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到此就結束了。這項工作就是從社會學視角考察旺代之亂。它實際上包含兩項略有不同的任務：一項是根據城市化和社區組織的一些廣泛概念去定義法國西部地區的社會狀況，另一項是利用這種分析去幫助確認引發1791年至1793年政治動亂的那些條件和過程。結果表明，這兩項任務都相當復雜。盡管有關旺代之亂的著作層出不窮，但一些基本的，甚至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實際上仍未得到深入挖掘，比如舊制度下貴族、農民與莊園官吏之間的關系，18世紀的地產轉移，法國大革命之前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1789年和1790年地方政治活動的性質，1791年和1792年出售教會地產的條件和影響。考慮到喬治·勒費弗爾及其后繼者直到十分晚近的時期才引導歷史學家們關注農村革命自身的重要性，以及可用于研究的材料的豐富程度，我想這些空白的存在并不奇怪。如果說本書除此之外還做了些什么，那就是它在上述兩個任務中都證實了勒費弗爾的觀點。在分析法國的外省對大革命的反應時，人們往往會通過“農民”這一簡化到模糊不清的模型，從整個國家的政治演變和巴黎的危機進行推斷。它們構成了這些分析的主要內容。但是，這些推論并不能取代對農村社會實際運作的理解。而對于那些有耐心、善于提出問題并關注政治動蕩的社會背景的探索者來說，這些檔案依然蘊藏著數之不盡的財富。

的確，我們很難學到什么東西，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什么都沒學到，而且遠非如此。事實上，指導本書中歷史研究的社會學問題、構想和方法都被證實是非常有用的。第一，從當前的研究中抽取的關于城市化以及社區組織關系的一般概念，不僅節省了研究的時間和精力，還有助于我們精準確定安茹南部不同地區和不同群體對法國大革命的各種反應。法國西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那些區域最為一致地支持法國大革命，而最激烈的沖突則發生在城市與農村生活的交界地帶。更具體地說，城市與農村的斗爭，貫穿了這場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整個發展過程。

第二，社會學問題幾乎無法避免地會引導研究者進行系統性地比較，而這種比較可以揭示反法國大革命的各子區域、階層和黨派的顯著特征。例如，他們已經對1789年陳情書的內容、貴族的居住情況、神職人員的收入、農村社區人員的職業構成以及流亡的發生率等提出了一些新鮮的、有趣的看法。更重要的是，這些系統性的比較證實了，農村社區人員在舊制度下的行為、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初的反應，以及是否參與1793年的反法國大革命運動，這三者之間具有深刻的連續性。它們還啟發了一個水到渠成的觀察結論：從1789年至1793年，與法國大革命保持一致的區域相對風平浪靜，而引發反法國大革命運動的那些區域則出現了人群的分裂、黨派的形成、不斷的騷亂、沖突的加劇等現象。這兩種區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三，社會學視角有助于重新定義傳統的歷史研究問題。例如，首先，旺代之亂究竟是“自發的”還是“被煽動的”，這兩種觀點之間的爭論由來已久，但無論選擇二者中的哪一個作為結論都是錯的。幾乎所有研究旺代之亂的歷史學家都有一種最為強烈的渴望，那就是去評估這些“農民”的動機，但這就導致他們都忽視了工匠、農場主與其他類型的農民之間的重要區別，并且犯下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簡化了動機問題。正因如此，1789年之后莫日地區紡織業的蕭條完全沒有引起這些歷史學家的注意。其次，這些“農民”對舊制度和貴族地主究竟是滿意還是不滿意，這是一直以來困擾人們的問題，而現在看來，除非將其置于某種可比較的框架之中，否則這個問題不僅表述不準確，研究起來也徒勞無益。最后，“是什么導致莫日地區的人們反對法國大革命”這個問題依然值得一問，但需要為其附加一個非常重要的限定條件，即沒有任何單一的政策、動機或群體等因素可以作為答案。我們必須問清楚，究竟是哪些人，有多少人反對，又是如何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而且，只有將這些因素在與沒有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區域進行系統性檢驗之后，才能得出確切答案。

這個話題言盡于此。因為要回顧社會學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在哪些方面發揮了作用，可能就要重新開始這本書的寫作……而且這也不是我要考慮的問題。只需再說這一句就足夠了，即社會學中司空見慣的程序往往能極大地幫助我們厘清歷史問題，正如歷史學家們的研究工作中也有大量他們信手拈來的知識，如果社會學家忽視它們，后者的研究也會存在巨大的風險。

大家可以從本書對旺代之亂的研究出發對上述問題進行思考，它們在方法論層面為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提出了一些更具普遍性的研究建議。一方面，歷史學家在對事件進行復雜的重構時，經常會對參與這些事件的主要群體的動機和結構進行相當粗略的評估。當然，他們對大革命中法國外省的分析也是如此。而社會學家的日常問題是：所討論的群體其社會構成是什么？群體內部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安排是什么樣的？這個社會正在經歷哪些重要變化？社會運動是如何形成的？為什么它在A地區而非B地區，在X階層而非Y階層獲得了支持者？它們至少可以幫助研究者去評判自己的研究設想，并引導他們去尋找新的信息來源。除了重復的事件序列之外，這些問題還建議歷史學家們進行非常有用的比較。從長遠來看，它們可以使歷史學家們通過系統的、比較的方式去理解政治巨變對復雜社會中的許多部分產生的影響。

另一方面，當代社會學家一般會回避歷史材料，或只是以最抽象的方式處理它們。誠然，歷史研究者無法像使用問卷調查或社會實驗的社會學家們那樣自己得出數據，而且歷史研究者往往一開始就已經喜憂參半地知道事情的結果如何。但是，與這些缺點相比（事實上，許多當代社會學研究也有這些缺點），歷史資料的豐富性是無法衡量的，而且它們對于檢驗社會學家所珍視的命題具有重大意義。社會學家們忘記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從而將自身與豐富的遺產割裂開來，而這個事實就是：所有的歷史都是過去的社會行為，而所有的檔案都充滿了關于人們過去如何行事、至今依然如何行事的豐富信息。

感謝出版方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