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太餓了，連水池里的金魚都吃掉了。”1940年抵達法國的一位年輕美國人回憶道。32歲的瓦里安·弗萊被派往地中海沿岸的馬賽港執行一項救濟任務。紐約緊急救援委員會給他的任務是協助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逃離納粹的魔掌。

弗萊承諾提供假身份證和逃往國外的機會。消息很快傳開，人們開始在他辦公室外的樓梯上排隊。但偷渡出國需要時間，弗萊很快就有了一屋子的人需要照顧，直到做出必要的安排。他的“客人”包括馬克·夏加爾、馬塞爾·杜尚、安德烈·布勒東、漢娜·阿倫特和馬克斯·恩斯特。在弗萊也不得不逃離法國之前，他的“客人”共計超過1 500人。

“葡萄酒幫上了大忙，”弗萊說，“隨著食物越來越少，我們喝的葡萄酒就越來越多。偶爾在周六晚上，我們會買上10瓶或12瓶教皇新堡、埃米塔日、梅爾居雷、風車磨坊、朱里耶納、香貝丹、波內瑪爾或穆西尼葡萄酒，然后邊喝邊唱。”

然而，在接下來的13個月里，情勢每況愈下。弗萊在一部回憶錄中寫道：“有好多天，我們根本沒有面包，也幾乎沒有肉。”就在那時，他們想起了池塘里的金魚。“最糟糕的是，葡萄酒也越來越難買到了。”

即使在世界上最大的優質葡萄酒產區波爾多，也是如此。一家報紙感嘆道：“波爾多人已經無法喝到自己的葡萄酒了！”他們別無選擇。由于大量葡萄酒被德國征用，許多餐館對顧客限量供應葡萄酒，甚至有些餐館完全停止供應葡萄酒。這讓一位顧客抱怨道：“我們最近不得不喝很多很多水，感覺就像身處諾亞方舟！”

不過，德國的征用只是造成葡萄酒短缺的部分原因。由于德國人扣押了卡車，許多種植者再也無法將葡萄酒運往市場。那些仍有車輛的人也無法開出很遠，因為汽油被嚴格配給。

新法規還減少了葡萄酒的供應量。種植者被勒令將部分葡萄酒蒸餾成燃料和工業酒精，德國人要用這些酒精作為機動車輛的溶劑和防凍劑以及用來制造炸藥。年產量超過500 000升的酒商被勒令蒸餾一半的產量。

這些規定，再加上不利的天氣、勞動力的缺乏和處理葡萄藤的化學品的短缺，導致了法國葡萄酒產量的下降，而且是急劇下降。1940年，葡萄酒產量下降了近30%。到1942年，葡萄酒的產量僅為1939年的一半。

受影響最嚴重的是米埃勒家族。該家族在波爾多擁有五個葡萄莊園：詩朗酒莊、寶瑪酒莊、碧尚女爵酒莊、杜克魯杜卡約酒莊(截至1943年)和古蘭酒莊。“但是，本地有句老話，”梅-埃利亞內多年后回憶道，“擁有的酒莊越多，你就越窮。當然，當時誰都沒有錢，包括我們在內。”

甚至在戰前，由于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衰退和30年代的低劣收成，和許多其他葡萄園一樣，米埃勒家族的葡萄園已經破敗不堪。

1942年春天，梅-埃利亞內的父親愛德華·米埃勒告知家人：再也付不起工人的工資了，必須賣掉其中一個酒莊。他還警告說，因為無力照料，他們將不得不連根拔起許多葡萄藤。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同年，德軍征用了數萬匹農用馬，僅在一個葡萄酒產區就征用了30 000匹馬，用于運送士兵和物資到前線。愛德華的弟弟路易奉命將米埃勒家族所有的馬匹牽到市政廳前的廣場上去。他很不情愿，但不得不忍氣吞聲。有兩戶意大利猶太人還藏在他們家的一座城堡里呢！他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引起他人的注意。

路易到達廣場時，發現那里擠滿了其他葡萄種植者的馬匹。馬匹們彼此推擠著、嘶鳴著，對過度擁擠表示不滿。心懷不滿的葡萄種植者牽著韁繩，手持筆和寫字板的德國人仔細檢查馬匹，查看它們的牙齒，撫摸它們的側腹，并決定哪些馬匹值得帶走。一些種植者試圖欺騙德國人，在馬蹄里嵌入石頭，讓它們癱軟下來。

最后，米埃勒的名字被叫到。“這些是你的？”一名軍官問道，他瞥了一眼路易牽著的六匹馬。米埃勒點了點頭。德國人開始圍著馬匹轉圈，一度停下來抬起一只馬蹄。在做了一些記錄后，德國軍官說：“這批馬很好。”然后示意另一名士兵把馬匹牽走。

“這事差點要了路易叔叔的命。他太依戀他的馬了。”梅-埃利亞內說。路易和馬朝夕相處，訓練它們在葡萄藤中走直線，用適當的力量拖拉，以便犁頭能深深地插入多石土壤中清除雜草，但又不會過深，以至于損壞葡萄藤的根系。

一些葡萄種植者用騾子或牛來代替馬，而米埃勒家族只能用奶牛。這真是一幅可憐的景象。牛兒們吃力地拽著軛，發出抗議的悲鳴，艱難地在葡萄藤間拖著犁。梅-埃利亞內回憶說：“哦，那些可憐的奶牛，它們的生活太糟糕了，它們還要產奶！”

然而，失去馬匹并不是米埃勒家族面臨的唯一問題。他們也沒有硫酸銅。這種粉末狀的物質有時被稱為“藍石”，因為隨意噴灑后會使工人和葡萄園變成藍色。“藍石”被用來防治花葉病和霜霉病，真菌疾病在潮濕的年份會侵襲葡萄藤。在德國征用法國的銅和其他金屬用于戰爭工業后，這種化學品幾乎從市場上消失了。

路易·米埃勒就是在那時要求兒子讓輟學的。他解釋說：“我需要你的幫助，我想讓你留在家里和我一起工作。”

16 歲的讓，仔細打量著父親。他看到的，是一個衰老得太快的疲憊男人。兩年來的德國占領，兩年來為維持家人的溫飽和葡萄園的產量而掙扎的勞累，加劇了路易的心臟病。雖然讓非常喜歡學校，尤其是科學課，但他知道自己不忍心拒絕父親。

“你想讓我做什么？”他問。

父親回答道：“想辦法制造硫酸銅。”

占領開始時，德國人允許葡萄種植者用銅制品換取硫酸銅。葡萄種植者們在家中和酒窖里尋找一切能找到的銅，如銅線、舊鍋碗瓢盆。最后，甚至連墻上的裝飾品也被剝了下來。但這種交換系統很快變得不切實際，硫酸銅也用完了。

讓翻閱書籍和雜志，尋找靈感。他找出來的大部分辦法都令人啼笑皆非。如，《國際葡萄酒公報》上寫道：“以下是解決硫酸銅短缺的方法：減少處理葡萄藤的次數，減少劑量，更小心地噴灑以避免浪費，讓婦女和兒童來干活以彌補男工的不足。”

沮喪之余，讓拜訪了他以前的化學老師，解釋說他需要想辦法每四個月制造10噸硫酸銅。“老師知道各種各樣的公式，躍躍欲試。”然而，在進行任何嘗試之前，他們必須找到銅。德國人沒收了他們在波爾多能搞到的所有金屬，包括矗立在昆孔廣場的一組紀念法國大革命的銅像。這些銅像被熔化后運往德國。

幸運的是，讓的家人有一位好友，他就是比利時駐波爾多總領事。讓解釋了他的需求，領事同意提供幫助。當時比利時仍可從其非洲殖民地獲取銅礦。為了換取葡萄酒，領事同意用往返比利時運送葡萄酒和酒瓶的卡車將一些銅走私到波爾多。

現在，讓和他的化學老師已經準備就緒。他們在讓家所在的古蘭酒莊建立了“非常簡單、原始的實驗室”。他們使用的舊農舍離主屋很遠，不會吸引過路人好奇的目光。

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1943年，古蘭酒莊突然成為禁區的一部分。這個禁區，是德軍為抵御盟軍“入侵”而沿波爾多海岸設立的。德軍命令米埃勒一家搬出酒莊，德國士兵遷入。德國當局聲稱，從現在起，只有持有特別通行證的人才能進入莊園，連在葡萄園里勞作的人也不例外。

由于實驗室已經建好，而且所有物資都在古蘭酒莊，讓決定還是繼續推進。他晚上偷偷溜過德軍的防線，或者在白天工作接近尾聲時躲起來，等葡萄園的工作結束后也不離開。夜間工作有助于掩蓋實驗室的煙霧，而且實驗室本身離房子還很遠，只要風向無誤，德國人就聞不到硫磺味。

幾個月來，一切都很順利。讓趴在試管和其他設備上，混合硝酸和硫酸，并將其倒在他囤積的銅礦上面。很快，他就制得了大量的硫酸銅。父親興奮不已。

但是，比利時的銅礦供應突然被切斷了。領事告訴讓，這太危險了，德國人已開始懷疑，銅礦走私必須得停止。

讓不知所措，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發現一個流動的廢金屬商販。這位商販承認，他“在這里和那里”都能搞到金屬，如果讓為他提供葡萄酒，他很樂意為讓提供銅。“這就是我們的‘現金交易’，”讓后來回憶道，“我沒問他任何問題，我們也沒有互報姓名。”

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把銅運到實驗室。唯一的辦法就是使用蒸汽汽車。由于燃料短缺，普通汽車已經被改裝成可以燃燒木材的汽車。“我們坐上汽車，從波爾多出發前往古蘭酒莊。每上一道坡，哪怕是小坡，我們都得下來推車，”讓說，“我不知道，每次旅途我們有多少次得停下車來，拿出鎬頭把堵住發動機的木炭敲碎。蒸汽汽車太糟糕了。雖然我們有在葡萄園工作的通行證，但汽車的速度太慢了。我們總是很緊張，擔心被德國人攔下來搜查。”

雖然意識到了風險，但讓還是覺得在德國人眼皮底下制造硫酸銅令人激動，甚至是令人興奮。“我真的很想參戰。如此一來，我就覺得我參戰了。”

但是，幾乎同時發生的兩件事，讓他看清了戰爭的現實。一天晚上，他在實驗室工作時，從朋友那里得到消息，與他合作的廢金屬商販被捕了。原來，這個商販一直向讓提供的銅是從一座德國人的倉庫里偷來的。

讓很害怕，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廢金屬商販會招供嗎？接下來德國人會來抓他嗎？讓曾因宵禁后外出被捕過一次，全靠他父親的一個德國家庭出身的朋友為他說話才被釋放。“那一刻，我驚恐萬分，”讓說，“我緊張得好幾天睡不著覺。”

幾個星期過去了，什么也沒發生，讓開始放松下來。但好景不長。凌晨時分，當他還在實驗室時，被一陣防空炮火嚇了一跳，緊接著是震耳欲聾的撞擊聲。在迅速關閉實驗室后，他走到了外面。在葡萄園中央，有一架美國飛機燃燒的殘骸。幾分鐘后，德國巡邏隊走出酒莊，開始搜尋被擊落的飛機，犬吠聲不絕于耳。

讓沖回自己的實驗室，開始盡快拆卸設備，把碎片藏在草棚和其他任何可能的地方，甚至把部件埋在葡萄園里。然后，他悄悄地溜回了波爾多。

讓·米埃勒的“化學家”生涯，就此結束。

上帝創造了人，

像泡沫一樣脆弱;

上帝創造了愛，

愛會帶來麻煩;

上帝創造了葡萄藤，

這是罪過嗎？

釀造葡萄酒的人，

會被麻煩淹沒嗎？

——匿名

現在，甚至沒有足夠的葡萄酒了。維希政府的所作所為只會讓葡萄種植者的麻煩更多。

葡萄種植者們越來越認為，貝當元帥的通敵政權愛管閑事、玩弄權術，更急于滿足德國對美酒的渴望，而不是滿足本國人民的需求。

為了維系日益減少的葡萄酒供應，維希政府打著健康生活的幌子，發起了一場反酒精運動。某些日子被定為“無酒日”，酒吧和餐館被禁止在“無酒日”供應酒精飲料。酒類廣告被禁止，法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規定了最低飲酒年齡，即14歲。當人們抱怨時，維希政府卻不以為然地試圖為自身的舉動辯護，聲稱法國戰敗的原因之一就是酒吧太多：法國每80人就有一家酒吧，而德國每270人才有一家酒吧。

迫于滿足德國對更多葡萄酒的需求的壓力，維希政府陷入了困境。在努力說服法國公眾少喝酒的同時，它也在努力說服葡萄種植者多生產葡萄酒。葡萄種植者被告知，他們現在可以用“不受歡迎”或“被禁止”的葡萄品種釀酒，他們還被鼓勵給葡萄酒摻水。那些致力于提高葡萄酒質量的人深感震驚。

同樣令人不安的是政府提出的一項新的稅收計劃。維希政府急需支付德國要求的占領費用，因此對葡萄種植者出售的所有葡萄酒征收 20%的稅。商店將葡萄酒賣給街頭小販時，還得再加收20%的稅。毫不奇怪的是，商店售出的葡萄酒越來越少，因為現在對大多數人來說，葡萄酒太貴了。酒商賠了錢，葡萄種植者也賠了錢。

因此，葡萄酒開始流向一個新的方向，即繁榮的黑市。在黑市，酒商和葡萄種植者可以“在桌子底下”出售他們的葡萄酒。法國的葡萄酒愛好者蠢蠢欲動，德國人也不例外。僅在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間，德國人就用幣值高估的德國馬克在黑市上購買了超過1 000萬瓶葡萄酒。

維希政府對黑市交易惱羞成怒，報復性地完全控制了與葡萄酒生產有關的一切。官員們警告稱，從現在起，他們將決定葡萄酒的運輸和銷售方式、時間和地點。公民個人將獲得配給票，而經銷商和運輸商將獲得購買證書，明確規定他們可以購買哪些葡萄酒。為了堵住漏洞，官員們還宣布不再向種植者提供他們自古以來就享有的一項福利：保留大量免稅葡萄酒用于“家庭消費”的權利。這些酒通常被賣給朋友，可給生產者帶來部分額外收入。

法國葡萄酒行業一片嘩然。維希政府越是強硬，釀酒師和葡萄種植者就越是反抗。黑市銷售實際上有增無減。作為回應，維希政府派出了“打假隊”。檢查人員逮捕了數十名涉嫌進行葡萄酒欺詐活動的葡萄種植者。其他許多人也受到了調查。僅一名葡萄種植者就被指控在5萬瓶葡萄酒上貼假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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