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渭1930年出生于南京，是邱清泉與第二任妻子葉蕤君的長子。他的童年正值中國戰火紛飛的年代，父親作為國民黨將領常年征戰在外，家庭生活難免動蕩。

1949年，邱國渭19歲，正在上海圣約翰大學外語系就讀。這所教會大學以其嚴謹的學術傳統和國際化視野聞名，是當時中國頂尖的高等學府之一。然而，這一年也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淮海戰役的失利讓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

淮海戰役中，邱清泉率部作戰，最終于1949年1月10日在安徽永城陳官莊地區陣亡。父親去世時，邱國渭的母親葉蕤君帶著兩個妹妹邱莉娜和邱莉娃準備撤往臺灣。當時國民黨高層家屬紛紛南逃，上海黃浦江碼頭擠滿了逃難的人群。葉蕤君帶著女兒們登上前往臺灣的船只，而邱國渭因學業未完成，未能及時趕到碼頭與家人會合。

另一種說法是，他隨家人南逃至福建途中被解放軍截獲，獲知其身份后受到優待，最終選擇返回上海繼續學業。不論哪種情況屬實，邱國渭最終留在了大陸，成為邱清泉留在大陸的唯一血脈。

1952年，邱國渭從圣約翰大學畢業。同年，這所大學因新中國的高校院系調整而關閉，他被分配到上海圖書館工作，負責外文書籍的采編。上海圖書館位于南京東路，館藏豐富，是當時上海的文化重地。邱國渭在此開始了平靜而低調的職業生涯，整理外文書目、管理圖書資料，憑借扎實的外語功底和認真態度，他在工作中逐漸站穩腳跟。

在上海圖書館工作期間，邱國渭結識了同事袁玉珍。袁玉珍據傳是袁世凱的后裔，知書達理，氣質出眾，是圖書館中頗受關注的人物。兩人因工作關系逐漸熟識，彼此欣賞對方的才華與品性，最終結為夫妻。婚后，他們育有三個女兒，家庭生活一度溫馨和睦。然而，這種平靜并未持續太久。

20世紀60年代，政治運動席卷全國，邱國渭因父親的國民黨背景受到牽連。盡管他本人并無政治傾向，工作環境卻變得微妙起來。同事們對他態度疏遠，圖書館的氛圍不再如從前那般輕松。

更沉重的打擊來自家庭：袁玉珍后來調往一所中學擔任教師，在一次帶學生下鄉活動中因水土不服患上重感冒。她因擔心藥物副作用拒絕治療，病情迅速惡化，最終因醫療條件有限去世。妻子離世后，邱國渭獨自撫養三個年幼的女兒，生活的重擔壓在這個沉默寡言的男人肩上。

盡管面臨諸多困難，邱國渭始終保持低調。他埋頭工作，用微薄的收入支撐家庭，盡力為女兒們創造穩定的成長環境。他的堅韌與隱忍，正是那個時代許多普通人面對苦難時的寫照。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這不僅標志著國際地位的提升，也意外改變了邱國渭的生活軌跡。當時，他的兩個妹妹邱莉娜和邱莉娃在美國聯合國秘書處工作，通過書信與他取得聯系。這封跨越海峽的家書引起了上海市政府的注意。考慮到他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經歷，當地政府安排他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同時提升他為上海圖書館副科級主任。

政協委員的身份讓邱國渭的社會地位有所改善，他在圖書館的工作也得到更多認可。然而，他對政治活動并不熱衷。參加政協會議時，他往往沉默寡言，更愿意將時間花在圖書管理和學術研究上。這一時期的邱國渭，生活逐漸趨于穩定。女兒們相繼長大，他的工作也步入正軌。然而，命運的轉折點即將來臨。

1978年，中美關系緩和，民間交流逐漸增多。邱國渭借此機會申請赴美探親，希望與母親和妹妹團聚。他的申請很快獲批，這在當時并非易事，顯示出他身份的特殊性。同年，他首次獨自前往美國，探訪多年未見的親人。回國后，他帶回了一些美國圖書館的資料和照片，與同事分享見聞，語氣中透露出對異國生活的些許向往。

此后，他又三次赴美，每次都帶著一個女兒同行。第一次帶走長女，第二次帶走次女，最后一次帶走小女。每次出發前，他都會整理好辦公桌，與同事平靜告別，仿佛只是普通的出差。然而，第四次赴美后，他沒有再返回大陸，與母親和妹妹定居美國，從此與故土斷了聯系。

邱國渭選擇留美的原因，外界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他對國內某些政策心存不滿，尤其是政治運動對家庭的沖擊讓他心灰意冷；也有人推測，家庭團聚的渴望是他最終的動力，畢竟母親和妹妹是他僅剩的至親。

定居美國后，邱國渭的生活低調而平靜。他與母親葉蕤君、妹妹邱莉娜和邱莉娃居住在一起，遠離了曾經的喧囂與動蕩。他的三個女兒逐漸適應美國的生活，有的進入大學深造，有的融入當地社會。而邱國渭本人則很少拋頭露面，偶爾翻閱舊書或照片，回憶在上海的青春歲月和圖書館的時光。

在美國，他沒有再從事圖書館工作，也沒有參與任何政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