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的餐飲行業，葡萄酒是最受歡迎的酒精飲料之一。商場店鋪陳列著產自全球各地的葡萄酒，紅的、白的，琳瑯滿目。由于氣候、水源、土壤和釀造技藝等方面的差異，不同的葡萄酒有不同的特色。

葡萄酒起源于多個地方。如果要在時間上區分，那么，最早的葡萄酒釀造在哪里？

長期以來，我們將葡萄酒視為一種“舶來品”。近代西方葡萄酒成品和技藝的引入，也加深了這一印象。不過，中國在遙遠的過去其實已經形成釀造葡萄酒的傳統。在河南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精飲料。賈湖遺址中出土的110粒炭化葡萄籽引發了國內外考古學家的極大興趣。

德國漢學家柯彼德的《琥珀光與驪珠》通過綜合考古成果、文字史、制陶史和《詩經》等中國古典文獻，梳理出了一部中國葡萄酒史。葡萄酒不只是一種酒精飲料，更重要的是，它是亞歐大陸不同文明交流的見證。以下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琥珀光與驪珠》一書相關章節，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德] 柯彼德

《琥珀光與驪珠》

作者：[德]柯彼德

譯者：王南南

版本：光啟書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

最古老酒精飲料的發現

2004年末，考古學家在中國河南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精飲料，這個消息經過專業期刊、大眾傳媒、廣播電視和網絡論壇迅速傳播，轟動了全世界。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中美聯合團隊在化學考古學家及酒類專家麥戈文的帶領下，運用最先進的技術（色譜法、質譜分析、紅外光譜分析、同位素分析），提取9000年前陶器碎片上的有機物殘留對其進行了化學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這些有機物殘留來自一種使用大米、蜂蜜和野果發酵制成的酒精飲料。

鑒于化學分析中發現了酒石酸和單寧，同時考慮到當時的地理與氣候條件，我們可以推知，作為釀酒原料的野果基本上只有兩種可能性：山楂或野生葡萄。

麥戈文團隊的這一發現不僅徹底推翻了“中國人在公元前6世紀才開始釀酒”的傳統看法，也顛覆了一直以來被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葡萄酒文化起源于近東，后來傳播到歐洲、亞洲和北非（挪亞假說）。麥戈文早在1994年就在伊朗北部的哈吉·菲魯茲土丘（Hajji Firuz Tepe）遺址發現了當時已知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釀造遺跡（前5400）。表面看來，這一發現能夠佐證近東起源說。然而，賈湖遺址的發現使我們可以推斷中國人利用葡萄發酵的歷史遠早于埃及（約前3500—前3000）、美索不達米亞（約前3500—前3000）和克里特島（約前2200），并且也可能與后來在高加索地區（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發現的距今約8000年的葡萄酒釀造遺跡形成時間線上的關聯。

此外，賈湖遺址的發現還對“葡萄和釀酒技術直到漢朝才由張騫從中亞引入中國中原地區”的傳統認知構成了挑戰，當然中國社會中一直以來占主導地位的“葡萄酒是西方舶來品”以及“中國完全沒有釀造葡萄酒傳統”的錯誤觀念也就更加需要修正了。

麥戈文手持最古老酒精飲料的有機物殘留樣本。圖片為《琥珀光與驪珠》插圖。

賈湖遺址位于河南舞陽縣，地處黃河、淮河與長江之間的平原地帶。河南地區是中華文明的搖籃，擁有其他任何一個省份都無法與之相提并論的大量考古與歷史發現，這些發現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賈湖距離河南省省會鄭州僅140公里，而鄭州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字記載流存至今的朝代——商朝時就是一個重要的樞紐城市。今天在鄭州仍然能看到擁有3000多年歷史的氣勢恢宏的古城墻。鄭州坐落于黃河平原，中國絕大部分史前聚落遺址都是在這個地區發現的，目前還有更多遺址仍在陸續發掘中。河南另一大型考古發掘地點——安陽殷墟王陵遺址位于鄭州東北約160公里處。安陽是商朝后期的都城，今天人們可以在殷墟宮殿宗廟區的博物館里看到商朝出土文物，包括幾千件刻有中國最古老文字的龜甲和牛骨、精美的青銅器和帶有豐富隨葬品的墓葬等。

賈湖遺址得名于旁邊的賈湖村，而村名里的“賈湖”就是附近的一個湖。該地區土壤肥沃，河流縱橫，氣候濕潤，自古以來人們就在此精耕細作，發展出繁榮的農業經濟。八九千年前，當地的自然環境比現在還要優越，氣候溫暖，植被茂盛，鳥獸成群。早在1961年時賈湖遺址就已經被發現，只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個發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直到改革開放以后，人們才逐漸開始重視這個新石器聚落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關鍵角色。20世紀80年代，考古學家張居中率領團隊首次對賈湖遺址進行系統性發掘，并發表了一系列報告。2000年，賈湖遺址入選“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2001年，賈湖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隨即再次開啟了大規模的發掘工作，越來越多的珍貴文物得見天日，引起了巨大轟動，其中就包括世界上最古老的釀酒遺跡。

《封神榜》（1990）劇照。

賈湖遺址的基本概況

賈湖遺址究竟有何獨特之處？盡管發掘工作遠未結束，但目前取得的成果已經能讓我們對人類文明的最早發端、與之相關的各種作用因素和它們之間的關系獲得相當多的了解，在這方面，賈湖遺址是一個典型范例。除了上文提到的從13到16件陶器的碎片上鑒定出人類最早的酒精飲料以外，賈湖遺址中還有更多驚人的發現。

賈湖遺址中的陶窯屬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制陶作坊之一，其中發掘出的陶器不但數量很大，而且具備令人驚異的藝術性。很明顯可以看出，這些陶器不僅用于儲存和烹飪食物（三足鼎），還特別用于釀造、存放和飲用酒精飲料，比如與古希臘雙耳瓶類似的大腹陶瓶、與現代水罐類似的細頸陶罐，部分還配有陶制的塞子。有證據表明，在其后的歷史時期中，人們仍在使用這種瓶塞，形狀也與賈湖瓶塞基本相同。大量賈湖墓葬中也發現了作為隨葬品的陶器，這讓人聯想到幾千年后以盛有酒精飲料的陶器和青銅器隨葬的葬喪儀式—人們相信，這些隨葬品可以幫助死者順利到達陰間，同時還能夠維系生者與死者之間的感情。

配有塞子的陶壺，賈湖遺址。圖片為《琥珀光與驪珠》插圖。

賈湖遺址的幾處墓葬中出土了30余件骨笛，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它們仍然可以奏樂，能夠吹奏出五聲音階。這些骨笛是使用今天已經瀕臨滅絕的丹頂鶴的翼骨制成的。丹頂鶴在中國和日本的神話傳說及傳統藝術中有著重要的象征意義，甚至被賦予了某種神圣性，人們將其稱為仙鶴”。丹頂鶴以善舞聞名，在交尾期會作出獨特復雜的舞蹈動作來求偶。可以推測，賈湖先民已經將丹頂鶴作為一種神鳥來崇拜，丹頂鶴的交尾舞、用骨笛演奏的音樂和薩滿巫術儀式密切相關，而骨笛也正是在薩滿墓中發現的。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聯想到，舊石器時代的歐洲奧瑞納文化（Aurignacian）也有類似的骨笛，特別是發現于德國施瓦本汝拉山脈洞穴的骨笛。它們是用西域兀鷲和大天鵝的骨頭制作的，距今約四萬年。不過，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證，原始人類在創作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器和同時出現的小雕像、洞穴壁畫和巖刻（法國南部）等藝術品時，是否因為飲用了用野果制成的發酵飲料而獲得靈感；我們也無從知曉，這些樂器和藝術品是否與當時的薩滿巫術儀式有關聯。與此相反，賈湖遺址則在這方面體現出明顯的關聯性。

骨笛，中國最古老的樂器，賈湖遺址，河南考古研究院，鄭州。圖片為《琥珀光與驪珠》插圖。

賈湖遺址中出土的大量龜甲也毫無疑問是重要的儀式用品。這些龜甲里裝有小卵石，可能是為了在搖動時發出響聲。有部分龜甲埋在房基下面，這也許可以表明龜在中國和亞洲文化的宇宙起源觀念和神話傳說中扮演的角色。這也再次體現出東西方文化令人驚異的平行性：在以色列和德國也發現了隨葬的龜甲，分別距今約12000年和9000年。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沒有人關注過賈湖龜甲及獸骨上所刻的符號，其實這是賈湖文化的重要成就之一。今天學界已經取得普遍共識：即便無法弄清楚這些符號的具體含義，但至少可以確認其為中國文字的最初形態，個別符號與年代遠在其后的史前時代的一些符號有相似之處。

在賈湖遺址北面不遠的地方，到商代以前平行發展出了人類最復雜的酒文化不是偶然的，這種酒文化所關聯的多神與祖先崇拜以及墓葬儀式的精細程度也是獨一無二的。不過，所有這些領域在從賈湖到商代之間五千年的發展歷程對我們來說基本上仍是一團迷霧。雖然近年來一些地方多次發現象形符號，尤見于陶器紋飾，但專家學者僅僅破譯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此外，賈湖遺址中也發現了最早的人工馴化狗與豬的證據，其中豬的馴化顯然是全世界最早的。此外還有證據表明，賈湖先民有狗殉的傳統。狗殉一直持續到商代中期，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時，馬才逐漸取代狗成為殉葬的家畜。狗殉現象體現出賈湖先民對這種動物的珍愛。按照芬蘭科學家的最新基因分析結果，中國的狗是從歐洲“進口”來的。

賈湖遺址還有一個轟動性的發現：研究人員借助精密的質譜分析法，在三座有8500年歷史的墓葬中鑒定出絲纖維的生物分子遺跡。由于同時還發現了簡單的紡織工具和骨針，賈湖遺址被確認為最早制造絲織品的新石器時代聚落，從而一舉把人類制絲的歷史提前了4000年。

此外，仍在發掘和鑒定中的灰坑有機物殘留可以證明，賈湖周邊地區溫暖的濕地保證了持續數千年的充足食物供應，發掘出的證據包括炭化稻米、菱角、橡子和山核桃等堅果、野生大豆、食用塊莖和塊根、蓮子、蓮藕、草籽和數量極多的魚骨。大量魚骨的存在可以證明捕魚是主要食物來源之一。這方面的發掘和鑒定工作還在繼續進行中。從出土的炭化食物的數量和大量石磨盤與磨棒上的殘留物可以推測，橡子、菱角和蓮藕是當時的主食。雖然有證據表明，賈湖遺址中的水稻人工馴化已開始起步，但同時也可以斷定，稻米在當時還只是一個很小的營養來源。所以我們不能排除，在當時的過渡歷史時期，稻米首先用于為釀造賈湖“雞尾酒”提供淀粉源。后來人們可能由于釀酒需求增大而大規模種植水稻——恰好與近東的“啤酒先于面包”現象形成參照。此外賈湖遺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石鐮、石刀、石鏟和用豬肩胛骨制成的犁頭，這可以證明當時農業生產已經開始發端，不過日常生活中仍以漁獵采集為主。

炭化稻米粒——世界最古老的稻米，賈湖遺址，河南考古研究院，鄭州。圖片為《琥珀光與驪珠》插圖。

百余粒炭化葡萄籽

我所關注的重點是賈湖遺址中出土的110粒炭化葡萄籽，其數量之多超過了中國其他任何一個史前遺址。上文提到釀造賈湖“雞尾酒”的野果只有兩種可能：山楂或葡萄，但在賈湖遺址中并沒有發現山楂的痕跡。于是，之前那些中國考古學家所提出的賈湖“雞尾酒”是以中國獨有的山楂所釀造的觀點就站不住腳了。現在學者們謹慎地認為，可能葡萄與山楂都參與了發酵過程。河南省至少擁有17個本土野生葡萄品種，從而具備使用葡萄釀酒的天然優勢。此外近期有專家學者承認，大量炭化葡萄籽的發現可以表明，不管是直接食用還是用于釀酒，葡萄都在賈湖先民的飲食中扮演著非同一般的角色，類似的情形在近東地區也可以看到。正如麥戈文所強調的，他對賈湖陶器表面“雞尾酒”殘留物所做的生物分子鑒定已經徹底排除了葡萄以外的果類作為發酵原料的可能性。

9000年歷史的葡萄籽，賈湖遺址。圖片為《琥珀光與驪珠》插圖。

著名的中國釀造及食品史專家黃興宗提出了一個很有啟發性的關于“賈湖雞尾酒為純葡萄酒假說”的另類解釋：很可能當時的陶器屬于貴重器皿，會被反復使用，比如一次用于盛放稻米釀造的飲料，另一次用于釀造和盛放葡萄酒。這意味著在賈湖遺址可能產生了中國最早的純葡萄酒，醉猴傳說以及很多進化生物學家的觀點也可以支持這一點。黃興宗給出的結論是：

“然而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中國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20003年出現了果酒，可能就是葡萄酒。”

從全球視角來看，賈湖遺址具有獨一無二的代表性意義：一方面是它象征人類發酵文化起始階段的意義，另一方面是其對于人類進化史和文明史的重要性——酒精發酵的發現和利用與最早的魔法和宗教活動以及幾乎所有其他文化創造都密切相關。

2013年11月初，離賈湖不遠的河南漯河市舉辦了紀念賈湖遺址發掘3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來自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專家學者在會上展示了關于賈湖遺址及中國其他新石器時代聚落的最新發現和研究成果。一位中國頂尖考古學家經鑒定確認，賈湖遺址中發現的葡萄籽出自蘡薁，從而為這種見載于《詩經》的中國本土葡萄品種的存在和廣泛傳播提供了證據支持。

《孔子》（1991）劇照。

在這次研討會上有幾位學者提出，賈湖遺址發現的最古老的稻米人工栽培遺存表明，稻作農業是從長江河谷發端，繼而傳播到其他地區的。而在遠早于賈湖遺址的兩萬年前，黍類就已經從中國北方地區傳到南方了，起初為野生，后來被人工馴化，主要分為粟（Setariaitalica，俗稱小米）和黍/稷（Panicummiliaceum）兩種。河南及中原其他地區的幾個考古發掘地點中曾出土粟或黍，但其在新石器時代的飲食中幾乎沒有任何地位。而中國南方在新石器時代的主要食物是植物塊莖，如山藥、芋頭、蓮藕、慈姑等，大米后來才成為主食。

發酵工藝發端于賈湖文化，繁榮于商代，這中間有著長達五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關于發酵工藝后續發展的直接證據還很不充分，這使得我們對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缺乏足夠的了解。直到幾年前，專家學者們才開始關注酒文化這個對中華文明發展進程具有重要意義的專業領域，也開始對考古遺跡進行化學分析，正如賈湖遺址中正在進行的一系列工作。

陶器的形制和用途

當然，在陶器領域，專家學者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對分布在今天中國境內各地的新石器遺址出土的大量陶器進行了細致和系統化的研究。有些陶器擁有一萬年的歷史，賈湖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已經具備了相當程度的藝術性。裴李崗文化和賈湖文化都分布在黃河以南的中原地區，繼裴李崗文化之后出現了多處較大的新石器文化：浙江北部的河姆渡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前5400—前5100）、黃河下游地區的北辛文化（前5400—前4400）、黃河中游地區的仰韶文化、山東及蘇皖豫部分地區的大汶口文化（約前4500—前2500）、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前2600—前2000）和浙江北部杭州一帶的良渚文化。

這些新石器文化遺址中發掘出的陶器展現出越來越豐富多樣的形制。它們有的形狀相似，有的甚至完全相同，中文中有一套傳統術語對其進行分類。這些術語適用于商代至西周器皿的復雜類型系統及其各自使用的漢字。借助這個或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分類系統，我們可以對這些陶器在新石器時代的用途做一些合理推測。鑒于商代和西周各種青銅器的用途都有詳實的記錄，我們可以認為，相同形制的陶器在更早以前就已經用作同樣的目的。

總之，參照青銅器可以分辨出，大約所有的陶器種類中有一半以上用于釀酒、儲酒、斟酒、飲酒和祭酒。在有些考古遺址中可以直接分辨出陶器的用途，比如1979年在山東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處墓葬中發掘出大量陶器，其中有一整套器皿用于制作酒精飲料，包括發酵所需的大陶罐、濾酒的漏缸、貯酒的陶甕、煮熟物料所用的陶質三足鼎，此外還有百余件飲器。其中一件隨葬陶缸上的圖案表現過濾酒精飲料的場景，可以推測墓主是一位“釀酒官”，在當時的社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在后來的龍山文化遺址中還發現了更多釀酒和飲酒器具。研究人員對新石器早期的細頸器皿（部分配有塞子）內壁表面的殘留物進行了化學分析，發現這些器皿很可能是用于儲存酒精飲料的。在賈湖遺址的墓葬中就有這類陶器。

仰韶文化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尖底小口雙耳陶瓶，發現于著名的半坡村遺址，位于今西安市附近。同樣形狀的陶瓶不但在地中海葡萄酒貿易、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為人所熟知，在公元前2200—前1700年的中亞綠洲文明中也屬常見。

河南仰韶遺址最早的考古發掘始于1914年，由瑞典地理學家、考古學家約翰·古納·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主持，他甚至主張文化傳播論，即仰韶遺址中發現的陶器明顯與位于絲綢之路上的新石器聚落阿瑙（Anau，今土庫曼斯坦境內）和東歐的特里波利耶文化（Tripolye culture）表現出高度的關聯性。黃興宗也認為，這些尖底小口雙耳陶瓶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不是從西方傳到了東方，就是從東方傳到了西方，同時還伴隨著啤酒與葡萄酒釀造工藝的傳播。

描寫現代葡萄酒釀造的紀錄片《葡萄酒進瓶的那些事》（

SOMM: Into the Bottle

蘇美爾文化與中國商代文化中都有一個象形字，看起來像一個尖底陶瓶，代表發酵制成的酒精飲料，可以作為東方貿易往來的證據。仔細考察中國境內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遺址，特別是甘肅大地灣文化（前5800—前5300）、馬家窯文化（前3800—前2000）和齊家文化遺址中發掘出的紋飾精美的新石器晚期陶器，我們就會更加清楚地看到史前交流的跡象。在發酵工藝方面這些跡象體現得尤為明顯，而葡萄酒在整個酒精釀造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絕不可小覷的。

左：尖底雙耳陶瓶，馬家窯文化，前3300—前2100年，蘭州市博物館，甘肅；右：馬廠類型人頭形器口彩陶瓶，馬家窯文化，前2400—前2100年，蘭州市博物館，甘肅。圖片為《琥珀光與驪珠》插圖。

近幾十年來，青海柳灣遺址出土了大量帶有紋飾的彩陶，其造型之獨特、數量之大，在中國，甚至在整個歐亞地區都是首屈一指的。柳灣遺址位于河西走廊上青海省最東部的海東市樂都區，與甘肅省接壤。到本書成書時，柳灣遺址中共發掘墓葬1700座，出土珍貴隨葬品35000余件，其中約有15000件為彩繪陶器，所屬年代在公元前2500—前1100年之間。柳灣遺址群包含多個文化層，分布在青海東部和甘肅東部的不同地區。可以推測，這些聚落在史前絲綢之路沿線的東西方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且，除了制陶技術以外，谷物栽培（小麥、大麥、燕麥）、青銅器工藝和其他文明成果也都通過史前絲綢之路從西亞和中亞傳到了中國。柳灣遺址出土的陶器不僅造型極其豐富，而且表面帶有精美繁復的紋飾，與中國東部地區出土的同一歷史時期的陶器形成了鮮明對比。

除了大量幾何圖形、圓圈和蛙紋，人臉和人身造型也特別引人注意，比如有一只明顯是酒器的陶罐表面帶有人體浮雕，呈現出同時具有乳房和陰莖的兩性合體造型。柳灣遺址的發現可以提供多方面的證據。

首先，柳灣陶器與主要在伊朗北部發現的同期及更早的陶器在造型方面的相似性非常明顯，很難被忽視。其次，已經達到相當發展水平的農業和手工業（如紡織技術）與作為隨葬品的相關器具，以及其他指向精耕細作的谷物種植的證據都表明了柳灣文化與西域的聯系。一個可能的結論就是：制作酒精飲料的發酵工藝與技術也是通過史前絲綢之路經河西走廊傳入中國的。這一點與另一個明顯的跡象相吻合，即墓葬中的陶器及其他隨葬品明顯具有靈性—禮儀方面的重要性。較晚時期的墓葬在隨葬品的大小、數量和類型方面體現出明顯的社會階層分化。精英階層的葬喪儀式顯然要隆重得多，他們的墓中不僅有大量器皿隨葬，還有象征權力的石斧、首飾和陶鼓。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琥珀光與驪珠》一書相關章節。原文作者：[德]柯彼德；摘編：羅東；編輯：西西；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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