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惡,不一定來自內心深處的邪念;
它往往是思考的缺失,是一個個普通人在一個框架中不問是非、機械執行的結果。
這是胖胖在網上看到部分網友關于平庸之惡討論的一個觀點。
但是胖胖是這樣認為的,有時候,一個人在沒有明確惡意、沒有深思熟慮地選擇邪惡的情況下,僅僅出于服從命令、麻木不仁、缺乏思考,就卷入了巨大的罪惡之中。
不是因為他們有多壞,而是因為他們從不去問“這樣做對嗎”,也沒人告訴他們“不對”。
這是一種深藏于日常中的冷漠,一種用“職責”包裹的傷人方式。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辯證的話題,因為我覺得這個話題能牽扯到人性面的善與惡。
7月2日,馬上資訊報道了這么一則新聞:
事發地北京,時間是7月1日晚上,一名外賣小哥正在進行日常配送。
這名小哥按照訂單地址趕到了某個小區,但小區有一條規定,外來電瓶車禁止入內。
小哥趕時間,也不想違背小區規則,就把車停在了門口的馬路邊。
注意,是“馬路邊”,不是小區里面。
然后他拿著餐進了小區,送完單子出來,卻發現自己的電瓶車被小區保安推倒在一邊了。
大家都知道,電瓶車是外賣小哥的生產工具,謀生工具,摔一下很可能就壞了,不僅耽誤配送,修車還要自己掏錢。
這事擱誰身上,心里都不舒服。
小哥于是去找保安理論,結果遭到了呵斥:“誰讓你停門口的?”
雙方爭執不下,小哥只好報警。警察趕到后,耐心聽取了雙方的說法,然后開始勸導。
警察對保安說:“你讓人家靠邊你得說呀,你不說人咋知道,您把門口這二畝三分地看好了就完事了,這馬路上要你管嗎?”
保安一開始矢口否認:“我又沒管他。”
警察繼續追問:“那人家停馬路上跟你有啥關系啊?”
保安還是堅持:“他停在這門口了。”
一句“門口了”,好像成了他動手推車的正當理由。但警察沒有停止勸導:“你的職責范圍是哪啊?你為業主把門看好,又沒人叫你把馬路看好。”
這段話。讓保安意識到自己“越界”了。
他沉默了,雙手叉腰接不上話。
警察繼續耐心勸導:“他送個外賣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在這待一天也夠熱的,你們倆較什么勁啊,都是苦命的孩子,瞎較勁。”
最終,外賣小哥也表示理解,保安大叔意識到了錯誤,雙方握手言和,一場無理取鬧的爭端在“人性化”的調解中畫上句號。
這個新聞,如果只看結果,其實很平和。
但如果你去深挖這個過程,會發現一點:
一個人,在沒有明顯敵意的前提下,只因為“職責”或“本能”就去為難另一個比他更弱、也更辛苦的人。
保安大叔為什么推電瓶車?是恨外賣小哥嗎?不是。他甚至不認識對方。他不過是在“執行規定”,甚至可以說是在執行他自己想象出的“責任范圍”。
而當警察點破這一層,他才有所緩和。
而這種保安大叔的行為,它往往披著“我是為了規矩”的外衣。
咱們經常聽過一句話:
“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是在自己最小的權限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為難他人。”
很多人沒意識到,當你處于一個權責不清、上下交代模糊的職位時,如果你不去思考邊界和人情,很容易就會做出過火之舉,不是因為惡,而是因為“我覺得我可以這么做”。
而這種“我覺得我可以”,最可怕。
這樣的心態甚至不是暴力,是一個人不加思考的“自動化執行”,一種機械化的苛責。
這些人沒有要傷害誰,但他們最后造成的傷害卻非常真實。
他們沒有壞心眼,但壞心眼并不是惡唯一的來源。
更深層的割裂,是漠視、是僵化、是“我管這些事”的自以為是。
而能解這一層的,唯有同理心與邊界意識。
所以有一點其實要意識到,無論何種職位,你握著的是職權,也許只是螻蟻級別,但它同樣能造成傷害。
你必須反問自己:我是在維護秩序,還是在發泄控制欲?我是在做對的事,還是只是在做習慣的事?
“規矩不能沒有人性,人性不能脫離邊界。”
這句話放在昨天的事件以及此事中都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每一個崗位上的人,都能多一點思考、多一點自省,也許就能少看到那些沒有惡意,卻做了壞事的人。
和諧社會,不是靠規則堆砌的恐懼,而是靠每一個個體主動選擇善良的共識。
職責,不該成為別人生活的阻礙。權限,不該當成傷害別人的工具。
其實說實話,保安和外賣小哥之間的矛盾并不罕見。
他們是兩個最容易產生沖突的職業群體,因為他們都處在食物鏈相對底層的位置。
一個守在小區門口,一個奔波于城市之間,為了一單配送、為了一個包裹。
他們不是對手,卻常常因為“能不能進小區”、“有沒有提前送到”這些問題產生矛盾。
有意思的是,明明大家都生活艱難了,可偏偏還要在“人下人”中劃出層級。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卻沒有人告訴我們,并不該有任何等級劃分。
是的,甚至現實情況,人上還有人,但人下也有人。
人上人為了自己待在塔尖不動聲色,卻精心設計了另外一套人下人之間的“食物鏈”,人下還有人,讓最底層的人彼此爭斗,別有空抬頭。
這句話乍一聽刺耳,可它正是現實的縮影:
當你無法成為人上人,你就要在“人下人”中爭個高低。
保安推車,并不是為了秩序,而是為了證明他“能管事”。
外賣員據理力爭,不只是為了電瓶車,也是為了爭回一點體面。
他們都是被壓榨的,最弱勢的一方,卻被逼著彼此為敵。
如果這種被設計出來的“惡”已經無處不在、如果整個結構已是臟水一池,那么個體還能保全干凈嗎?
很多時候,我們身處的這個“環境”,就像一個大水缸。
水缸可以改變一個人,也可以污染一個人;
而這個水缸的扭曲制造了無數“被迫作惡”的平庸者。
外頭已經干涸了,你想喝水,就只能跳進這缸水里。
你明知這水渾、這水臭,但你別無選擇。
你要養家糊口、你要活命、你要上有老下有小地過下去。
于是你跳進去。
你本是清白的,但你會被污染。
你也許一開始很干凈,但你終究染黑。
不是你變壞了,是你沒得選。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很多時候只是詩人的自我感動和自我臆想,并不是打工人的生存真相。
于是,打工人不得不面對的是,“吃誰的飯就不能砸誰的鍋”這句話,它是很多人真實的生存邏輯。
當你進了這個水缸,你就知道什么能說、什么不能碰,什么事情上要聽話。
你拿了誰的錢,就得知道閉哪張嘴。
于是,正義、良知、公平,很多時候只是“能活下來之后的奢侈品”。
而個體在執行“規則”時,如果失去了判斷力,就容易對更弱者造成實質傷害。
規章制度一旦脫離常識、人情與邊界,那它不再是秩序,而是掩蓋冷漠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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