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史里，有這么三兄弟，一母同胞，卻像是三條路，橫著走，豎著撞，終究走散了。

大哥魯迅，全國人都認得他。二弟周作人，也是文人巨匠，和大哥一度并肩稱“文壇雙璧”。

三弟周建人，不寫文，卻仕途通達、人生安穩。

一家三人，各有來頭，說出去夠一桌人吃驚。

但這三人關系卻說近不近，說遠不遠，情感糾葛一輩子。

最要命的是大哥與二弟，前半生同氣連枝，后半生卻連話都不說，兄弟情一刀兩斷，連根拔除。

倘若在1923年以前問人“魯迅最親近的是誰”，十個里頭大概有七個會說是周作人，剩下三個則會疑惑地反問一句：“難道不是他弟弟？”

的確在那時，若說周家三兄弟中哪一對走得最近，答案不會有第二個。

魯迅和周作人只差四歲，自幼在紹興的私塾里一同背書，一同挨罰，筆墨未干的童年，幾乎重疊在同一個課桌上。

后來家道中落，一家人東奔西逃，先是躲債，再是避禍，最后連家鄉都待不下去了，便去了鄉下。

那時候兄弟兩個并肩而立，衣衫襤褸，守著病父和淚眼婆母，多少算是共患了難。

再后來，年長的魯迅先行一步，去了南京。周作人也緊隨其后，先后到日本留學。兄弟倆此時雖然一南一北、一東一西，卻未曾生疏。

他們寫信頻繁，互贈書籍，連郵費都不計較。

魯迅甚至將自己多年所搜集整理的《會稽郡故書雜集》，悄然署了弟弟的名字。

可惜天算如是，人心卻難料。周作人在日本娶了羽太信子，生活捉襟見肘，官費早就不夠用了。

魯迅思前想后，咬咬牙，回國謀職。不是為了理想，而是為了弟弟。為了讓他有書讀，有飯吃，有地方落腳。

回國后，又托蔡元培將他安插進北大國史館，安穩過日。

那幾年，他們住在同一個四合院里——北京八道灣。

前院魯迅住，后院周作人住，一墻之隔，有事抬腿就能過去。兩人一同出書，一起辦刊，還常在院子里散步，一邊吐槽時政，一邊討論古文。

要說“手足情深”，在那時候是有的，甚至可以說，是“相依為命”。

可人生總是這樣，前一天還是親如骨肉，后一天卻連話都不說了。

變故發生在1923年的夏天，某天午后，魯迅像往常一樣走進后院，卻沒想到弟弟遞給他一封信，既不寒暄，也不解釋，連眼神都懶得給一個，轉身就走了。

魯迅站在院中，看著那封信，好一會兒才拆開。

開頭赫然四字：“魯迅先生?！?/strong>

不是“大哥”，不是“兄長”，甚至沒有一句寒暄，只是冷冰冰的稱呼。

最讓魯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句“愿你安心，自重。”

像是對待一個品行有虧之人，又像是要他徹底認清現實。

但魯迅認不清，他不明白，自己這十幾年是為的什么。

若不是為了這個弟弟，他早就躲到杭州湖畔教書去了，何苦在北京和人周旋，平日忍氣吞聲，在家中捉襟見肘。

魯迅當晚便喊弟弟出來問話，可周作人連門都沒開。他一聲不響，就像是和這個大哥從未有過任何過往。

半月后，魯迅拎著母親與朱安的行李，搬出了八道灣。

兄弟自此分家，日后見了面，也仿若陌路。

那么，他們到底為何決裂？

倘若真要論起周家三兄弟之間最像一個“家”的時候，大概便是1919年初春之后那幾年了。

那年二月，魯迅把紹興老宅變賣了，幾代人的門戶與記憶賣了一千三百多銀元，賣得不算好，也不能拖，再拖就不是房子問題了，是日子撐不下去了。

賣房的錢一到賬，魯迅便不再回頭，當機立斷，舉家遷往北平。

那時他已要開始為一大家子操持起一場新的折騰。

7月2日，周作人在他的支持下只身赴日，去接羽太信子和四個孩子回國。

這一去，就是兄弟之間“家”的開始。人未歸，房得先備。

周作人離京的第二天，魯迅便獨自開始了一場耗神費力、瑣碎零亂的搬家工程：找房、看地、打算盤、討價還價。

兄弟倆手里不寬裕，靠的是省吃儉用剩下的積蓄，加上紹興故宅那一筆，湊了四千銀元左右。

兩人合計了很久，最后在新街口八道灣挑中了一處三進四合院，二十余間房，前中后三個院，木窗石階，自來水通著，連蔡元培都說“像樣”。

可“像樣”的代價不小：房款3500，稅費180，中介費173，另加鋪設水管、維修雜項，總計接近4000銀元，這可相當于兄弟倆七個月的全部工資。

周作人不在，后面的事全壓在魯迅身上。買房是起點，真正的苦活從那之后開始。

院子得整修，水道得重鋪，家具得置辦，連鎖門的銅鎖都是他親自挑的。

羽太信子尚未歸國，魯迅便將后院北屋特意騰出來給弟弟一家，朝向好、陽光足，小侄子們也有地方撒歡。

他又請人將幾間房改成日式格局，榻榻米、木格紙窗、洗手間，全照著東京來的生活習慣安排，生怕弟媳住得不慣，鬧起別扭。

直到8月10日，周作人一家六口終于抵京。

11月21日，一家人正式搬進八道灣11號。再過一個月，12月29日，魯迅又親自把母親、朱安和三弟周建人一家從紹興接來，趕在新年前團圓。

一時間，三代同堂，三兄弟共處一院，老太太安坐中庭，朱安縫補納鞋，羽太信子管家帶娃，一日三餐有人做，兄弟各自寫稿講學，竟也算得上其樂融融。

但光看這熱鬧的表象是不夠的。熱鬧背后，是魯迅每日疲于奔命的現實。他與周作人說好：從今往后，經濟合并，兄弟同心，永不分賬。

主意定了，執行起來就得硬著頭皮頂上。母親年邁、朱安不識字，家中幾十口人吃喝拉撒，全靠他和弟弟撐著。

他將自己除煙錢之外的全部工資上交，由羽太信子統一打理。賬本由她記，菜由她買，雞蛋幾枚，米幾斤，魯迅不過問。

然而后來發生的事，卻讓這段四年的同舟共濟顯得如此荒謬。

羽太信子不是中國的舊式女人，這一點，眾人早有耳聞，只是未曾料到，她連最基本的“持家”二字，也毫無概念。

她的生活方式，不在乎節省，更不屑于計劃，講究的只是舒坦與體面，哪怕代價是別人的喘不過氣。

她吃飯講究火候、順口與不順口，一盤菜若咸了些，便端回廚房重做，哪怕剛上桌；一道湯若涼了點，也得重煮一遍。

孩子生個小病，她非要立即請來日本醫生出診，診金照開，毫不遲疑。她不是不知道這會花多少錢，只是覺得該花，就得花，至于錢從哪里來，也不是她分內的事。

她生了兩個孩子，身邊的仆役卻不少，男女六七個，另加黃包車夫一名，專職接送孩子上學放學。

日常用品，若不是日貨，她根本不看一眼。

北平那時已有不少日本僑民，也有不少日本貨店，市面上“日貨”種類齊全。按理說，她應當滿足了。

可她偏不，時常寫信托人從日本直接捎來：棉布、味噌、嬰兒粉，甚至毛巾牙刷。

她認為日本的，就是好的，至于中國貨，不過是“勉強能用”罷了。

對此，周作人并非不清楚。他每日穿著干凈衣服坐在“苦雨齋”中讀書、翻譯，飯點一到，有人送來熱菜熱湯；衣服一臟，仆人收去洗凈熨平。

他所要的，不過是書桌前的清凈，屋檐下的安穩，剩下的，全權交給夫人安排。

那時候真正吃苦的，是魯迅。

他既要照料母親，又得兼顧朱安，還要顧及弟弟一家開銷。自己留下幾塊錢買香煙，剩下的都交出去，名義上是“兄弟合賬”，實際卻是他在硬扛。

他從不爭，也不說，只是每月末常常四處借錢。

光是1921年，他就向朋友寫信求助21次，這還只是記下的，沒記下的，怕還要多些。

可就算如此，羽太信子仍不滿意。

她要的不是“大家庭”，而是“她的家庭”。兄弟可共處，親戚最好退散。

三弟周建人因失業暫時借住八道灣時，她的臉色每日不同，一會兒冷一會兒更冷。

后來建人去了上海，工作有了著落，便想讓妻子羽太芳子一同赴滬。

可羽太信子橫加阻撓，芳子最終只回了一句：“不去上海、不離婚，我要陪姐姐。”

魯迅也是被搞的一個頭兩個大。

他曾私下托周作人出面勸勸，讓他和夫人講講道理，可弟弟只當耳邊風。

他一向只理學問，不理家務。魯迅無奈，只得以“長兄”身份出面勸導。

結果羽太信子不聽，一勸便冷臉，兩勸便翻臉，三勸之后，干脆連話也不說了。

她心里的不滿，大概自那時起，便埋下了。

更棘手的是經濟問題。起初魯迅掙錢多，羽太信子雖不尊重他，也多少還能忍讓。

可到了1923年，情況變了。當時周作人的月薪加稿費遠超魯迅，僅半年就掙了近三千元，而魯迅才勉強過千。

賬面上看，家庭支柱換了人，于是羽太信子的底氣也硬了。

過去是“忍著看他”，現在變成了“看他不順眼”，再后來，干脆明著挑刺。

1924年6月11日下午，早已搬家許久的魯迅提著一只舊箱，再次走進了八道灣。

那處老宅，本不該再來?？蓵€在，家什也還在，不取不行。

說到底，他不過是來拿回幾件自己買的東西而已。誰料還沒跨過西廂門檻，周作人夫婦便迎面沖出，張口便罵，抬手便打。

魯迅當天的日記寫得極冷，只寥寥數句：

據后人回憶，那日屋里一度動了真刀真槍。周作人拿起一尊獅形銅香爐，足有一尺高，作勢要往魯迅頭上砸去。若不是旁人眼疾手快攔住，怕是要出大事。

而魯迅也不是泥做的，順手抓起一個陶瓦枕，朝弟弟擲去。

東西沒打中，可心已經徹底涼了。

一場兄弟鬩墻，到了這一刻，徹底翻了篇。此后再無一言，再無一面。血緣仍在，人情盡斷。

往后再提“周家兄弟”，魯迅只提三弟周建人，對周作人避而不談，避之如蛇蝎。

魯迅生病，周作人不來；1936年魯迅去世，周作人一家沒有一個人出席葬禮。

時間過去了三十年后，1967年，周作人去世。消息傳來，有人說應當通知魯迅的兒子周海嬰。

周海嬰看了后，沉默許久，最后仍未前往。

兄弟之情，走到這個地步，不啻于斷腸。

可惜在前的，不是反目，而是多年的同甘共苦；可憾的，也不是一封絕交信，而是從前那一日一夜地共桌、共灶、共寒暑，如今被掃地出門。

至于到底因何反目，眾說紛紜，有人猜錢，有人猜人，也有人說是立場不合，志趣兩歧。真相終究只有他們兩人知曉。

所以在一個家庭里，無底線的幫助，無底線的犧牲，真的能把人心捂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