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八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印過一冊折經裝《張充和手抄梅花詩》，詩冊里充和用典雅的工筆小楷抄錄五十首雅馴的梅花七律，春風玉笛，素韻繁枝，一筆一畫玉骨冰魂，寫出滿紙滿卷粉愁香怨，那么古典的情致，那么細膩的情懷，如今真不多見了。

充和手抄《梅花詩》原作的收藏者王敬之先生，在詩冊的“出版后記”里寫明了這本詩冊底稿的來歷。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后不久，有人在上海向王敬之先生的父親兜售一卷署名趙孟頫的《梅花詩集句》行草長卷，王父通過充和向沈尹默先生求證真偽，沈公鑒為真跡，于是老王先生花費四十兩黃金購下長卷，更將手卷借給充和臨摹。充和臨摹之后完璧歸趙，自己留下摹本。六十年代王家被抄，手卷充公。七十年代劫后發還的卻是與《梅花詩》毫不相干的趙孟頫手卷贗品，趙書《梅花詩集句》長卷從此絕跡。八十年代王敬之先生的父母在美國與充和重逢，談起舊物，唏噓不已。老王先生夫婦歸國后，充和根據自己保存的摹本重抄《梅花詩》一冊，寄贈故人存念，那是一九九二年二月間的事，那年充和快八十歲了。

故人遺失的《梅花詩》長卷是行草，充和初臨的《梅花詩》也是行草，為了懷舊或是存念，行草應當比工楷更合適，而出版的這冊寫本偏是楷書，其中緣由充和在詩冊后自擬的跋文里也寫明了：“……余所臨未毀秦灰，然亦殘破不堪，前十數首均失去。余尚書楷書一卷，其中有脫落處，只可缺遺……”充和一九四六年臨寫的行草長卷四十多年后早已殘損，缺失頗多，還好當年她根據行草長卷寫的一卷楷書還相對完整，因此這卷楷書《梅花詩》倒成了充和重抄詩冊的范本了。

二〇一六年六月，充和跋文里提及的那卷行草摹本現身杭州西泠春拍，全卷存詩四十首，前十首一如充和說的那樣：“均失去”了。一尺高的手卷足足十五米長，據此推算，最初完整的摹本或許接近二十米左右。去年歲末也是在西泠，我買到的充和工楷《梅花詩》應是她提到的“余尚書楷書一卷”的那卷了。半尺來高，粉箋朱欄，未經裝池。和出版的詩冊對照，字里多一點王寵的虛柔，少幾分魏碑的叱咤。放了快八十年的老紙松脆極了，我不敢多看，趕緊送去裝裱。裱完的長卷八米多長，前六首梅花詩殘去十數行，那也許是一九九二年充和重臨舊跡后的三十多年里手卷更經蠹魚的遺憾，辭書出版社那本梅花詩冊倒是能替它補缺。第六首以后詩冊上的那些漏字或誤寫，我請譚然比照長卷上的原文做了些校補。譬如第六首第五句，手卷原文“冷淡自能吹俗客”，詩冊上脫“吹”字；第二十三首第一句，手卷作“瘦馬羸童到處尋”，詩冊將“馬”作“長”，比對第二句“白云幽徑夕陽林”，就知道“馬”比“長”更合適，畢竟用“瘦長羸”三個字去形容“童”，實在不是古人的做派，簡體字里“馬”和“長”很難將就，繁體字里倒是有疏忽的可能；第三十首第六句，詩冊上作“跡寄湖村向水溪”，手卷以“向”為“白”，參考上一句“夢回帷幄青冥上”，可知“青冥”“白水”方成一對。更有趣的如第三十七首，第五句第一字，詩冊空缺，手卷上也只留了“氵”的偏旁，充和在原卷上用鉛筆補了一個“詹”，聯絡下文，“淡酒自能知我意”不算違和，可惜查到的《梅花詩集句》原文里不是“淡酒”，是“淡泊”，再看下一句“清羸偏覺助禪心”，也只能相信“淡酒”本就“淡泊”了。

《梅花詩》其六印本缺字，由手卷可知為“吹”

“淡泊”寫成“淡酒”，也許是筆誤，也許是從行草譯寫成楷書時的猶豫。第二十九首第三句的第二字和第六字，手卷和書冊里都缺失，查了充和臨寫的行草《梅花詩》照片，我才知道那是“常招暗香來燕座”里的“招”和“燕”，“招”字不難認，“燕”字臨完，充和在邊上點了兩點，接著重臨一遍，我仔細認了，真難說是“似曾相識‘燕’歸來”了。

古人詩詞轉抄轉錄難免謬誤，行書、草書尤其難認。熟悉的篇章還能根據原文揣測，像這樣的律詩集句在沒有谷歌、沒有百度的年代幾乎無從查考。“集句”是舊時文人的文字游戲，挑檢前人詩篇中的舊句拼成一首新詩。試以詩冊中第十三首集句為例：

柴門月色向人新，（宋，陸游《述懷》）

雪點寒梅小院春。（唐，溫庭筠《和道溪君別業》）

林下豐標許誰比，（宋，陸游，詩失考）

天涯風俗自相親。（唐，杜甫《冬至》）

吳山佳麗全非舊，（元，周臻，詩失考）

衣食疏單不是貧。（唐，白居易《閑行》，原句為“單疏”）

若個高情能似我，（唐，韓偓《早起探春》）

此生真作葛天民。（宋，陸游《書喜》）

對仗工整、韻腳服帖、平仄講究，像這樣裁剪拼貼湊出五十首七律，真不是常人能有的雅興，更不是常人能有的本事了。

二〇二二年玉谿山館的吳迪先生用辭書出版社這冊《張充和手抄梅花詩》做底稿，請人雕版刷印，做了一部線裝本《梅花律詩集句》（下圖）。白謙慎教授題簽，范景中教授的夫人周小英女史書跋。周女史的小楷清標高致，氣韻不輸充和。跋文里說：“康熙五十二年八月羅景以集古梅花詩前后各五十首付石，傳拓流播，此冊所書系后五十首也。”

羅景是遼寧人，漢軍正白旗，康熙四十四年到康熙五十二年任南陽知府。他用雙鉤法臨摹王羲之的行書寫成梅花集句，再請人刻碑。原碑不知去處，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印過一冊雍正年間的殘拓，收詩四十三首，前二十六首是絕句，編號“三十四”到“五十”的十七首倒是律詩，與充和詩冊上所錄的詩文也吻合。拓本最后羅景也寫了一段跋文，說他：“每公暇輒置圖書，與二三知己雅歌清言，興不淺也。但風月樽前獨少梅花繞屋，不免為何郎避舍耳。因檢集古梅花詩七言絕律共百首以供案頭詠頌。”看來《梅花詩》確是羅景所集，那元代的趙孟頫自然寫不成清代的集句，充和臨的那卷行草長卷只是“趙體”字，不是趙孟頫的真跡。沈尹默先生是不是真的看走了眼也難說，王敬之先生在詩冊后記里說“沈公一言決疑”，我看了王先生引述當時的情景和對白倒是看出了沈公的存疑。“‘這是趙字的上乘，份量這樣大也很少見。’有人追問：‘是真是假？’沈公反問：‘造假的是誰呢？我想不出當時和后來另還有誰能寫出這樣好的字。’”沈公論的始終是好壞，不是真假。

《梅花律詩集句》的跋文里，周小英女史還提到她根據充和臨寫的行草長卷校補楷書詩冊的缺字，我猜想十年前露過面的那卷行草或許歸她寶藏了，斗膽相問，果然如此！真好，當年充和在上海臨寫的《梅花詩集句》行草卷和譯寫的《梅花詩集句》楷書卷都回到了上海，雖蒙風塵，八十年了，難免的。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松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