囚犯入獄是違背了法律，囚禁本身已是一種懲罰，刑期則是在給予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而鐘妙芬說：“當他們重返社會的時候，社會應該如何給予他們支持，也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基于真實的個體經驗的展覽，將昔日域多利監獄從權威的身份中抽出，變成了一個傾聽被忽視的人的聲音的公共空間。它提醒人們面對歷史，同時也呼吁著同理心和社會對邊緣群體的支持。更何況，在很多時候，“我們”與“他們”之間，并沒有那么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墻。

2018年5月，在關閉了近10年后，大館正式向公眾開放——活化工程耗資超過38億港元，這是香港歷來規模最大、最復雜的文物活化工程之一。

如今，這片占地為13600平方米的古跡，矗立在寸土寸金的中環，蛻變成古跡及文化藝術中心。曾經喧嘩的“歷史之地”現在充滿了咖啡的香氣，孩子們在廣場上追逐嬉戲，人們在大葉榕和芒果樹下閑談，陽光倒是一如既往的毒辣。

D倉一旁是賽馬會藝方，它是國際知名的當代藝術展館，穿著時尚靚麗的年輕人常常在館內的旋轉樓梯上參觀、拍照，一不小心就會闖入他們的鏡頭中。館外的監獄操場上展覽著波蘭藝術家艾莉斯亞·夸德的《等候亭》，六座宛如囚室的玻璃磚結構與多個嵌有巨石的椅子零星排布，整個地方干凈整潔，并且安靜。

大館建筑

很難想象大館曾經是處決囚犯的地方，也很難想象，那曾回蕩在整個街區的可怕的哭喊和嘶吼聲，以及附近的居民曾如何對這個地方諱莫如深。如城市學者大衛·哈維所言，空間本質上是權力的產物。在城市空間的再利用過程中，始終存在一個根本問題：誰被歡迎進入？誰卻無聲地被排除？

今天大館里的，是游客、市民、學生和藝術作品，導覽信息詳盡、各色文化活動琳瑯滿目。展覽將歷史娓娓道來，讓許多曾經的囚犯在這里發聲；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那些未被拍攝、未能進入展廳、死去或者選擇沉默的人，他們的過去和記憶，如同從磚墻越獄而出的人，悄然消失在了歷史書頁中。

磚墻高低不一，磚塊各異，曾在不同的時期加固加高，仿佛是被不斷修訂、補寫的歷史本身，有些磚塊早已風化，如同有些記憶無法被復原追溯。古跡的文化遺產并不是屬于某一個時代或者某一個人的，鐘妙芬在訪談中強調：“它是我們每一個人和社區共同擁有的資產。”

大館建筑群示意圖

在未來，鐘妙芬和她的策展團隊正在籌備新的展廳。“時代已經改變了，最重要的是去研究，讓這里與社會更緊密地連接起來。”

如今，圍墻旁邊早已停止加固。大館有多個出口可以自由離開。外邊車水馬龍，車輛呼嘯而過，紅綠燈聲音滴滴不停，為視障人士提供便利，它們是這里嶄新的聲音——聲音在分秒中消逝，建筑抵御遺忘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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