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盡管伊朗的石油收入，在20世紀60-70年代獲得猛增，但是由于巴列維國王較為片面的國家發展戰略，以及國內存在的較為嚴重的貧富分化，實際上伊朗大眾從國家石油財富中收益甚微。他們對國王的不滿也油然而生，伊朗內部穩定遇到一些問題，這讓視伊朗為中東冷戰工具的美國稍有不安，于是美國肯尼迪政府向巴列維國王表達了希望伊朗進行改革之意。

20世紀60年代初，巴列維國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白色革命，隨之主持通過一系列與白色革命相配套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目標是超過一個或幾個歐洲大國，可能不久就會成為繼美國、蘇聯、日本和中國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強國。

巴列維的這一宏偉目標為國家和人民描繪了光輝的前景，當然也激發了民眾對美好未來的熱切期待。然而不管是“白色革命”，還是自20世紀60年代初至1978年的連續3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雖然都取得了一些成績，就像有人驚呼“1960年以后的伊朗工業增長速度之快，在歷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國王的改革也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就“白色革命”的中心內容土地改革而言，進行得很不理想，例如在土改后大小地主仍然占有全國可耕地的62%左右；由于土地股份制的推行，使得大股東對土地的經營管理權得以強化，這不可避免地會削弱新獲土地的自耕農，對自己土地的處置權，從而造成他們生產積極性的受挫，致使生產效益連連下滑。

再者，在石油美元的刺激下，巴列維國王試圖大力發展現代化農業，強調進口替代和開放性政策，這使得習慣了傳統農業的伊朗農民深受影響，他們的生活狀況也每況愈下，從而使農民大規模地涌入城市。這一部分人到城市后，并不能很快適應那里的生活，于是失望之情日益濃重，這又引發了各種城市危機。土改的另一嚴重后果是它冒犯了宗教階層，因為大量的宗教地產也在重新分配之列，這使得宗教階層對巴列維國王充滿了憤恨之意，加劇了它們反對國王統治的力度。

利益分配嚴重失衡，也是巴列維國王改革中存在的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少數權勢者和投機者獲取了滾滾財富和大量的發展機會，而下層民眾乃至大多數的商業階層卻收益有限，從而造成了伊朗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民眾的失望與憤恨之情自然由此而生。

另外，在巴列維國王統治時期，西方文化及價值觀大量涌入伊朗，這對伊朗傳統的精神文化生活造成嚴重沖擊，尤其遭到宗教界的反對。伊朗伊斯蘭革命領袖霍梅尼就對西方文化的入侵給予了猛烈抨擊，聲稱“歐洲圓禮帽是伊斯蘭教的恥辱”，男女合校“毀滅了純潔和男人的陽剛之氣”，“流行音樂制造了色欲和淫亂”。

霍梅尼還大力譴責西方文化帶來的道德淪喪和本土文化的衰落，指出伊斯蘭教正經受著物質主義、基督教和猶太復國主義等邪惡教義的侵蝕。面臨如此嚴重的危機，穆斯林的當務之急是要凈化伊斯蘭教，回歸傳統的伊斯蘭社會。

在霍梅尼和其他宗教人土的呼吁下，“回歸伊斯蘭”成為當時廣大穆斯林的普遍心聲。考慮到霍梅尼遙控領導的宗教勢力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巴列維政權最為強大的對手這一現實，他們的憤恨及反抗對巴列維國王來說就不是容易對付的了。這時巴列維國王還要面對由世界石油市場劇烈變化帶來的嚴重財政危機。

20世紀70年代，世界石油價格的持續快速上漲，使歐佩克成員國獲益匪淺，但是這些國家也面臨來自美歐等石油消費大國的沉重壓力，因為巴列維國王是歐佩克提升油價的主要支持者，所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伊朗多有指責。

1976年12月，在歐佩克于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會議上，沙特石油大臣阿赫麥德·扎基·亞麻尼宣布本國政府將為降低油價作出努力，即以較低的價格出售沙特石油，甚至還表示將考慮增產50%的石油產量。

沙特的表態令世界石油價格下滑，這對嚴重依賴出口石油換取外匯的巴列維國王而言是一個沉重打擊，以致他在1977年1月2日向其心腹大臣、前首相阿拉姆哀嘆道：“我們破產了，似乎一切都注定要慢慢陷于癱瘓，同時我們已經計劃好的很多項目都要推遲…今后將會非常艱難。”

除了上述困境之外，巴列維國王的獨裁專制也加劇了他的統治危機。巴列維國王的專制統治在國內主要倚重軍隊、秘密警察以及幾乎完全聽從于他的政府、議會，在國外則是美國。

軍隊是巴列維國王維護其專制統治的最重要的支柱。在1953年重新掌權后，巴列維國王就牢牢地將伊朗軍隊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直接掌控著軍隊高級將領的升遷、調動，各個部隊也在他的有意安排下基本上處于相互獨立的地位。

巴列維國王還在軍隊中大力灌輸忠君思想，以確保軍隊的忠誠。為了培育伊朗軍隊，他可謂是不惜血本，一直到他倒臺，都不停地在向美國購買各式先進的武器。巴列維國王的強軍政策固然使得伊朗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跨入世界軍事強國之列。

但是，在軍事方面的過多消耗也嚴重影響了伊朗其他更為亟待投資的行業發展，特別是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民生領域并沒有因為石油美元的激增獲得明顯改觀。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伊朗經濟的失衡發展，導致普通伊朗人的生活難以改善甚至愈加艱難，從而引發了民眾的極大反感。

秘密警察、特務機構也是巴列維專制統治的重要依靠，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巴列維國王組建了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和高級特務機構“皇家調查委員會”。這兩個機構不僅對政治反對派、宗教勢力、知識分子以及普通民眾，而且還對處于領導地位的黨、政、軍等各界官員實施嚴密的監視，防止他們進行反巴列維政權的活動。

當時伊朗人簡直達到人人自危的程度，生活深受影響。在革命爆發前，絕大多數人敢怒不敢言，而伊斯蘭革命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釋放壓抑之情的機會與舞臺。

巴列維國王維護專制統治的另一手段是操縱政府和議會，使它們完全淪落為自己施政的工具。他曾經多次修改憲法以擴大王權，逐步使得議會成為國王手中的橡皮章。對于首相的人選，巴列維也是以服從為標準進行取舍。巴列維國王這樣做雖然把國家大權集于一身，但是擁有的權力越大，需要承擔的責任也就越多，通過對權力的壟斷，他把自己推到了需要獨自承擔國家興衰成敗的地步。

巴列維國王專制統治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外部支柱，那就是美國。在二戰后，特別是在1953年政變后，巴列維一頭倒向了西方尤其是美國。正是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他才逐漸穩定了政局，鞏固了統治，強化了軍事力量，成為伊朗名副其實的獨裁者。

隨著六七十年代石油收入的劇增和英國軍隊撤出波斯灣，巴列維國王稱霸海灣的欲望日益強烈。為了改變自己被視為是美國傀儡的形象，也為了盡量擺脫美國等西方世界對自己的鉗制從而達到稱霸波斯灣的目的，他著意在國際舞臺顯示自己的獨立性，于是他改善了與蘇聯的關系，在歐佩克中也成為提高石油價格的最有力的鼓吹者，而且還非常積極地參與不結盟運動和其他中立性質的論壇。

更為突出的是，到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巴列維國王還經常批評美國和西方世界。巴列維國王的上述舉動讓美國頗為不滿，于是華盛頓對他心存怨恨，甚至和沙特聯手推動了給巴列維政權沉重打擊的1977年世界石油大降價。

再者，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東西方整體關系趨向緩和，阿拉伯各產油國的局勢也漸漸穩定下來，這導致了伊朗對美國以及西方價值的下降。簡而言之，在1977年卡特總統入主白宮之時，伊朗與美國雖然仍保持著密切關系，但是其親密程度已經今非昔比。

1977年1月20日，高唱人權之歌的吉米·卡特就職美利堅合眾國第39任總統。

當時美國面臨很多棘手而又亟須解決的外交問題，就像時任國務卿塞勒斯·萬斯所言：

在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中，盡管對于人權的訴求并不是排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但是因為它是相對于美國前幾屆政府的鮮明特征，所以，人權外交遂成為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個顯著標志。

卡特政府要在外交政策中打出人權牌，與咄咄逼人的蘇聯政策相抗衡，并且盡力塑造美國在第三世界的慈愛形象。

卡特主要的外交助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也是一位意識形態外交政策的推崇者。他認為，僅僅簡單地反對和遏制蘇聯擴張已經力有不逮。卡特政府的國務卿萬斯同樣是一位人權政策的鼓吹者。關于人權，萬斯直言不諱：“我們確實認為，永遠尊重人權是人的價值的根本，而且這種尊重必須加以培育。我們不會事事都發表評論，但是，只要我們看到人權受到威脅，只要我們認為表態是有益的時候，我們就要不時地站出來說話。”

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紐瑟姆、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揚、負責近東和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桑德斯等高級官員也都自詡為人權政策的擁護者。

如果卡特政府在制定對外政策的過程中真的非常注重人權狀況的話，那么，當時美國最重要的地區盟友之一伊朗必將受到較為嚴重的沖擊，因為人權政策出臺之際，正是伊朗巴列維國王政權深陷統治危機之時，而且，長期以來巴列維國王一直向美國尋求購買大量的先進武器，這與卡特總統限制武器出口的主張也是大相徑庭。

事實上，卡特當選美國總統本身就已經令巴列維國王不安了，因為早在美國總統競選中，卡特就特別強調對人權和減少美國武器輸出的關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卡特真的按照競選綱領施政的話，那么現存的伊美關系必將受到嚴重挑戰，巴列維國王肯定也會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巴列維國王的擔心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當然知道自己的統治方式存在一些問題，比如20世紀70年代，伊朗令人生畏的特務組織幾乎可以隨意對國王反對派進行嚴刑拷打和政治迫害，大赦國際和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對伊朗的人權狀況都給予嚴厲批評。這引起美國日益增多的民眾對巴列維國王政權頗有微詞，當然，注重民意的議員們自然也不會放過這個爭取選民的機會。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多位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經常抨擊巴列維國王和伊美關系，例如參議員泰德·肯尼迪就因為伊美武器交易而攻擊巴列維國王和福特政府。這一時期美國媒體對伊朗官方的批評也越來越多。

來自美國的這種種批評聲音讓巴列維國王非常不安，他擔心伊美關系的發展會遇到一些困難。所以在卡特當選美國下任總統后，國王主動出擊，推出一些符合人權精神的舉措，例如一再申明要結束對犯人實施酷刑，進行法律改革，放松對公眾言論的限制等，華盛頓對此給予贊揚。

在某種程度上講，巴列維國王上述廣為宣傳的改革措施為卡特政府繼續前任政府的對伊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合理基礎；實際上，在美國新政府上臺伊始，并沒有改變其對伊政策的打算和具體舉措，這一時期巴列維不斷呼吁和實施一些改革，主要的壓力不是來自美國，而是國內嚴重的壓力使然，是出于挽救其獨裁統治的目的而為之的。

另外，還有他對卡特政府對伊政策的誤解，他曾認為美國是真的要壓制他進行改革、以在伊朗實現民主。

另一方面，與巴列維國王對卡特政府的人權政策憂心忡忡。相反，伊朗反對派特別是那些民族民主勢力起初卻比較樂觀，他們天真地認為，在美國新政策的壓力下，巴列維國王將不得不進行一些民主改革，伊朗因此就有可能出現法治局面，并且還有可能為伊朗打開民眾自由參與政治的進程。

在他們看來，巴列維國王對政治犯態度的部分改變就是他們對前景保持樂觀的佐證。在上述美好愿望的鼓舞下，到1977年夏，伊朗開始出現呼吁進行改革的組織，不過這時最重要的反國王行動發生在清真寺，遍及伊朗全國的清真寺發出的抨擊巴列維政權的聲音越來越大。

清真寺的每次布道都會吸引大量深受通貨膨脹之苦的聽眾，他們逐漸構成了追隨宗教領袖進行反政府活動的主體，而隨著革命氣氛的日益濃重，清真寺也逐漸成為伊朗革命行動的組織中心。

在卡特政府人權外交的鼓舞下，伊朗反對巴列維獨裁統治的自由派領導人也希望能夠得到美國的幫助。當卡特決定在1977年年末訪問德黑蘭時，他們擬定了一份聲明并呈交給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聲明對巴列維國王的獨裁統治表示了強烈憤慨，呼吁在伊朗恢復法治，該聲明的基調與卡特總統的人權立場基本一致。

其實在該聲明公布前的一個月，伊朗反對派就把該聲明連同一些人的簽名轉交給卡特政府。他們希望華盛頓對巴列維國王施加壓力，迫使他同意在伊朗建立君主立憲并且允許自由辯論和自由選舉。

但是自由派的這一討好姿態并沒有受到卡特政府的重視，在該聲明公布僅僅幾天以后，卡特總統就在德黑蘭向巴列維國王表達了幾乎是不遺余力的支持和贊揚，隨后不久巴列維國王就對幾個簽名者和他們的家人采取了打壓行動，這讓伊朗反對派對聲稱推崇人權政策的卡特政府感到失望。

不過最讓反對派失望的莫過于卡特政府對阿亞圖拉邁赫姆德·塔勒卡尼被捕的漠視。塔勒卡尼是當時非常有影響的宗教領袖，終其一生，他關注的就是美國新政府所鼓吹的人權。

在1977年夏，他因為抨擊政府而遭到逮捕，并被判處10年監禁，伊朗反對派對美國政府在塔勒卡尼被捕這件事上的沉默感到沮喪，他們對美國人權政策的熱情隨之驟降，并且還清醒地認識到，在改善自身狀況、推翻巴列維獨裁統治的過程中，美國的實際幫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卡特在伊朗人權問題上的表現非但沒能贏得民心，反而招致伊朗人民對美國更深的厭惡。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