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講述美利堅帝國取代美利堅共和國的歷史文。

共和國死過很多次，很多次的結局都是走向帝國。

在歷史那漫長而又幽暗的畫廊里，懸掛著一幅幅，關于“共和國”死亡的肖像。

它們的面容，各不相同。有的，在雅典的廣場上，因蘇格拉底的毒藥而凝固；有的，在羅馬的元老院里，被凱撒的劍鋒所刺穿；有的，在佛羅倫薩的街頭，隨薩佛納羅拉的火焰一同燃燒。

但它們的眼神，卻都透露出同一種，深沉而又宿命般的悲哀。

那，是一個關于“自由”，如何，在“權力”的重壓之下，被一步步地，窒息、扭曲，最終，化為一具，擁有著“共和國”名號，卻跳動著一顆“帝國”心臟的華美尸體的故事。

今天，我們，就要在這座畫廊里，駐足于一幅，可能是其中最宏大、最壯麗，也最令人心碎的肖像之前。

這幅肖像的主角，是一個來自伊利諾伊州邊疆的、身材高大、面容憂郁的律師。

他的名字，叫亞伯拉罕·林肯。

而在他的身后，那片被硝煙與炮火所籠罩的背景，就是1861年的，美利堅。

我們從小，就被告知，這是一個關于“解放”的故事。一個偉大的“圣人”，發動了一場正義的戰爭，去摧毀“奴隸制”這個人類文明的毒瘤，最終，讓一個國家，“獲得了自由的新生”。

但是，這是一個謊言。

由勝利者所書寫的、充滿了道德光輝的“神話”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我們將看到，那場著名的內戰，或許，并不是一個“共和國”的新生。

恰恰相反，那可能，是一個“共和國”的黃昏。

是那個，由華盛頓、杰斐遜、麥迪遜們，所精心構建的，那個基于“分權”、“制衡”與“州權自治”的，脆弱而又寶貴的“聯邦共和國”的理想，被一個更強大、更現代，也更冷酷的“中央集權帝國”的幽靈，所徹底吞噬的，一場盛大的、也是最后的“葬禮”。

而林肯，這位“誠實的亞伯”，他，或許無意成為“皇帝”。

但當他，為了那個被他奉為圭臬的、神圣的“統一”的宏偉目標，而選擇用戰爭，去碾碎那個，同樣被建國先賢們，所珍視的“自由退出”的契約精神時，他，就已經親手，為那個日后將主宰整個世界的“美利堅帝國”，舉行了血腥的“加冕禮”。

這，是一個充滿了悖論、無奈和歷史宿命的，悲劇故事。

兩種“羅馬”的對決

要理解1861年的那場沖突，我們必須先回到，那個更古老的“思想戰場”。

回到，那兩個，自古羅馬時代起，就一直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天空中，相互纏斗的，巨大的“幽靈”。

第一個幽靈，是“共和國”的幽靈。

它，誕生于中世紀歐洲，那片獨特的“政治馬賽克”之中。

當羅馬帝國那龐大的身軀，轟然倒塌之后，歐洲，沒有再出現一個，能夠一統天下的“超級帝國”。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無數個，王國、公國、城邦、教會領地、行會、大學……所共同構成的，一個去中心化的、多元的、犬牙交錯的“權力拼圖”。

歷史學家拉爾夫·雷科和讓·巴克勒告訴我們，恰恰是這種“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為“西方的自由”，提供了最肥沃的生長土壤。

在這個體系里：

權力，是分散的。

任何一個君主，他的權力，都受到了其他無數個“社會權威”——貴族、教會、城市議會——的有效制衡。

“主權”，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沒有一個聲音，可以宣稱自己是“絕對至高無上”的。

所有的權力，都是有限的，都是在相互的博弈和契約中，形成的。

忠誠，是多層次的。

一個人，他既忠于他的家庭、他的行會，也忠于他的城市，他的領主，以及那個遙遠的教皇。

他，不是任何一個“中央權力”的，絕對的“臣民”。

最重要的，是“用腳投票”的自由。

如果一個君主，變得過于殘暴，稅收過于沉重，他的人民，可以相對容易地，逃到，由另一個領主，所統治的，鄰近的城邦去。

這種“人口流失”的威脅，像一根無形的韁繩，時刻約束著君主的權力。

這個，由無數個，擁有自身固有權利的、獨立的社會權威所構成的，一個“聯邦式”的、“多層次”的政治共同體，就是美國的“聯邦政體”。

它，是“美利堅共和國”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思想模板”。

美國人的建國先賢們，他們，正是繼承了這種，對“中央集權”的深刻不信任。

他們，設計的，不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

而是一個，由十三個，擁有自身主權的“邦國”，所自愿組成的，一個“有限權力”的“聯邦”。

在這個最初的“契約”里，每一個州，都保留著，那個最根本的，也是最終極的權利——“自由退出的權利”。

這，是“共和國”的，第一張面孔。

第二個幽靈，是“帝國”的幽靈。

它，由那位偉大的，也是最令人畏懼的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在他那本不朽的著作《利維坦》中，被賦予了最清晰的“現代面孔”。

社會契約論理論創造者：霍布斯

霍布斯所描繪的那個“現代國家”，它，與“聯邦政體”，截然相反。

在這個體系里：

權力，是絕對集中的。

必須，也只能有一個，唯一的、不可抗拒的“主權者”，它的意志，就是法律，它的聲音，必須貫穿整個社會。

社會，是扁平化的。

它，不再是由那些，擁有自身權利的“獨立社團”所構成。它，被還原成了一堆，原子化的、孤立的“個人”的簡單集合。

沒有，任何中間地帶。

在“至高無上的主權者”和“赤裸裸的個人”之間，不存在任何，可以與之抗衡的“中間權力”。家庭、教會、地方社群……所有這些，都只是“主權者”的恩賜，可以被隨時，收回。

你發現了嗎？

這個“現代國家”的邏輯，它，在摧毀那些“舊的”封建壓迫的同時，也摧毀了所有，能夠抵御“中央權力”侵犯的“社會堡壘”。

當個人，不再有那些“小共同體”的保護，而必須赤裸裸地，去面對一個，掌握了絕對暴力的“利維坦”時，他，是何等的脆弱和無助。

這，就是“帝國”的，第二張面孔。

一種，以“統一”、“秩序”和“效率”為名，最終，卻可能導向，一種更全面、也更無可逃遁的“奴役”的，現代邏輯。

而1861年的美國，恰恰就站在了，這兩個古老的“幽靈”，最終對決的，歷史的十字路口。

那場戰爭，從它最深刻的本質上來說，不是“北方”與“南方”的戰爭。

它，是“聯邦共和國”的理念，與“中央集權帝國”的理念，在美國這片土地上，進行的一場，你死我活的“終極決戰”。

而林肯，就是那個，被歷史所選擇的，“帝國”理念的，最終的執行者。

被神話所掩蓋的林肯

在我們講述這場“決戰”之前，我們必須先，把它的主角——林肯——從那個，被后世所塑造的，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神壇上，請下來。

我們，必須直面，那些被“神話”所刻意掩蓋或美化的，“不那么光彩”的歷史事實。

事實一：

林肯，發動戰爭的最初目的，根本不是為了“廢除奴隸制”。

這是所有專業的歷史學家，都承認的事實。

但卻是，我們絕大多數普通人，最大的“誤解”。

林肯，在他1861年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中，白紙黑字地，說得清清楚楚：

“我無意，直接或間接地，去干涉那些，已經存在奴隸制的州的制度。”

他，甚至表示，他支持，通過一項新的憲法修正案（諷刺的是，那本該是“第十三修正案”），來永久性地，禁止聯邦政府，干涉各州的奴隸制。

他，發動那場，最終導致150萬人傷亡的戰爭，只有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明確宣示的目標：

用武力，去“維護聯邦的統一”。

事實二：

林肯，根本不是一個“種族平等”的倡導者。

那個我們熟悉的、在漫畫書里出現的，對黑人充滿了慈悲的“林肯爺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藝術創作”。

真實的林肯，是一個，典型的、帶有他那個時代深刻烙印的“白人至上主義者”。

在1858年，那場著名的，與史蒂芬·道格拉斯的辯論中，林肯，親口說道：

白人與黑人之間，存在著“生理上的差異”，這，將永遠阻止他們，在“社會和政治平等的條件下”，生活在一起。

既然，他們無法平等地生活在一起，那么，“我，和道格拉斯法官一樣，贊成，將優越的地位，賦予白人種族?！?/p>

在他整個的政治生涯中，在他的家鄉伊利諾伊州，他，從未，為改善黑人的地位，做過任何一件，實質性的事。

那時的伊利諾伊州，黑人，不能投票，不能在法庭上指證白人，不能當陪審員，甚至，不能進入，由他們自己繳納的稅款所資助的，公立學校。

事實三：

而所謂的“邪惡的南方”，其內部，對“奴隸制”的態度，也遠非“鐵板一塊”。

我們常常以為，南方，就是一群為了維護奴隸制，而無所不用其極的“奴隸主”。

但事實是：

南方最受人尊敬的兩位將領——羅伯特·李和“石墻”杰克遜——他們，本人，都反對奴隸制。

李將軍，更是稱其為一種“道德和政治上的邪惡”。

南方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之一，桑韋爾，在戰爭期間，甚至提出了一個“逐步解放奴隸”的計劃。

而從那些普通南方士兵的日記和書信中，我們看到的，他們之所以而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為了“保衛奴隸制”。

而是為了，保衛他們的“家園”，保衛他們所理解的“自治權”和“國民自決”的原則——那些，他們堅信，是他們的祖先，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所為之奮斗的，同樣的原則。

所以，你看，一旦我們，撥開那些簡單的“道德標簽”，我們就會發現，歷史的真相，是何等的復雜、曖昧，和充滿悖論。

一個，并不真正相信“種族平等”的北方總統，發動了一場，最初目的并非“廢奴”的戰爭。

去對抗一個，其內部，也充滿了“反奴隸制”聲音的，南方邦聯。

這，真的，只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簡單的“道德劇”嗎？

或者，在這場，看似關于“奴隸制”的沖突背后，還隱藏著一些，更深層的、更重大的，“命運攸關之事”？

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戰爭？

在我們繼續深入之前，我們還必須，面對一個，更令人痛心的問題：

這場，造成了美國歷史上，最慘重傷亡的戰爭，它，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嗎？

或者說，除了“戰爭”，還有沒有其他，更和平的、成本更低的方式，來解決“奴隸制”這個問題？

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比如杰夫·赫梅爾，他們，給出了一個，響亮的、肯定的回答。

奴隸制，在19世紀中葉，在整個西方世界，已經是一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奄奄一息”的制度了。

西半球的所有其他國家——從海地，到英屬殖民地，再到古巴和巴西——所有這些，奴隸制比美國南方，更根深蒂固的地方，它們，最終，都通過和平的、漸進的方式，廢除了奴隸制。

在經濟上，用來發動那場南北戰爭的，天文數字般的金錢，如果，被用來，直接“贖買”所有奴隸的自由，不僅綽綽有余，甚至，還能給每一個被解放的奴隸，都分上“四十英畝土地和一頭騾子”。

在政治上，即使，林肯，在1861年，真的允許那七個“墨西哥灣沿岸”的小邦聯，和平地脫離出去。

奴隸制，也注定無法長久。

一個，由共和黨所控制的，強大的“北方聯邦”，它，必然會廢除那個，飽受詬病的《逃奴追輯法》。

一旦，北方的邊境，變成了“自由的土地”，南方的奴隸，就會大規模地，向北逃亡。

這將大大地，提高南方奴隸主，維持奴隸制的“執行成本”。

最終，這個“特殊的制度”，將在經濟的壓力下，自我瓦解。

所以，一個殘酷的、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就擺在了我們面前：

那場，被林肯，以“維護統一”為名，所發動的戰爭，它，非但不是“解放奴隸”的唯一途徑。

它，甚至，可能，是所有可能的方式中，最血腥、最昂貴，也最沒有必要的一種。

那么，問題，又回來了。

如果，戰爭，不是為了“廢奴”。

如果，戰爭，甚至，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林肯，和他所代表的那個“北方”，他們，到底，是為了什么而戰？

而南方，他們，到底，又是為了什么而抵抗？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了那個，關于“兩種羅馬”的，終極對決。

我們，已經，用一種“帝國史”的視角，為這場即將到來的“美國內戰”，鋪設好了一個，宏大而又悲壯的“思想舞臺”。

我們，看到了，那兩個，關于“聯邦共和國”與“中央集權帝國”的，古老的幽靈，是如何，在美國這片土地上，進行最后的纏斗的。

我們，也戳破了，那個關于“圣人林肯”的，簡單的道德神話，看到了一個，更復雜、也更真實的“歷史人物”。

我們更提出了，一個最令人不安的“反事實”假設：那場，我們以為是“解放之戰”的戰爭，其本身，可能，就是一場“不必要”的悲劇。

有了這些“思想的鋪墊”，我們就已經準備好，去真正地，理解那場戰爭，最深刻的，也最被后世所忽略的，歷史意義了。

當“統一”成為“解放”

我們知道，林肯發動戰爭的初衷，是為了“維護聯邦”。

但是，那些了解并為他辯護的歷史學家們，他們，提出了一個非常精妙的解釋。

他們說，沒錯，林肯一開始，確實沒想過要解放奴隸。

但是，隨著戰爭的進行，這場戰爭的“意義”，在林肯自己的心中，“進化”了。

它，不再僅僅是一場，為了“統一”而戰的戰爭。

它，升華成了一場，為了“人類解放”而戰的，“道德圣戰”。

而其中，那些更具“神秘主義”色彩的辯護者，甚至會說：

“解放奴隸，從一開始，就是這場戰爭，冥冥之中注定的‘天意’。只不過，林肯本人，也是逐漸地，才意識到了，他自己，被置于何等重大的‘歷史時刻’之中?！?/p>

這個解釋，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

它，充滿了那種，我們已經剖析過的“歷史哲學”的味道。

它，把一個，充滿了現實政治考量的、復雜的歷史過程，給“詩化”和“神化”了。

但是，修正主義史學家們，提出了一個，極其尖銳的“反問”：

“好，既然你們說，林肯的戰爭目標，‘進化’了。那么，我們為什么，就不能認為，南方的抵抗目標，也同樣，‘進化’了呢？”

即使，南方，最初，確實有一部分人，是為了“維護奴隸制”而脫離聯邦。

那么，在長達四年的殘酷戰爭中，他們，難道就不可能，也開始意識到，這場沖突背后，所涉及的，那些更宏大、更根本的議題嗎？

而這個“更宏大的議題”，到底是什么？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了那場，關于“兩種羅馬”的終極對決。

1865年，當羅伯特·李將軍，在阿波馬托克斯法院，向格蘭特將軍，交出他的佩劍時。

那，不僅僅是一個軍事領袖的投降。

那，是一個政治理念的，徹底的敗亡。

那，是“聯邦共和國”的那個古老幽靈，在美國這片土地上，最后一次，也是最慘痛的一次“退場”。

從那一刻起，“美利堅合眾國”這個詞的含義，發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轉的改變。

在戰爭之前，它，更多地，被理解為一個復數名詞。它，是“這些”聯合起來的“邦國”。它，是一個“聯邦共同體”。

而在戰爭之后，它，變成了一個單數名詞。它，是“這個”“國家”。它，成了一個“一體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國”。

那個，曾經被建國先賢們，所珍視的“州權”，那個，被認為是制衡“中央權力”的，最后一道“防火墻”，在這場戰爭之后，被徹底地，摧毀了。

從此以后，任何一個州，再也沒有了“自由退出”的權利。

從此以后，任何對“中央政府”的抵抗，都不再被看作是，捍衛“地方自由”的“美德”。

它，將被唯一地，定義為“叛國”——一種，最嚴重的罪行。

那個，由無數個，擁有自身權利的、獨立的“小共同體”，所構成的，那個“多層次”的、去中心化的“聯邦政體”，死亡了。

取而代之的，是那個，由霍布斯所預言的，那個“中央政府絕對至高無上”的、那個將社會，還原為“原子化個人”的、那個鏟平了所有“中間地帶”的，“現代國家”——“利維坦”。

這，才是南北戰爭，最深刻，也最被后世所忽略的，真正的后果。

它，不僅僅是解放了400萬黑奴。

它，更是為那個，日后將擁有，前所未有的、可以深入到社會生活每一個毛細血管的“絕對權力”的，“美利堅帝國”，奠定了最堅實的“法理基礎”。

先知的悲鳴

這一個，深刻而又悲劇性的轉變，當時，有沒有人，看清了呢？

有！

而且，看得最清楚的，恰恰是那群，被歷史所“拋棄”的“失敗者”——那些最優秀的南方思想家。

他們，當然不可能，預見到20世紀，那些由“現代國家”所犯下的，古拉格、奧斯維辛式的驚天暴行。

但是，他們，以一種近乎“先知”般的直覺，敏銳地，洞察到了，這場“北方的勝利”，將為未來的世界，打開一個怎樣可怕的“潘多拉魔盒”。

讓我們來聽一聽，這些來自“歷史深處”的悲鳴。

邦聯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感嘆道：

“如果，中央集權主義，最終，占了上風；如果，我們的共同祖先，所建立的整個自由制度體系，被顛覆了，并反過來，建立了一個帝國……那么，請放心，面對如此可怕的災難，如此嚴重的、反人類的罪行，無論是在我們自己的良心上，還是在人類的審判中，我們南方人，都將洗脫一切罪責?！?/p>

邦聯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

而那位，被譽為“南方之魂”的，羅伯特·李將軍，他在戰后，寫給英國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克頓勛爵的信中，更是說出了，那段，堪稱“政治遺囑”的，深刻箴言：

“我仍然相信，維系那些留給各州及其人民的權利和權威，不僅，對于整個制度的平衡至關重要，更是自由政府，得以延續的保障?！?/p>

“我認為，這，是我們政治制度，保持穩定的主要源泉?！?/p>

“而將各州，合并成一個龐大的共和國，它，必然對外侵略，對內專制。它，必將成為，某種毀滅的前兆。而這樣的毀滅，曾經摧毀了，此前有過的一切?！?/p>

你聽聽，這，是一個，一心只想“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者”，能說出來的話嗎？

不。

這，是一個，深刻洞悉了“權力”與“自由”之間，永恒張力的“古典共和主義者”，所發出的，最沉痛的警告。

而大洋彼岸的阿克頓勛爵，這位畢生都在研究“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偉大的歷史學家，他，完全聽懂了李將軍的“弦外之音”。

正是這種，對“現代國家”這個“利維坦”的，深刻的恐懼，而不是對“奴隸制”的任何同情，才使得他，這位偉大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會對“南方的事業”，抱以如此深切的同情。

在南方的敗局，已成定局之后，阿克頓勛爵，在回給李將軍的信中，寫下了那段，令所有后世的自由主義者，都為之動容的，著名的悲嘆：

“我，于州權當中，看到，對主權意志之專制的，唯一有效制衡。而分離權，讓我鼓起希望，因為它，不是在破壞，而是在拯救民主……”

“因此，在我看來，你們，是在為我們的自由，我們的進步，和我們的文明而戰?！?/p>

“里士滿戰敗的損失，生死攸關，它，帶給我的惆悵之深，遠甚于，滑鐵盧大捷所保全的一切，帶給我的歡欣?！?/p>

為什么？

因為，滑鐵盧的勝利，只是打敗了一個，拿破侖式的“舊帝國”。

而里士滿的失敗，卻意味著，一個更強大的、更現代的、也更危險的“新帝國”的，誕生。

它，意味著，那個，可以為全世界，樹立一個“去中心化聯邦”榜樣的，寶貴的“另類可能性”，被徹底地，摧毀了。

從此以后，“美國的統一”，將成為一種，無可置疑的“政治正確”。

而“中央集權”，將被描繪成，不可抗拒的“歷史進步”的潮流。

而這個潮流，最終，將把20世紀，帶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由“全面戰爭”和“極權主義”所主宰的，血腥的深淵。

這，才是阿克頓勛爵，真正為之“惆悵”的東西。

一個“道德劇”的重塑

我們，從那個簡單的、“南北對決”的戰場，一路，回溯到了那個，更古老的、“兩種羅馬”的思想源頭。

我們看到，那場戰爭，在“廢奴”這個道德光環的背后，所隱藏的，那個更深刻的，關于“政體”與“國體”的，根本性變革。

我們，也聽到了，那些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的、“失敗者”們的，那一聲聲，充滿了遠見的、悲劇性的“預言”。

那么，我們今天，花這么大的力氣，去“重述”這段，早已塵埃落定的歷史，其最終的意義何在？

意義就在于，它，迫使我們去重新審視，那個被我們，當作“公共常識”一樣，所接受的“標準道德劇本”。

那個劇本，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好人戰勝壞人”的簡單故事。

但真實的歷-史，卻告訴我們，這可能是一個，更復雜、也更悲壯的故事。

這，是一個為了“解放”一部分人，最終卻可能，把所有的人，都置于一個，更強大的“權力”之下的故事。

這是一個，為了摧毀一種“舊的奴役”（對個人的奴役），最終卻開啟了一種“新的奴役”（對國家的奴役）的，充滿了歷史悖論的故事。

這，絕不是，在為“奴隸制”，做任何辯護。

奴隸制，是人類歷史上，最丑惡的罪行，它，必須被廢除。

但是，“以何種方式，來廢除它”，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美國當代人，用最深刻的智慧，去進行反思的，重大的倫理問題。

是用一種，血流成河的、代價高昂的、并且，會帶來一個更危險的“副產品”（中央集權的帝國）的“戰爭”方式？

還是用一種，更和平的、更漸進的、成本更低的“市場”與“政治演化”的方式？

這，是一個，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

而我們今天，重溫這段歷史，最大的價值，或許，就在于它給了我們一個，重新去“權衡”，這種“歷史代價”的機會。

它讓我們，對所有那些，打著“崇高”旗號的“宏大敘事”，都抱以一份，最深刻的警惕。

它讓我們，對“權力”，這個，總是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現，最終，卻往往會變成新的“奴役者”的，永恒的“魔獸”，抱以最深的不信任。

而這，或許才是我們，能夠從那場，一個半世紀以前的，血與火之中，學到的，最寶貴，也最歷久彌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