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在順德法院的庭審現場，存在一種奇特的藝術。

它不由筆墨描繪，不由音符構成，而是由一連串簡短的詞句塑造。這種藝術只有一個主題，它的表達者，是寧遠喜、溫惠案的第二被告，寶麗華集團前總經理溫惠。

這種藝術，叫做：

“不知情”的藝術。

作為被一些媒體稱為實控人“左膀右臂”的集團總經理，溫惠在庭審中的發言，似乎只為完成一個物理任務：

用聲帶振動空氣，把問題原封不動地彈回去。

一切都從檢察官對核心事實的提問開始。

那處給公司每年帶來數百萬租金收益的房產，是如何被以1500萬的“友情價”賣掉的？作為集團總經理，溫惠女士，你知道流程嗎？

公訴人：你說，是你告訴葉華能，寧遠喜要買案涉這處房產，葉華能回復，“要按照上市公司的流程處置”，你知道是按照什么流程嗎？

被告人溫惠：不清楚。

一個上市公司處置資產，它的總經理表示：

不清楚流程。

這很正常，畢竟總經理可能不負責具體執行。

那么，關于錢的核心問題，定價，她總該了解吧？

被害人代理人許律師：你當時是否了解市場價？

被告人溫惠：不了解。

好吧，不了解市場價，也許是因為她信任評估。

但至少，這處房產被出售前還在為公司創造價值，它的租金收益，作為一項關鍵經營數據，總經理總該知道吧？

被害人代理人許律師：2014年到2021年期間，這處房產共取得1400萬元租金收益？

被告人溫惠：我不清楚。

被害人代理人許律師：當時這處房產還在出租？

被告人溫惠：是的。

被害人代理人許律師：怎么收租的？

被告人溫惠：不清楚。

每年為公司賺取兩百萬租金的物業，總經理不知道租金怎么收。

這已經不是工作疏忽，這是一種：

境界。

不知情的藝術，第一層境界是：

身在事中，心在事外。

你以為這就是全部了？

不。

當問題深入到那家專門為了收購此房產而成立的“大中公司”時，溫惠的藝術表達，達到了新的高度。

這家大中公司，是：

溫惠用自己親戚的身份證注冊的。

可以說，沒有她的協助，就沒有這家公司。

那么，她理應是這家公司的核心知情人。

被害人代理人李律師：大中公司是誰實控？

被告人溫惠：不清楚，應該是寧遠喜，跟我沒關系。

“應該”是，這是個充滿哲學意味的詞。

它成功地將一個客觀事實，轉化成了一個主觀猜測。

那么，既然是她親手操辦，公司注冊資本的50萬是誰出的？

被害人代理人李律師：50萬元注冊資本是誰出的？

被告人溫惠：我不知道，寧遠喜給我轉過50萬元，我轉給了侯某。

錢從寧遠喜手里過到溫惠手里，再由溫惠轉給自己的親戚去注冊公司。

這是一個清晰的：

閉環。

但在溫惠的描述里：

她只是一個無意識的管道，對流經自己身體的水流，既不知其來處，也不曉其去向。

人們不禁要問，既然與你無關，你為什么要冒著風險，如此深度地參與其中呢？

被害人代理人李律師：你說跟大中公司沒有關聯，但是每次大中公司的事情你都協助的很好，為什么冒著風險也要幫忙？

被告人溫惠：不清楚。

不知情的藝術，第二層境界是：

手在操辦，腦中無痕。

至此，一個對公司核心業務、核心交易、核心經辦事項“三不清楚”的總經理形象已經躍然紙上。

但真正的風暴，是在談及最大、最敏感的那個字時出現的：

錢。

庭審記錄顯示，大中公司在買下房產后，從工商銀行抵押貸款了2400萬元，遠高于1500萬的買入價。

這筆多出來的錢，以及后來與“顧問費”相關的款項，是如何流動的？

當寶獻公司——也就是寧遠喜收取930萬“財務顧問費”的主體——向大中公司支付了320萬元時，這筆錢的性質是什么？

被害人代理人李律師：寶獻公司向大中公司支付過320萬元，然后大中公司又把這筆錢分別支付給了你和黃某，為什么？

被告人溫惠：不知道，記不清了。

一筆三百萬的巨款，經過你協助成立并實際關聯的公司，最終一部分流向了你和你的朋友，你卻說“不知道，記不清了”。

這種回答有一種蠻橫的穿透力，它拒絕了一切理性的探討。

就連她本人與寧遠喜之間是否存在生意合作，這個看似最基礎的問題，也得到了一個堅決的否定。

被害人代理人李律師：你和寧遠喜有無其他生意合作？

被告人溫惠：沒有。

然而，在另一個問題中，當律師問及大中公司為何要轉賬給她時，她的回答卻變成了：

被害人人代理人錢律師：大中公司為什么要轉賬給你？

被告人溫惠：寧遠喜歸還我的借款。

前一分鐘剛說完兩人：

沒有其他生意合作。

后一分鐘就變成了：

存在“借款”關系。

在法庭上，這或許叫前后矛盾。

但在藝術上，這叫解構主義。

它完美地詮釋了溫惠女士所有回答的核心：

事實是什么不重要，她認為什么才是事實，才最重要。

最終，當律師拋出最后一個問題，將這種“不知情”的藝術推向了高潮，堪稱整場表達的點睛之筆。

被害人代理人許律師：當時你在寶麗華薪酬多少？

被告人溫惠：記不清了。

一個叱咤風云的集團總經理，在法庭上，甚至不記得自己的薪水。

那一刻，旁聽席上或許會有人陷入沉思。對溫惠而言，在這個由數字、合同、權力與金錢構成的復雜世界里，到底還有什么是她真正知道的？

也許，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她非常清楚地知道：

在什么時刻，自己必須“一無所知”。

1

如果說溫惠的庭審藝術是“不知情”，那么寧遠喜的“藝術表達”，則是一門更加復雜和高級的藝術。

它叫做“被安排”的藝術。

作為曾經的上市公司董事長、北大光華的高材生、清華五道口的博士，寧遠喜或許深知，單純的“不知道”過于粗糙，容易顯得愚蠢。

真正高明的策略，是讓自己成為一個：

身不由己的、被巨大力量推著走的悲劇角色。

他知曉一切，參與一切，但從不負責一切。

這門藝術的核心要義是：

我是一切的中心，但不是一切的源頭。

讓我們從那筆引發軒然大波的930萬“財務顧問費”開始。這筆巨款，是誰決定支付的？是誰批準的？作為寶新能源的董事長，寧遠喜扮演了什么角色？

辯護人:溫惠在什么情況下發起支付這930萬元付款審批單的？

被告人寧遠喜:葉華能指示她的。

辯護人:你實際上沒有董事長職權，所以你實際上沒有被控侵占行為所需的職權？

被告人寧遠喜:是，事實就是這樣。

看，一個完美的開場。錢，付了。事，辦了。但一切都是大老板葉華能的旨意。我，寧遠喜，雖然頭頂董事長的光環，實際上卻是一個沒有實權的“高級職員”，一個提線木偶。

那么，既然一切都是老板安排，那個關鍵的、被公安鑒定為“變造”的財務顧問合同，又是怎么回事？那份從寧遠喜電腦里找到的、與涉案合同內容完全一樣的電子文檔，是誰起草的？

辯護人:是誰起草的？

被告人寧遠喜:我起草的，打印的就是這個電子文件。

他承認了。但他承認得如此坦然，仿佛在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就像一個秘書，只是按照指令打字。他承認了物理動作，卻剝離了主觀意圖。

這正是“被安排”藝術的精髓所在：

承認事實的表象，但扭曲事實的歸因。

當話題轉向那處被低價收購的房產時，寧遠喜的“藝術表達”愈發純熟。1500萬的售價，是誰定的？

辯護人:是溫惠負責出售未果，才建議你買的？有沒有告訴你1500萬元售價是誰定的？

被告人寧遠喜:對。價格只有葉華能才能定。

價格，是交易的核心。寧遠喜再次精準地將它指向了那個無法出庭對質的終極決策者——葉華能。

那么，既然價格是老板定的，你為什么不直接買，而是要通過溫惠親戚注冊的“大中公司”來操作呢？是為了規避關聯交易的信披麻煩嗎？

被告人寧遠喜:用我名義買會構成關聯交易，有信披方面的麻煩，所以商量后，用溫惠親戚名義注冊了大中公司買下了。

他承認了動機，但他用“麻煩”這個詞，輕巧地將一個可能涉及虛假披露的嚴肅問題，降維成了一個怕麻煩的“懶人思維”。

更精彩的是，當他被問及，為何要與溫惠約定“二八分紅”時，他的回答堪稱藝術品。

辯護人:你與溫惠協商二八分成，怎么回事？

被告人寧遠喜:溫惠幫忙買了，又幫我管理、收租，她有勞務付出，是我主動提出租金收益給她20%，只是口頭約定。

一個潛在的共同侵占行為，被他描繪成了一幅“知恩圖報”的溫馨畫面。他，寧遠喜，成了一個體恤下屬、主動分享收益的“好領導”。他將一個可能構成利益輸送的核心行為，包裝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口頭約定”。

被安排的藝術，是顛倒因果的藝術。

但是，當一個精于算計的頭腦試圖扮演一個純粹的執行者時，總會在不經意間露出馬腳。最大的漏洞，出現在那筆高達3.1億的融資上。

寧遠喜稱，這筆復雜的融資是葉華能“安排”他去做的，因為自己“資源廣”，是“北大光華高材生，又是清華五道口的博士”。

辯護人：你說只有你有能力完成融資，你實際做了什么工作？

被告人寧遠喜:……最終選擇了江西銀行，然后找券商、信托等各類型機構，搭通道、比價、選擇最優組合，最終搭建了三層嵌套的融資通道。

辯護人：在這個取得3.1億元資金的模式中，哪些環節是由葉華能、溫惠等人磋商促成合作的？

被告人寧遠喜：全都沒有，全都是我策劃、整合資源促成的。

一個剛剛還在聲稱自己沒有實權、凡事都由老板“安排”的董事長，在描述這件足以體現其金融運作能力和資源網絡的大事時，卻毫不猶豫地將所有功勞攬于一身。

“全都是我策劃、整合資源促成的。”

在這句話里，我們聽不到任何“被安排”的影子。只有一個運籌帷幄、乾綱獨斷的金融玩家形象。

他忘了，一個提線木偶，是不會自己編寫程序的。

庭審的最后，當法官直接發問，更是將這門“被安排”的藝術打回了原形。

審判長:那為什么不告訴葉華能是你購買了案涉房產？

被告人寧遠喜:誰買都是合法的，我沒必要告訴他，也沒有規定我必須告訴他，涉及關聯交易，我不想體現出來，交易信息已經公告了，就沒必要再告訴他了。

“我沒必要告訴他。”

這句簡單而有力的話，徹底撕碎了“被安排”的偽裝。它暴露了一個絕對自我的、將所有規則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真實心態。

那一刻，寧遠喜不再是那個被老板意志左右的悲情角色，而是一個手握信息差、精心計算著每一步棋的棋手。他不是被安排的那個，他就是安排本身。

2

當兩種截然相反的藝術在同一個法庭上碰撞，便誕生了一場華麗的“羅生門”合奏。

“不知情”的總經理溫惠，與“被安排”的董事長寧遠喜，曾經是并肩作戰的盟友。但在順德法院的被告席上，他們成了彼此最完美的攻防對手。他們共同編織了一個巨大的矛盾之網，將法庭上的每一個人都困在其中。

這場合奏的第一個，也是最核心的樂章，圍繞一個簡單的問題展開：

究竟是誰，先動了買房的念頭？

這個問題，是整個侵占案的起點。誰是主動方，誰是被動方，直接關系到整個犯罪意圖的源頭。

先聽溫惠的獨奏。她的旋律是：

寧遠喜是貪婪的獵人，而她只是一個無辜的傳話人。

公訴人：你確定是寧遠喜自說要買這處房產，葉華能也同意了？

被告人溫惠：是的。

被害人代理人許律師：葉華能要賣什么財物都很隨意……他讓我問了當時的租戶，租戶不買，我回復了葉華能，后來寧遠喜說要買。

在溫惠的版本里，故事線清晰簡單：

老板要賣，租戶不買，寧遠喜想買。她，溫惠，只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傳聲筒，一個純粹的信使。

現在，切換到寧遠喜的聲部。他的演奏充滿了被動的、甚至帶點委屈的色彩。

辯護人:為何要購買案涉房產？是因為價格低嗎？還是其他好處？

被告人寧遠喜:這涉及我購買動機。最初我沒想買，既不需要，也會占用我的資金，后來溫惠跟我說她賣不出去，被葉華能催促，就勸說我買下，可以收租，她還能幫我打理。我手上有閑錢，又不用我花心思就同意了。

聽，多么戲劇性的反轉。在寧遠喜的故事里，溫惠成了一個賣房受挫、急于求成的推銷員，而他，寧遠喜，則是一個心地善良、樂于助人的“接盤俠”。他買房，不是出于貪念，而是出于對同事情誼的“幫忙”。

一個簡單的“誰先提議”，就在兩位昔日盟友的口中，演奏出了兩個完全相反的樂章。法庭之上，真相的二重奏變成了刺耳的噪音。

當事實無法統一，謊言就開始合奏。

第二個樂章，是關于錢的。錢，是這個世界上最誠實的東西，但也是最容易被謊言包裝的東西。

那筆從大中公司賬戶轉給溫惠的錢，究竟是什么性質？是寧遠喜歸還的借款，還是另有他圖？

被害人代理人錢律師，以其標志性的精準，切入了這個問題。

被害人代理人錢律師：大中公司為什么要轉賬給你？

被告人溫惠：寧遠喜歸還我的借款。

溫惠的回答干凈利落：

還款。

這個詞，試圖將這筆錢與那個敏感的房產交易徹底切割。

然而，當同樣的問題拋給寧遠喜時，他的回答卻為這筆錢涂上了完全不同的色彩。寧遠喜的版本里，沒有借貸，只有一筆尚未兌現的：

酬勞。

辯護人:你與溫惠協商二八分成，怎么回事？

被告人寧遠喜:溫惠幫忙買了，又幫我管理、收租，她有勞務付出，是我主動提出租金收益給她20%，只是口頭約定。

辯護人:你與溫惠八二分成，如何理解？

被告人寧遠喜:溫惠建議我買，幫我管理、收租，我酬謝她20%，但是實際上沒有兌現過……

一邊說是“還借款”，一邊說是“付酬勞”。這兩個詞指向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律關系：

前者是債權債務，是過往的清算；后者是利益捆綁，是對未來的期許。

一個是句號，一個是省略號。

當動機無法統一，背叛就開始合奏。

這出羅生門的高潮，在關于一個關鍵物證——“財務核算表”上達到了頂點。這張表格，是證明房產定價過程的重要文件。它是何時出現的？又是誰提供的？

溫惠聲稱，這張表是葉華能給她的，而她一直妥善保管著。

公訴人：丁珍珍準備的這處房產財務核算表是誰給你的？

被告人溫惠：葉華能。

公訴人：你是什么時候想起家里保存著這張核算表？

被告人溫惠：2022年，我復印回家的。

在溫惠的敘述里，她成了那個保留了關鍵證據、未雨綢繆的“吹哨人”。

但當鏡頭轉向寧遠喜，我們聽到了一個令人驚愕的反轉。寧遠喜不僅否認了這張表的來源，甚至暗示它是被刻意“安排”的。

在他的世界里，溫惠不是證據的保管者，而是謊言的制造者。

辯護人:關于這處房產出售價格的形成過程，丁珍珍說法跟你不同，為何？

被告人寧遠喜:是她在說謊，此事根本不須我操心，完全是財務職能。

辯護人:關于你購買案涉房產，是否考慮到未來的拆遷利益？

被告人寧遠喜:沒有，周邊根本沒有拆遷計劃，溫惠認罪供述里的說法是編造的。

“是她在說謊。”

“溫惠認罪供述里的說法是編造的。”

當寧遠喜斬釘截鐵地說出這兩句話時，這場羅生門的合奏達到了最強音。至此，曾經的戰友已經徹底變成了法庭上的敵人。他們不再只是簡單地陳述對自己有利的事實，而是開始直接攻擊對方的誠信，指控對方在“編造”和“說謊”。

他們共同指向一個目標：

將對方推入深淵，以求自保。

在法庭的聚光燈下，寧遠喜和溫惠，這兩個曾經在權力和財富的棋盤上配合默契的搭檔，如今卻用盡全力，試圖證明對方才是那個唯一的、背叛了棋局的人。

而真相，就在他們相互矛盾的證詞碎片中，被撕扯得無影無蹤。

3

在寧遠喜和溫惠共同構建的“羅生門”迷宮之下，埋藏著他們更深層次的藝術：

一種塑造真相的藝術。

這不只是簡單地否認知情或推卸責任，而是一種試圖重新定義規則、扭曲常識，并最終掌控法庭乃至輿論場世界觀的野心。

他們的藝術表達，不僅僅是為了脫罪，更是為了證明：

他們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他們的規則，才是通行的規則。

寧遠喜，這位名校博士，深諳語言的力量。他懂得如何用看似深刻的哲理，來包裝赤裸裸的利己動機。在他的世界里，真相是可以被制造的。

當律師念出他發給溫惠的微信時，整個法庭都聽到了這位前董事長對“真相”的獨特見解。

被害人代理人李律師：后面寧遠喜給你發消息“謊言千遍成真理......向關鍵人傳遞關鍵信息......發揮你的獨特作用......替寧遠喜贏回去”，都是什么意思？

被告人溫惠：不知道，應該問寧遠喜。

謊言千遍成真理。

這句話，如同一把手術刀，精準地解剖了寧遠喜的底層邏輯。他信奉的不是事實，而是敘事。他追求的不是公正，而是“贏回去”。

在他看來，只要掌握了“關鍵人”，通過“獨特作用”，不斷重復一種敘事，謊言就能變成人們心中的“真理”。這是一種令人不寒而栗的輿論操控術，他不僅這么想，還堂而皇之地將其作為行動指南，發給了他當時的“盟友”溫惠。

同樣，他對規則的理解也充滿了這種“精英式”的解構。當被問及，作為寶新能源的董事長，為何要去為寶麗華集團完成一筆法律上“不該有”的融資任務時，他的回答堪稱教科書級的“中國式情理”。

辯護人:你是寶新能源董事長，不在寶麗華任職，他能安排你嗎？

被告人寧遠喜:根據我當然沒有義務為寶麗華工作，法律上葉華能無權強行要求我，所以這次融資是法律上不該有的一次委托。但他是寶麗華和寶新能源的實控人，從法理人情角度，他安排我工作雖然不合法不合規，但是合情合理，否則他可能炒掉我。

“不合法不合規，但是合情合理。”

這句話，比“謊言千遍成真理”更具殺傷力。它直接挑戰了法治的根基。在寧遠喜的世界里，法律和規章是可以被“人情”和“現實”所逾越的。他將一種職場潛規則，一種人身依附關系，凌駕于上市公司的治理法規之上，并將其描述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合理”。

他不是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他是在向法庭布道：

你們要理解我的“情理”，這比你們的“法理”更真實。

當精英開始解釋規則時，他往往是在重塑規則。

如果說寧遠喜的藝術是宏大敘事層面的，那么溫惠的藝術則更加具體而微，充滿了實用主義的狡黠。

她對規則的漠視，體現在每一個具體的商業場景中。當被問及，為何賣房時只問了租戶，而不去公開詢價時，她的回答充滿了對老板“面子”的體諒，卻唯獨沒有對公司資產處置的審慎。

被害人代理人李律師:既然葉華能讓你賣掉這處房產，你為什么只問了租戶，沒有再問其他人？

被告人溫惠:主席交代的不著急，我問過一個人就算完成任務了。葉華能很愛面子，他不會公開出售、到處找買家，那樣很沒面子。

上市公司處置資產，在她口中變成了幫“主席”辦一件私事。“完成任務”的標準低到令人發指，而決策的依據，竟然是老板“很愛面子”。這種將公事私人化，將商業規則人情化的邏輯，與寧遠喜的“合情合理論”如出一轍。

他們二人都活在一個“人”的世界里，而不是一個“規則”的世界里。

更有甚者，當溫惠在法庭上情緒激動、無視法官多次提示、大段陳述與案情無關的內容時，夏海龍律師的旁聽記錄捕捉到了這一幕的本質：

“因為她唯一的目的只是粗暴的強迫法庭上的所有人聽她說，而絲毫不顧及聽眾的感受和痛苦……她甚至自稱要讓全GRM、DZ央都聽到——這已經完全是對聽眾的變相壓迫！”

“要讓全GRM、DZ央都聽到”。

這句從被告席上傳出的話，充滿了悲壯的、被誤解的英雄主義色彩。溫惠在那個瞬間，似乎不再是一個因涉嫌犯罪而受審的被告，而是一個試圖揭示驚天黑幕的“斗士”。

她試圖通過拔高自己言論的聽眾層級，來賦予其內容以不容置疑的“正當性”和“重要性”。這同樣是一種塑造真相的藝術，一種通過占據道德高地來綁架事實的策略。

從寧遠喜的“謊言千遍成真理”，到他的“不合法但合情合理”，再到溫惠的“老板要面子”和“要讓全國人民聽到”。

這對昔日的搭檔，在庭審中，不約而同地展現了他們共同的世界觀：

規則是用來變通的，真相是用來塑造的，輿論是用來引導的，而他們自己，則是這一切的主宰。他們不是在接受審判，他們是在試圖審判這個審判本身。

4

當所有的藝術表達落幕，當“不知情”的迷霧與“被安排”的悲情交織上演，當“羅生門”的噪音與“塑造真相”的宏大敘言充斥整個法庭，最終，一切都必須回到一個地方。

那就是常識。

常識，是所有精巧辯護的最終審判者。它像一個樸素而固執的老人，不聽長篇大論，只問最簡單的問題。

對于溫惠女士，這位“不知情”的藝術大師，常識老人會問：

作為一家大型集團的總經理，你不知道自己公司的核心資產如何定價，不知道租金如何收取，不知道為你親手操辦的公司出資的是誰，不知道數百萬的款項為何流入你和你朋友的賬戶，甚至……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薪水是多少。

那么，溫惠女士，常識想問：

你究竟是憑什么，坐在這個位置上的？

如果你的“不知情”是真的，這是否意味著寶麗華集團的核心決策，是在一個近乎“盲人”的總經理的管理下運行的？這本身就是對股東、對市場最大的不負責任。如果你的“不知情”是假的，那么你在法庭上的每一次回答，都在消耗司法的耐心和公眾的信任。

哪一個，才是真相？

對于寧遠喜先生，這位“被安排”的悲劇主角，常識老人會問：

你聲稱自己沒有實權，一切都是大老板葉華能的安排。但你卻能憑一己之力，“策劃、整合資源”，撬動三億元的復雜金融交易。你聲稱自己是出于“幫忙”才買下房產，卻又精心設計，通過一個殼公司來規避“麻煩”的關聯交易披露。你聲稱自己只是個被動的執行者，卻又在微信里，像一個軍師一樣，教導你的同盟如何運用“謊言千遍成真理”的輿論戰術“贏回去”。

那么，寧遠喜，常識想問：

一個提線木偶，是如何做到一邊抱怨線的束縛，一邊又能跳出如此復雜而精準的舞蹈的？

你的“被安排”，究竟是一種無奈的服從，還是一種精心選擇的、可進可退的生存策略？你只在需要承擔責任時才“被安排”，而在需要展示功勞時，就成了“運籌帷幄”的操盤手。

這種對角色的無縫切換，本身就是最高明的“安排”。

最終，所有的矛盾、所有的藝術，都匯集到了被害人代理人李律師那個看似平淡，卻直擊靈魂的問題上。這個問題，不再糾纏于具體的細節，而是刺向了他們聯盟關系的核心，那個用利益、人情、潛規則編織起來的、看似牢不可破的共同體。

這個問題，是問給寧遠喜的，但它拷問的是他和溫惠兩個人。

這個問題，關乎人性中最基礎的邏輯：

動機。

被害人代理人李律師:如果你和溫惠沒有共同利益，她為什么要幫你？

這個問題，像一道強光，瞬間穿透了所有的謊言。

它把“不知情”的藝術，還原成了“我不想說”。

它把“被安排”的藝術，還原成了“我不能認”。

它把“羅生門”的合奏，還原成了一場分贓不均的內訌。

它逼迫寧遠喜必須在兩個答案中選擇一個：

要么，承認他們有共同利益，從而推翻自己之前所有的“被安排”敘事；

要么，他必須給出一個超越利益的、能讓溫惠無條件為他赴湯蹈火的理由。

法庭在等待。所有人都在等待。

寧遠喜，這位在整個庭審中對答如流、時而引經據典、時而慷慨陳詞的博士，沉默了。他那套精密的語言系統，在常識的終極拷問面前，第一次出現了宕機。

沉默在蔓延。

最終，他給出了他的回答。一個放棄了所有藝術加工的、最接近他內心真實的回答。

被告人寧遠喜:我不回答！

這四個字，擲地有聲。

它不是“不知道”，不是“記不清了”，也不是任何形式的辯解。它是一種主動的放棄，一種防御系統徹底崩潰后的拒絕。

在這一刻，所有的藝術都已散場。

“不知情”的藝術，終結于對薪水的“記不清了”。

“被安排”的藝術，終結于對動機的“不回答”。

舞臺的燈光暗下，只留下一個巨大的、由常識構成的問號，懸在順德法院的庭審記錄之上。當所有的語言都已耗盡，剩下的，便只有無言的結局。

而這，或許才是整場庭審中，最接近真相的藝術。

寫于202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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