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你是我的父親

文/錢理群

這一兩年，竟不斷地寫起追悼文章來——每一篇都償還一筆精神的債務：給老師，給亡友，給……最應該償還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該寫什么，該怎樣去寫——我幾乎無話可說，卻又有太多太多的話要說……

因為你留給我的記憶幾乎是一片空白。

因為我永遠擺脫不了你，我的命運與你緊緊相連。

哦，你是我的父親，我是你的兒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說不出具體的時間——是你的誕辰百周年忌日；在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著遙遠的南國的海的那一邊，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卻無法想象，更不能具體地說出你的容顏、你的聲音、你的思想……你對于我，永遠是一個陌生的存在，一個償還不清的精神的債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從記憶的墳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獲永遠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東路一家小吃店里，一個穿著長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帶著長著圓圓的大腦袋的小男孩，在吃著什么——仿佛是湯圓，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著仍在細嚼慢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個個地夾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長嘆了一聲……

這唯一留下的瞬間記憶，經過幾十年風風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親，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連同你的一聲嘆息，是怎樣地讓你的兒子千百遍地咀嚼，溫暖著，又咬嚙著他那顆破碎的失落的心!……

還有掛在墻上的你的巨幅畫像，留在我的記憶里的，仍然是你的嚴肅的微笑。這已經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在你親自購置的南京武夷路22號小樓母親的臥室里，你日夜陪伴著母親，也時時從墻上望著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峽那一邊，卻不怎么想念你——我們已經習慣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當年我們全家住在南京江蘇路、中山東路的時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來往不絕的客人談論公事，少有和家人閑談的時候。但偶然瞥見墻上的你在對我微笑時，不知怎么的，我總有一種安寧感。“那是我的父親，父親。”我對自己說，同時有一股溫馨襲上心頭。但母親卻時時念著你，每逢過年過節，總要多擺幾副碗筷——為你，也為遠在異國的大哥和三哥。這時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種生命的沉重與悲涼，但也只是剎那的感覺，很快就忘了：那時候我還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畫像從墻上取下，并且永遠在家中消失時，我才開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與我以及全家的命運息息相通。起初還是中學生的我只覺得奇怪，想去問母親，看到她一臉愁容，便不敢開口。還是“新奶媽”——長住我們家的女傭，你一定記得的——悄悄告訴我，四哥(他是共產黨員，在南京團市委工作)因為家里掛著你的像，與你劃不清界限，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我已經說不清當時的反應，仿佛覺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種精神的威壓，而此后母親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從此，不祥的預感便籠罩著這個溫馨的家庭。

錢理群教授

考驗終于臨到我的頭上。1953年，剛滿十四歲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后改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申請，這在我們那一代是天經地義的歸宿，仿佛到了十四歲，就應該、也必然成為青年團員。但我的申請，卻遭到了拒絕，盡管當時我是全校老師、學生公認的學習、品學兼優的模范學生。面對這晴天霹靂般的打擊，一陣天旋地轉以后，我頓時產生了低人一頭的屈辱感，仿佛剎那間我從天之驕子變成了二等公民。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團介紹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臉嚴肅地正告我：必須從思想、政治與行動上與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反革命？”我差點大叫起來；我怎能把已經滲入記憶深處的嚴肅、沉靜、微笑著的你，與在我的觀念中早已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聯在一起？在我這樣的十四歲的中學生的心目中，父親與革命，都同樣神圣，現在卻硬要在這兩者中做出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這未免過分殘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

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個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來說服我；我知道，那是組織交給他的任務，他自己也懷著極大的真誠與熱情，希望幫助我闖過這一關。他總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該說的幾句話說完，然后突然沉默下來，用急切的眼光望著我。我知道他想讓我說什么，我也真想說出他想讓我說的話，那樣，我們倆都可以松一口氣，卸下那對于我們來說是過于沉重的精神的負擔，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們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當時正在狂熱地學習作曲，我也正熱心于作詞，我們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卻怎么也說不出來，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著他；他也呆望著我，似乎也懷著某種歉意。時間到了，他默默地站起來，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門口，空氣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懇求他不要再來，但第二天他仍然來了，在同一個時刻，一分鐘也不差。呵，父親，你這時正在海峽的那邊為臺灣農業的振興奔波，你當然不會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兒子承受了這樣的精神折磨!但我卻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著那曾經掛過你的畫像的白墻，我默默地想：要是父親的形象也能像畫像一樣永遠消失，要是我根本沒有這樣的父親，那該多好。呵，我竟敢否認自己父親的存在，我這罪孽深重的兒子!我為自己的念頭嚇壞了……

錢理群（后排右一）全家合影

從此，與反動父親劃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遠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終于從北京流放到了貴州安順，正是傳說中的夜郎國的所在。在我簡單的行囊中，有一張父親的照片，這是我從母親那里要來的。但我從不敢翻出來，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種犯罪；但又始終保留著，我知道那是我們父子間最后的精神聯系。不管看與不看，“他”存在著，這就足以給我的越來越孤寂的心以某種慰藉了。但萬萬沒有想到，這一點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文革”中，當紅衛兵從我的箱底翻出這張照片時，我再也逃脫不了“反革命孝子賢孫”的罪名。面對著紅衛兵的質問，我無言以對。當時正盛行著“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革命邏輯，我也為自己的大膽(解放后幾十年，還保留著父親的照片)嚇蒙了。我唯有低頭，認罪，懺悔，說不上真誠還是不真誠，只恨不得割斷一切社會聯系(因為每一個聯系都是一種罪惡)，還一個一無牽涉的“自己”。因此，當后來學校革命師生給我平反，將父親的照片還給我時，我幾乎是毫不遲疑地將它付之一炬——事情過去很久以后，我才驚訝自己當時的平靜。記得有一位學生提出了異議，他問我：“兒子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親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覺得他的問題提得奇怪：我已經心如死灰，以為人世間早已無感情可言，更別說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懲罰：當我得知父親1972年在臺北悄然去世時，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親手燒毀了對我有著養育之恩的父親的形象!呵，我這大逆不道的、罪惡深重的兒子!

盡管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旅居美國的三哥歸國，又帶來了父親的照片，我卻再也不敢正視。我的眼前，永遠晃動著那地獄般的圖景：我親手點燃的火，一點一點地吞噬了我的父親——他的沉思、微笑，連同他對我全部的愛和期待!……

我的母親：

這也是一種堅忍和偉大

文/錢理群

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談到，他讀了清人筆記《雙節堂庸訓》里的一段記載：“吾母寡言笑……終日織作無他語。”不禁黯然，因為他的祖母就是這樣“忍苦守禮”，“生平不見笑容”。周作人的這段話同樣引起了我的共鳴：在我的記憶里，母親也是這樣坐在那張破舊的藤椅上，“終日織作無他語”，并且不見笑容。

我的母親不是周作人祖母那樣的封建大家庭的舊式婦女。外祖父項蘭生先生是杭州著名的維新派人物，除了開辦新式學堂、白話報以外，還專門請了老師讓自己的長女從小習讀英語，母親至少也算是半新半舊的女性，她應該有不同于周作人祖母的命運。而且，我知道，母親的本性也不是如此：家里的人都告訴我，她是喜歡熱鬧的。

然而，從我懂事時起，母親留給我唯一的印象，又確乎是這樣終日織作無他語，也無笑容。

這是在1949年以后，父親到了海峽那一邊，把母親和年齡最小的三個子女留在了南京武夷路22號那棟空空洞洞的大樓房里——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以后。

一夜之間，母親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變成了反動官僚的家屬，成了人人都以懷疑的，甚至敵視的眼光望著的“不可接觸的人”——這是歷史巨變必然帶來的個人命運、地位的變化。

母親以驚人的決斷與毅力迅速地適應了這種變化。她主動上繳了留在身邊的父親的“反動證件”，以及一切可以讓人聯想起父親的東西(但她仍然留下了她與父親結婚時的合影，并且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環顧四周，選定了那張破舊的藤椅，坐在上面，開始編織毛線，縫補衣物，并且再也不動了。

從此不再和我們——她的子女，以及任何人談論父親，以及與父親相聯系的家庭的、她個人的歷史。盡管她內心深處仍時時煎熬著對于父親以及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兩個兒子的懷念。開始，她每逢過年，都要多擺上幾副碗筷，用這無言的安排表達自己無言的思念。后來，外在壓力越來越大，這樣的儀式也都取消，于是，思念也變得了無痕跡。本來她滿可以借某種傾訴減輕內心的重負，但她不，她守口如瓶：既然人們已經宣布那是一段罪惡的歷史，那么，她的口就是那道關住罪惡的閘門，而且一關就是幾十年，至死也沒有開。

而且她小心而頑固地斷絕了與海峽彼岸的一切聯系。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的三哥輾轉托人帶來口信，表示愿意對家庭有所資助，盡管這顯然有父親的意思，母親斷然拒絕。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三哥又托人登門看望，請母親在錄音帶上留下幾句話，母親依然一口回絕：她寧愿沉默到底。

但她卻以極其謙和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一切人。無論是誰，包括鄰居的孩子，對她提出的一切要求，她都全部滿足。政府的、居委會的一切號召，從為災民捐贈寒衣，到“大躍進”獻銅獻鐵，她都一律響應。后來居委會要求借我們家的汽車間舉辦學習班，全家人都不贊成，母親毫無二話，表示同意，自己也去旁聽，跟著鄰里的老老少少學唱革命歌曲。以后居委會又提出，周圍居民住房緊張，希望我們將樓下的客廳、餐廳全部讓出，母親依然滿口答應。客戶搬進來后，每月計算水電費，母親總是以自己多出錢為原則。在日常生活中，凡有爭執，無不退讓了事。我多次責怪母親過分小心，大可不必，母親總是默默地看我一眼，卻不作任何辯解。

錢理群教授

當那場史無前例的風暴掀天動地而來時，全家人都認定這回在劫難逃，惶惶不可終日。最后一切都沒有發生，居然逃脫了抄家之災。在那個橫掃一切的年代，真算是個奇跡。后來，有人悄悄告訴我們，是居委會的老工人師傅勸退了紅衛兵，保護了“老太”(這是鄰居們對母親的昵稱)。

母親的身體越來越衰弱，她終于挺不住，病倒在床上。我清楚地記得，在那個寒冷的冬夜，母親擁被而坐，咳喘不止，對著從數千里之外趕回探視的兒子，斷斷續續地說道：“這幾十……年來……總算……沒有……連累……你們。”說完坦然一笑，又沉默了……

我的靈魂卻受到了猛的一擊：呵，母親這幾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不言，忍苦守禮、守法，全是出于對她的子女刻骨銘心的愛！我凝望著因習慣于無語而顯得麻木的母親石刻般的臉，突然醒悟：在這歷史的大風暴中，正是母親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獨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護著我們每一個子女，這是怎樣偉大的母愛呵!……

我無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

我愿意永遠地俯首于這幅圣母圖前——母親端坐在藤椅里，終日織作無他語，也無笑容。

作者：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博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