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文學的星空中，程莫深的短篇小說《在地鐵上》猶如一柄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剖開了權力規訓下的現代人生存困境。這篇不足萬字卻意蘊豐厚的小說，通過地鐵車廂這個微型社會劇場，展現了權力如何滲透進毛細血管般的日常生活。當官僚康喜文與被迫改名的趙小玲在偶然中相遇，兩個被體制異化的靈魂在密閉空間里上演了一出存在主義的荒誕劇。

本文將從權力異化、空間政治與敘事策略三個維度，解析這部作品如何以黑色幽默的筆調，完成對中國式權力關系的文學祛魅。透過那些震顫在口罩鋼絲骨架間的權力博弈，我們得以窺見程莫深對現代人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與人文關懷。

流動空間中的主體性潰散

地鐵作為后現代城市的典型流動空間（liquid space），在小說中成為身份溶解的催化劑。康喜文刻意選擇的"局長-乘客"雙重身份并非主動偽裝，而是拉康鏡像理論中的"誤認"——他企圖通過大衣與口罩構建新主體（普通市民），卻因趙學武的出現暴露出符號界（Symbolic Order）對實在界（the Real）的永恒壓制。這種撕裂感體現在：

"他不斷調整口罩鋼絲條的手指突然僵住"（身體失控）

"眼角余光掃到第三排座位時，喉結上下滾動三次"（生理暴露）

程莫深在此揭示了權力者更深層的恐懼：當剝離制度性身份后，康喜文本質上與趙學武同樣是被拋入地鐵系統的"無差別肉體"。

命名暴力與存在性羞恥

趙學武被迫更名為"趙小玲"的事件，可從克里斯蒂娃"賤斥"（abjection）理論重新解讀：

符號性閹割：原名"學武"承載的父權制期待（尚武精神）被置換為"小玲"隱含的服務性氣質。

羞恥生產機制：新名字使其在地鐵中形成條件反射般的"弓腰反應"，印證薩特"他人即地獄"的論斷。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刻意模糊趙學武/趙小玲的真實樣貌，僅以"灰西裝后腦勺"指代，這種表征的缺席恰恰證明其主體性已被權力話語徹底殖民。

單向窺視中的存在困境

結尾處康喜文持續張望的荒誕場景，實為海德格爾"常人"（das Man）狀態的具象化：

凝視的悖論：當權力者成為窺視者時，其凝視對象（趙學武）已虛化為權力結構的投影。

存在的懸置：隧道燈光制造的頻閃效應，隱喻著主體在制度與自由間的永恒搖擺。

這種敘事設計使作品超越具體社會批判，抵達存在主義文學的核心命題——當個體被拋入既定權力網絡后，任何反抗都可能是權力結構的再生產。

程莫深的現代性書寫策略

相較于傳統現實主義作家，程莫深通過： 物象的哲學化（口罩→存在之遮詮），動作的符號化（縮脖→主體萎縮），空間的意識流化（隧道→規訓通道），實現了對中國當代文學存在主義書寫的突破。程莫深通過非線性敘事（如地鐵換乘時的時空跳躍）與意象疊加（如不斷切換的地鐵線路圖），將存在主義命題嵌入日常生活場景，使作品超越具體社會批判，抵達對人性本質的追問。程莫深通過非線性敘事（如地鐵換乘時的時空跳躍）與意象疊加，將存在主義命題嵌入日常生活場景，使作品超越具體社會批判，抵達對人性本質的追問。

文學價值的當代啟示

《在地鐵上》的價值不僅在于對權力關系的尖銳批判，更在于其對人性困境的悲憫注視。程莫深暗示了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制度規訓與個體覺醒的夾縫中，任何反抗都可能是權力結構的再生產。這種深刻的悖論性思考，使作品超越了簡單的社會批判，成為當代中國文學中罕見的存在主義文本。程莫深以文學手術刀剖開的不僅是權力肌理，更是現代人尋找自我認同的艱難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