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陽湖畔鯉魚洲

校領導說：北京大學江西分校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大學。但是，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卻習慣稱之為"草棚大學"。

我們不妨先來看一組數字。從1969年7月北大江西農場啟動，到1970年8月工農兵學員到校，在前后僅一年的時間內，有兩千多名教職員工來到這里接受勞動改造，被稱作“五.七”戰士。天蒼蒼，野茫茫，放眼望去，一片荒原濕地，他們只能用毛竹稻草搭蓋草棚棲身，開始自己的“五.七”道路，在改造著自己的世界觀的同時，創造著鯉魚洲的人文和歷史。彭佩云、陸平、厲以寧、張岱年、季羨林等北京大學知名人士，都曾在鯉魚洲勞動過。據彭佩云同志回憶，她一到鯉魚洲就和當地農民一起參加修堤大會戰，晚上住在草棚里，夜雨襲來屋子頻頻漏雨，徹夜難眠。

我們工農兵學員到校時，除去場部（兼校總部）、商店、子弟小學、醫院、糧庫、機修廠等是紅磚瓦房以外，其余各連（系）多數都是草棚。在鄱陽湖大堤外，有北大新建的一個簡易碼頭，泊有幾艘北大自己購置的鐵殼大噸位貨輪，分校建設所需的木材、磚瓦、毛竹，以及生活用品等，全部是靠自己的船隊運來。我們到鯉魚洲時，碼頭上靠堤內一側，運來的木材堆集如山?？礃幼?，學校還像是要繼續擴建。如果住房條件有所改善，我們當然高興；但我們心里真正企盼的，是早些去北京。盡管我們愿意艱苦奮斗，也愿意發揚"抗大"精神，但做為一座全國乃至世界聞名的最高學府，遠離北京跑來這偏僻的荒野草洲上，將課堂放在草棚里，這在當時就讓人心里有些不痛快。

北京大學在江西創辦分校（實驗農場），教師們挑土修筑鄱陽湖大堤。

我們的教室，確確實實是草棚。沒有課桌，每人一個小板凳，曲腿坐在小板凳上，膝蓋當課桌。人一走，教室里就剩下一塊黑板。平時自學，就在宿舍里，坐著小板凳，床鋪當書桌。三三兩兩的蘆葦，透過稻草"墻"鉆入屋內，倒也為潮悶的宿舍增添了幾分生機。討厭的是那從野草稻叢中飛來的蚊子，成群結隊，白天晚上一個樣，不停地進攻，許多學員不得不將雙腳泡進小水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時不時會從床底下鉆出只碩大的癩蛤蟆，不吭不響，一步步挪到你的腳旁。

學員們的素質，那真是典型的工、農、兵。我們首批推薦上大學還是比較正規的，沒什么走后門現象。既然是工、農，推薦的首要標準當然是能勞動，其次是思想紅，再次才是文化水平。道理很簡單，你不能干活，不能吃苦，憑什么說你的思想紅？思想不紅，文化水平再高又有啥用？因此，推薦來的這些工農兵學員，真正的高中畢業生不多。像我這樣的初中生還算是不錯的，因為我自幼喜歡看書，七七八八的雜書、閑書讀了許多，而恰巧又學的是文科。不少人，是典型的老工人，老農民，文化程度是小學，或是小學沒畢業。因此，那笑話也就不少。有一次，系里組織我們修改《漢語成語詞典》,讓學員們先在各類書刊上查找成語。有位學員，大概根本就不知成語為何物，查找了半天一個成語也沒找到，便從《智取威虎山》劇本上抄下一個："兔子不吃窩邊草"，惹來一陣轟堂大笑。

那課程設置，也頗具"草棚大學"特色：

一、培養目標：中文系培養的學生應該是德、智、體都得到發展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他們要無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在斗爭中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永遠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大造革命輿論。

二、學制：三年。

三、課程設置：

政治課：(1）中共黨史；(2）毛澤東哲學思想。

專業課：(1）毛澤東文藝思想；(2）毛澤東詩詞；(3）消息、通訊、報告文學、小評論四種文體；(4）革命樣板戲；(5）文藝創作；(6）文藝評論（訓練在文藝戰線興無滅資斗爭、批判封資修文藝和不停頓地向資產階級發動進攻的能力）。即便是這樣的專業內容，我們在"草棚大學"的將近一年時間內，也沒有按計劃教學。

唯一值得自豪與驕傲的，便是"草棚大學"的師資力量。僅我們中文系，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加一起，與學員的比例超過二比一，足足是兩個老師教一個學員。僅僅直接帶我們的教師，就有馮鐘蕓、謝冕、袁行霈、張雪森、陳貽焮、閔開德、嚴家炎、袁良駿、周強、段寶林、陸儉明、樂黛云、張少康、周先慎、黃修己、洪子誠、嚴紹璗、符淮青等。當時，他們都是北大中文系的中堅力量。后來，除去已經過世的張雪森老師以外，其他如謝冕、袁行霈、嚴家炎、閔開德、段寶林等，均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在國際上都頗有知名度的高級教授。可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面對種種的禁忌，面對素質不高的工農兵學員，面對極不合理的教學內容，真可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這張老照片，是我們到達鯉魚洲七連（中文系）后住過的草棚。棚頂上的粗體大字：一面學習，一面生產，是當時的辦學方針。我們在大草棚里住了大半年的時間，直到1971年4月才搬進磚瓦房。

說到這里，我不由回想起"草棚大學"的第一課。忙完晚稻的插秧任務后，在學員們的殷切期盼中，我們中文系終于要開課了。說確切些，這是北京大學中文系自1966年"文革"爆發以來的第一堂課。因此，擔任授課的教師非常的重視，系領導、特別是軍代表更是非常的重視。擔任"草棚大學"第一課授課任務的，是段寶林老師。他要講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偉大意義。段老師明白，他將要登上的，是一個全新的講臺；他將要面對的，是一批與過去的學生完全不同的工農兵學員。因此，能否講好這"第一課"，用他自己的話講，感到壓力很重，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精心而又細致的準備工作。軍宣隊的軍代表，也在做著充分而又細致的準備工作。他專門召集學員排的班以上干部（包括副班長）開會，分析形勢，研究對策，布置任務。他首先說，在上層建筑和教育領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還遠遠沒有結束；我們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工作，還遠遠沒有完成?，F在開課了，讓他們上講臺，是給他們一個改造思想的機會，也是給他們一個亮相的機會，或者說是一個充分表演的機會、自我暴露的機會。因此，我們工農兵學員要提高警惕，堅持大批判開路，防止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利用上講臺的機會翹尾巴，甚至是放毒，販賣封、資、修的黑貨。最后，他用結論性的語言說：先讓他們放，然后組織批判。

果然，不出軍代表所料，段寶林老師講課中出問題了。在講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偉大意義時，他舉例講到了歌劇《白毛女》的產生。沒料到，越講越激動，脫口而出：如今的樣板戲芭蕾舞劇《白毛女》，有的地方改得不真實了。原作《白毛女》中楊白勞是喝鹽鹵水自殺的，符合人物性格的發展規律，符合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一原則。修改后的《白毛女》中，將楊白勞講成是因反抗而被地主狗腿子打死，是人為的拔高，反而不如原作感人。用當時的觀點看，這話的問題就太大了，屬原則性的政治傾向性錯誤：一是攻擊革命樣板戲，二是污蔑工農兵形象。別看工農兵學員知識面不廣，文化水平不高，可對這類錯誤卻看得很清。只聽那軍代表輕"咳"一聲，立即就有位學員按照事先的安排跳了起來，大聲指責段老師是在放毒，是在攻擊革命樣板戲，污蔑工農兵。這當頭重重的一擊，將段老師給打愣了，呆在黑板前久久說不出話，神情既狼狽又尷尬。這時，軍代表站起來講話了，他稱贊工農兵學員具有"火眼金睛"，號召工農兵學員要針對段老師講課中的錯誤傾向，開展革命大批判。

當然，在學員們當中，也有不少人（包括我）的內心深處，對段老師是欽佩的，同情的；對那位軍代表的所做所為，自然是不滿的。記得，那位軍代表曾專門找我談話，批評我對段老師斗爭不積極，要求我不要忘記自己是軍人，在斗爭中要敢于打頭陣。在我們中文系，是有人和軍代表軟頂。而在其它系，則有人與軍代表硬碰。有位廣州軍區來的學員，原是連隊的指導員。而他們系的軍代表，職務是副指導員。有一次，他對著工農兵學員指手畫腳、咋咋呼呼，那位從廣州軍區來的學員當即說："知識分子們怕你，我們也是工農兵，怕你什么？你的水平還沒我高呢，窮咋呼啥？"更有不少的學員，對天天種田不讀書，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有位從農村來的學員發牢騷說："我們是來讀書的，不是來種地的。早知來天天種地，還不如讓我爹來上大學呢！"

"草棚大學"是什么樣子，這張照片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當時的確就是這樣上課的。照片里正在發言的是曹仲華學員，發言主題為《文藝的作用》，老師坐在下面聽。第一排右第二位起順序為段寶林老師（戴眼鏡）、嚴家炎老師（穿背心）、張雪森老師，被張雪森老師遮了半邊臉的是陳貽焮老師。第三排左起第二位是本人（張傳桂）。

晚稻抽穗揚花以后，農田里的活少了，學校要求各連（系），趁收割前這段閑隙，盡可能多地安排教學內容。當時，文科各系的辦學方針，遵循的是毛主席關于"文科要以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的指示精神，堅持"開門辦學"。這開門辦學的途徑，主要有兩條，其一是請進來，即請工農兵中的先進代表典型人物來校講課，叫做讓工農兵登上大學講臺；其二是走出去，即到社會上向工農兵學習，在實踐中改造思想鍛煉提高，叫做"以社會為工廠"。

第一次請進來，請的是南昌駐軍即李文忠生前所在部隊的宣傳科長，請他來介紹組織李文忠事跡報道的經驗體會。當然，說是請工農兵登上大學的講臺，其實"草棚大學"里并沒有講臺。好在那位姓雷的科長沒什么架子，就在我們的草棚宿舍內，坐個小板凳，以名符其實的"坐談"（和坐地上差不多）的方式聊了起來。對他的發言，有兩個觀點我的印象頗深。一個是"怎樣樹立英雄人物"。他說：英雄人物一定要是典型人物，要有代表性，從群眾中來，并能代表群眾。他接著說：既然是典型人物，英雄人物，那就要高于群眾，不然怎么讓群眾向其學習？怎么才能樹立高于群眾的英雄人物呢？極其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善于運用能反映英雄人的性格或精神境界的語言，即豪言壯語。因為，豪言壯語往往只有英雄人物才能講得出來。隨即，他例舉了李文忠的豪言壯語：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他認為，這幾句豪言壯語，對樹立李文忠的英雄形象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個觀點是"怎樣提煉英雄語言"。他頗為得意的說：李文忠那四句豪言壯語，既不是李文忠一次性講出來的，也不是李文忠分幾次講出來的，而是他們根據李文忠在不同場所講話或發言的意思，歸納、加工、提煉出來的。聽到這里，我突然覺得，李文忠的形象似乎變得淡了許多。

當年的老照片，七連（中文系）墻上的大批判專欄。

第一次走出去，是學校組織全體工農兵學員，到二十多里外一個叫做"令公廟"的地方參觀。令公廟位于南昌縣塘南鎮林柘街，坐落于撫河的北岸，始建于南宋末年，是為了紀念唐代名將張巡而建。抗戰時期，日本鬼子曾在那里大肆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三十年前的民族恨、百姓血，使得那個地方在鄱陽湖一帶遠近聞名。我們步行趕到那里時，已是過午時分。一路的急行軍，汗水濕透了內衣，又累、又渴、又餓。午飯是自帶的干糧，啃完幾個冷饅頭，加上那由熱轉涼的濕內衣，從里到外渾身冰涼。

天色漸漸陰沉起來，撲面而來的湖風變得更涼。遠處煙波浩渺，水天一體，不見江鷗盤旋，不見風催帆影，顯得有幾分凄冷與蒼涼。要下雨了，隊伍決定立即返回。走出不到幾里，天已全黑。一陣更猛的涼風襲來，接著便下起了暴雨。又急又兇的雨水，挾著風勢斜傾而至，抽得人渾身生痛，推著人踉蹌而行。

幸好，出發時我和幾位學員看天色不好，急急帶上了雨衣。但是，僧多粥少，兩人合披一件都不夠用的，許多學員只好脫下外衣披頭而行。在這種風雨之中，雨衣根本就不起作用，別說兩人合披一件，一人披一件也沒什么用，轉眼間衣服就濕透了。隊伍開始零亂起來，有的猛跑，有人急行，有人卻只能小心翼翼，腳步蹣跚。這一帶的泥土不似鯉魚洲，鯉魚洲的泥土是又粘又松，雨后一腳踩下去陷老深，粘著腳拔不動；這里的泥土卻是又滑又硬，上滑下硬，走急了會摔跤，走慢了照樣會摔跤。開始，看到有人摔倒，人們還會笑。可不一會兒，就再也沒有人笑了，因為不停地有人摔倒，爬起來，爬起來，摔倒。

雨漸漸小起來，前邊的人們開始停下等，隊伍又開始漸漸成形。人人都像落湯雞，渾身泥水，狼狽至極。腳步放慢后，身上漸漸冷起來，先是牙齒打顫，后是渾身發抖。那種冷，與風雪中的寒冷完全不同。人在風雪中，是感到從外往里冷，還可以縮縮脖、揣揣手；人在風雨中，那可說是無處躲無處藏，渾身從里往外涼。我摸了一下自己胸前的上衣袋，幸好香煙和火柴還沒有淋濕?？墒?，兩手發抖，費了好大勁才躲在雨衣下將煙點著。頓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幾口下去，手不再抖，牙不再顫。我這邊煙頭一閃爍，立即有一幫學員圍了過來，一包煙轉眼分光。于是，夜暗下，風雨中，閃閃爍爍、明明滅滅，情景頗為壯觀。在我多年的抽煙史上，那個風雨之夜的一支煙，最香，最甜。

這是我到鯉魚洲后第一次經風雨，雖說被折騰得又累又苦，但其中卻不乏樂趣。真正讓我領略到鯉魚洲風雨的滋味，體驗到鯉魚洲的風雨給人們帶來的那份無奈甚至痛苦，是在多雨的冬天。

冬寒料峭，冬雨綿綿。那雨并不急，也很細，下下停停，斷斷續續，就是沒個完。住的是稻草房，既不怎么擋風，又極容易漏雨，這里那里，滴滴噠噠，盆碗叮當，讓人無處躲無處藏。睡的是冷板床，有些南方的學員，連褥子都沒有，就一張草席，一床薄被，夜夜升"團長"，苦苦盼天亮。

偌大的鯉魚洲，被雨水浸泡成了一潭爛泥。房前屋后、地里地外、田埂、小路、便道、公路、到處是一片泥濘。這鯉魚洲原本是一片湖沼濕地，地勢低洼，肥黑的粘土層又厚又松軟。經雨水浸過后，遍地泥濘又粘又深，一腳踩下去，只能拔出赤腳而拔不出鞋子。因此，不論教師還是學員，每人都有一雙長簡雨靴，這是鯉魚洲人必備的裝具，離開它根本就無法行走。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照樣要出工勞動，為春耕做準備。我們這些年輕力壯的工農兵學員，在泥濘中行動就已經頗為吃力，中國最高學府的知識分子們、老教授老先生們，步入無邊的泥濘時的那份無奈，也就可想而知了。長期的風吹、日曬、霜侵、雨淋，使他們的臉膛和雙手變得又粗又黑，褪色的中山裝，破舊的列寧服，有人攔腰扎一根草繩，一個個灰頭土臉，渾身泥斑，排著長長的隊伍，躬腰曲背，小心翼翼，在泥濘中艱難地跋涉。若不是因為認識他們的話，一眼望去，你會以為是走來一隊勞改犯。

更困難的是，就象大雪能封山一樣，整個鯉魚洲被遍地的爛泥死死困了起來。汽車根本就不敢動，一動就深陷泥濘中。唯一能動的，是履帶式的"東方紅"。這樣，除去那幾艘船以外，鯉魚洲便與外界斷了聯系。糧食還有庫存，可青菜之類的副食品，基本上是斷了來源。每天吃的那蔬菜，幾乎都是炒腌雪里紅咸菜。別說是肉，能吃一頓清炒"紅、白二蘿卜"，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在這段充滿了風雨和泥濘的日子里，我有一個極大的收獲，那就是看到了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能力。過去，也常聽說生活可以磨煉人，改變人，但卻沒有太深的體驗。來到鯉魚洲以后，生活在嚴酷環境中的知識分子們，用他們的行動給我上了極其生動的一課。他們從生活環境優越的首都北京，來到這環境惡劣的荒原野洲，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識分子，很快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種轉變，應該是非常的不容易。為了這種轉變，他們也應該是付出了極高的代價。開荒、犁地、插秧、割稻、挑擔、脫粒，樣樣都是第一次。搭草棚、燒磚瓦、蓋磚房、打機井、修公路、挖水渠，樣樣都要從頭學起。不向險惡環境低頭，于無路處走出一條路，他們用汗水與智慧宣示了自己的生存能力。這一切，給了我以極大的啟迪與教益。

鄱陽湖大堤。

1970年12月5日，我們整裝出發，去井岡山等革命老區學習中共黨史。計劃是先乘學校的卡車到南昌，然后從南昌開始，步行千里上井岡。因為道路泥濘，汽車無法行進，系里動用了兩臺"東方紅"拖拉機，牽引著兩輛卡車沖出鯉魚洲。那"東方紅"馬達轟鳴，牽引著卡車隆隆駛過場區公路，爬上了鄱陽湖大堤。前后兩輛卡車上，紅旗招展，歡聲笑語不斷。但是，我們沒有想到，汽車能夠在拖拉機的牽引下向前行，那車輪胎卻照樣會在泥濘的道路上打滑。顧此失彼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后果，我所在的那輛卡車突然打滑，左后輪開始偏離大堤，導致卡車左后輪完全懸空而翻下大堤，我們一車人全被壓在了車下邊。待到附近清華大學農場的師生趕來，與另一車上的人們將卡車抬起時，我爬出來一看，我們的班主任張雪森老師和學員王永干已經當場身亡，另外還有幾名學員受了輕傷。一時間，師生們呼天號地，鄱陽湖畔一片悲慟之聲。鯉魚洲的風雨泥濘，吞噬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兩名師生的生命，也使我經歷了一次極為嚴酷的淬煉。

1971年的5月間，漸漸傳出了風聲，說是中央有精神，北京大學江西農場兼分校要撤銷，這里的所有人員將要全部遷回北京。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很快就在鯉魚洲引起了轟動。緊接著，又有消息說，校黨委書記盧鴻盛（軍代表）已經奉召乘飛機回北京開會了，很快就要帶回撤離的決定。于是，在那段日子里，鯉魚洲的上空一有飛機經過，人們便仰望天空，指著飛機喊：快看，老盧回來了，老盧回來了。

1971年8月，北大和清華分校撤離江西鯉魚洲，所有資產由南昌縣接收，從幽蘭鄉移民數百戶，就有了現在的梅池村和紅井村。試驗農場時老師們用最原始的工具和方法開墾出來的農田還在，方方正正，非常利于機械化耕種，是北大和清華留給鯉魚洲的一份遺產。北京大學江西分校舊址，早已開辟為北京大學江西分校舊址陳列館。2014年4月，厲以寧曾率全國政協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調研組，赴鯉魚洲五星墾殖場調研，并到北大江西分校舊址作故地重游，寫下了“事非親歷不知難”的感言。

江西鯉魚洲，一片神奇的土地。

此文原載本人作品集《登高望太平》，海風出版社，1999年出版。2025年6月23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