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個人的歷史是有難度的，我作為小輩對爺爺的過往知之甚少，一切都是“大概”“好像”，需要一一查證才行。

配圖 | 《功勛》劇照

2021年11月的一個周六，爺爺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89歲。

他暫住殯儀館那一晚，親戚還在陸陸續續地趕來的路上，家中只有幾位至親，安靜得出奇，我給他上香的時候一直低著頭，似乎聽見淚水重重滴落在地上的聲音。

入夜，我有點無所適從，在他臥室的床上躺了一會兒，床上還有明顯的藥味，特別濃烈，藥味似乎訴說著一個人的老去，而且有不可逆性，象征著蒼老的軀體日復一日的潰敗。我將視線投向一側的書柜，里面只有幾本散落的字帖。

我突然想起幾年前，爺爺曾寫過一本回憶錄，我讀過原文和裝訂成冊的“書”，但沒有留心保存下來。

我在那一夜急于找到這本書，沒有比那一刻更想看到這本書。我翻遍書柜也沒找到，家人都沉浸在沉默的悲傷中，我沒有開口再問，這件事就被擱置下來。

爺爺去世后，我在路上見到和爺爺背影很像的老頭就會掉眼淚，也不敢看他的照片。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思念會隨之沖淡的，有時候甚至會遺忘。直到前幾天一個微涼的早晨，我聽見了一個和爺爺鄉音一模一樣的聲音，我循聲從早市攤熱鬧的人群中抬眼望去，找尋那個上了年紀的聲音：看見一個老頭，戴著石頭鏡躬下身子正在挑選蔬菜，聲音抑揚頓挫，在此起彼伏的叫賣聲中精準地傳入我的耳朵。

鄉音來自渭南，再說確切一點，應該是渭南的一個縣，那是爺爺的老家，哪怕他少年時便離開了故鄉，但鄉音始終未改。我一下子就繃不住了，爺爺的音容笑貌重新填滿了我的腦海，我又想起了爺爺的回憶錄。

我提著菜徑直去了爸媽家，卻被爸爸告知那些書肯定沒有了。

他說，2019年，新疆離休辦的工作人員來到西安看望曾經在新疆工作生活過的老同志、老戰士，并送上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榮譽紀念章。來自遙遠的問候，又將授予這樣至高無上的殊榮，爺爺接到新疆的長途電話后興奮得像個小孩，拄著拐杖邁著碎步來回徘徊，翻出了多年未穿的中山裝，又買了一副新的石頭鏡。他特意去理發店理發，焗了油，花白的頭發向后梳得光亮，一番打扮后，變成了一個精神矍鑠的老頭。

爺爺年輕時個子高，至少180cm，聲音很洪亮，敢說又敢闖，身邊的人評價他“是個風云人物”。年紀大了，腰彎了，耳鳴了，個子也縮水了。他被歲月風化成一個瘦弱的老頭，影子漸漸變小，在樹下打出一道朦朧的陰影，好像一攤水在陽光的烘烤下越來越小。晚年，爺爺的身體每況愈下，活動空間變小，常年盤踞在沙發一隅很少挪動，一日三餐、看電視、打瞌睡。他被歲月關了起來，只有依舊洪亮的聲音能依稀窺探曾經的意氣風發。

離休辦的工作人員來那天，爺爺早早等在門口，專門買哈密瓜、“馬乃子”葡萄和各色堅果堆滿茶幾，握著四位遠道而來的客人直喊“親人”。他興致很高，與他們嘮了兩個多小時，鄉音、普通話、帶有新疆方言的詞語隨意轉換。臨走時，把家中剩余的回憶錄全都送給了他們。

我爸說，這批書一共就印了十本。2018年春節過后，爺爺已85歲高齡，他每天的毛筆字也不寫了，說要開始寫回憶錄。

他花了幾個月時間寫下手稿，雖然字數不多，但回憶是件慢功夫，常常會蔓延拓展，每天只能寫百字有余。完成后，爺爺找了附近的復印打字店，將手稿錄入成電子文稿，年輕的老板收了千字50元的費用，1萬多字500元。

然后，爺爺又提出變成書的愿望，老板說可以排版，接下了這筆生意，設計了封面封底，這些服務連同打字的錢，老板一共收了3000元。爺爺很開心，他不在乎收藏的“書”和流通的書的區別，扉頁上寫著他的名字就足以讓他滿意、驕傲，還帶有一種塵埃落定的踏實感。

我想起也是這一年，爺爺提出購買墓地的愿望，說“人老了，就能想通這件事呢，死了不給兒女添麻煩。”當家人拿回來買墓地的收據時，爺爺爽朗大笑，也同樣涌現出塵埃落定的踏實感，連說“好，好！”老兩口精精神神地去照相館照了遺照，要把當下最好的狀態保留下來。所以我覺得，2018年是他人生里程碑中的一件大事。

兜兜轉轉，在我爸成堆的u盤里，我終于又找到了爺爺撰寫的回憶錄，題目叫《崢嶸歲月》。我拿到稿子懷著某種神圣的心情打開，發現了解一個人的歷史是有難度的，我作為小輩對爺爺的過往知之甚少，一切都是“大概”“好像”，需要一一查證才行。但隨著時間的拉長，更能感受到文字承載的深厚情感，是視頻和照片無可替代的。

這段歷史始于1933年，爺爺出生在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為生計發愁的年代，爺爺念了小學，又讀了初中，已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爺爺的父親是個下苦力的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駝著背彎著腰在土地中勞作，常對爺爺說“再拼幾年，供我娃讀書”。日復一日的上學路，伴隨著日本飛機從頭上飛過的恐懼和日本馬上就要打進來的傳聞，人心惶惶不得安寧，還要面對國民黨軍隊經常去鄉下逼糧要草，抓夫拉差的狀況。內憂外患，百姓的日子最苦。生活的艱難被爺爺記錄在筆下：

在這十六年，父親辛勤勞作，莊稼長得好，一直堅持供我上學讀書。春季青黃不接，糧食不夠吃時，就去姨家借債接濟生活，但一直沒有讓我輟學。但我看到不少窮苦人，逃荒在外沿街討飯。特別是由河南逃荒來的老百姓，在集鎮上把小孩架在大人的脖子上，頭上插一根草——那是舊社會賣兒女的標志，大爺大娘哭啼著。有的乞討人，為了討塊饃或要一分錢，實在討不到時，竟在自己的腦門上開上一刀，用木板拍打，鮮血四濺的慘狀，令我心中特別難過。

1949年1月，爺爺16歲，念中學。解放軍解放了爺爺的家鄉，戰士們駐扎下來，和中學師生聯歡，做形勢任務教育，舉行籃球賽，相處十分融洽。一夜之間，家鄉舊貌換新顏，大街上滿墻貼著“解放大西北，幫助窮人大翻身”的醒目標語。老百姓最直觀的感受是，無論白天晚上出門，都不怕國民黨軍隊出沒欺壓百姓了。

一個月后，解放軍駐軍不辭而別，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后聽說是要打仗了。爺爺失落又惶恐，這幫正值青春期的熱血少年已與解放軍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而且愈發堅定只有解放軍才是一心為人民的軍隊。爺爺連夜收拾簡單的行囊，和幾個伙伴瞞著家人一路向東徒步近10天趕到了渭南市大荔縣，在2月10日那天追上了部隊，當天就參加了文工團，穿上了灰色粗布軍裝，成為解放軍的一員。

1949年3月，我軍北移至澄城南陽莊、北陽莊一帶休整，開展了大練兵運動，學習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并傳達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年輕的戰士響應軍隊號召，一心做好迎敵備戰的準備，堅定“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信念，誓要做個意志堅定的革命青年。部隊向關中進發，進駐渭河北短暫停留。

爺爺在離家參軍第70天時，和戰友們一樣，向家中寄了錢，家長們聞訊前來探望青年兵。爺爺的父親，一個沒出過鎮子的老農民趕著騾子車也來了：

我的父親接到我第一次匯到家的十元邊幣后（第一次發的錢），也來部隊探望我，要我回家探望生病的母親，并要我和小時定的娃娃親結婚。在當時革命洪流的洶涌下，部隊隨時都可能開拔，我認為回家是不可能的，只好耐心說服了父親回去。

爺爺雖在宣傳隊，未處于戰斗前沿陣地，但也同樣經受了槍炮聲的考驗。爺爺晚年特別愛看戰爭紀錄片，他耳背得厲害，就端著凳子湊在電視跟前看，我的記憶里總有電視里傳開的巨大的炮火聲。西安沙塵暴最嚴重的時候，爺爺泰然自若，說這與他經歷的都不能比。

當我真的開始“閱讀”爺爺的經歷，漸漸讀懂了文字間炮彈擊破長空的尖嘯，而我作為一個旁觀者，是以鳥瞰的方式，試圖逐漸從爺爺的文字中、我的視角里看清他的軍旅生涯的面貌。關于戰爭記憶，爺爺曾反復提及，但在文字里更加生動、震撼：

我軍沿隴海鐵路西進，突然一架飛機在頭頂盤旋，霎時四架敵機向我們俯沖下來，震耳欲聾的吼聲和機槍瘋狂的掃射，四周揚起一道道煙塵，真是令人膽戰心驚，天邊炮聲隆隆，就像沙塵暴一樣昏天黑地。我思緒萬千地心想:“參加革命是光榮的，但革命是真的要流血犧牲的”，警報解除后，我心神漸漸平定下來了，又融入到又說又笑的人群中。

有一次，我們正在一個麥場上排演新戲，突然炮聲隆隆，炮彈在我們四周爆炸，密集的槍聲好似刮風，一大隊人馬向東撤離，全副武裝的戰士，個個面色如鐵，扛著上了刺刀的大槍默默東去。這時有的戰士負了傷，滿臉鮮血不停地呻吟，重傷員躺在民夫抬的擔架上、牛車上嚎叫著要水喝(負了傷后不能立即喝水)，我的心里很是悲傷。

5月20日西安解放。軍隊進駐西安城，終于得到了喘息的機會，爺爺所在的宣傳隊駐扎在咸陽的一個大紗廠高樓里，與工人聯歡，宣傳革命教育。這也是爺爺第一次住進大樓房，少年袒露著赤誠的心性：

高大的樓房，明亮的電燈，令人十分興奮。我們部隊官兵和工人們聯歡，演出秦腔《窮人恨》，我扮演了一個被民兵追捕的特務分子，當我扮演的特務被抓住時，劇場沸騰了，工人群眾高呼：“打死他……打死他！”剛解放的工人，對特務那樣憤恨，令我終生難忘。

7月，西北戰場最大的戰役——扶眉戰役打響，我軍決心在西北戰場和胡宗南部隊決戰，號召部隊打一個殲滅戰。這是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伴隨著勝利的喜悅和流血犧牲的殘酷回憶，炎熱夏季的空氣中彌漫著漫長發酵的血腥味。宣傳隊要求輕裝上陣，將演戲的道具全部埋在山溝里，把年齡小的女孩子都送到相對安全的后方去，爺爺的堂妹也被送到西安，當年才14歲。

宣傳隊不僅承擔著戰地宣傳、鼓舞士氣的任務，還要幫助搶救傷員，學會基本的包扎技術。爺爺親眼看見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在炮火中結束了自己短暫的一生，倒在離家鄉不遠的土地中，有的青年參軍不到兩個月就壯烈犧牲了。

7月13、14日扶風、眉縣先后解放，這場戰役，殲敵軍四萬四千余人，繳獲了大量的武器，但我軍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三千名戰士獻出了寶貴生命。為了紀念此次戰役的烈士，1953年，在寶雞市眉縣長興車站之北，修建了扶眉戰役烈士陵園。這場戰役，必定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爺爺在此用了較多的筆墨：

當年在解放大西北戰場上不可一世的馬家軍

，連續不間斷地向咸陽發起沖鋒，一次又一次被我華北部隊擊退。馬家騎兵首戰受挫，就在敵人進退為難舉棋不定時，我華北部隊發起猛烈的反擊，殲滅了來犯之敵，我華北部隊乘勝追擊，節節勝利勢如破竹，北線馬家軍被我軍打掉了銳氣，狼狽西逃。渭河南岸抗擊的西北野戰軍，乘北線大捷也向胡宗南部隊發起攻擊，敵人防線被我突破全線擊潰。

我軍輕裝追擊，沿途群眾把開水送到部隊經過的路口，我們路過喝上一碗水，趕緊追趕部隊，誰也不敢掉隊。7月的天，烈日炎炎，我們濕透了衣衫，汗流浹背，不停地小跑前進，默默地喘著粗氣，聽不到往日行軍時的歡聲笑語。

1949年8月，這場戰爭勝利結束。爺爺所在的部隊由寶雞繼續出發西進，行至隴縣原地待命。隨后得知前不久，馬家軍一個騎兵團，被我軍全殲于隴縣山谷里，但還有些散兵游勇和土匪，在山溝里出沒無常，專門襲擊我軍途經山谷的小股部隊。爺爺回憶起這段踩著尸體過河的經歷：

上級要求我軍后勤部隊集中起來，進山后一刻不停地跑步通過。出發前每班發了一水壺酒，每人一只口罩，我們真不知發這有什么用。這條山溝兩邊的山腰上，長滿灌木林直插山頂，一條小河在山谷流淌，我們踏著高低不平的石頭路前進，經過幾個鐘頭的跋涉，走進了山谷的深處，一股腥臭味撲鼻而來，死馬人尸橫七豎八的倒在河床里，河水變成了一條血河。

班長把酒灑在每個人的口罩上，我們戴上口罩跑步通過了一段20多里長的路，路上全是敵人的人、馬尸體，上面蓋了一層茅草，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地踩在上面，感覺好像踩在彈簧上，一倒一歪地向前跑，綠頭大蒼蠅在頭頂嗡嗡叫，我全身的細胞好似凝結在一起，豎起頭發默默地跑出了山溝，到達山外宿營地，我全身衣服都濕透了。

蘭州城四面環山，滿山遍野都埋有地雷，這是敵人防守時埋下的，已經發現的地雷都用石灰圈了起來，大家排成一字形，小心翼翼一個緊跟一個通過山丘，傍晚后抵達蘭州城，部隊終于得以暫時休整。宣傳隊就住在當地的一所女子中學里，連續七天演出白毛女，與女子中學的師生聯歡，薪火傳承繼續宣傳我軍政策和革命形勢，號召青年參軍革命，幾日內，就有十幾名女學生加入解放軍隊伍。戰士們雖樂觀豁達，精神面貌昂揚，但饑寒交迫、衣單刃冷也是當下最大的困難：

9月的蘭州，早晚寒氣逼人，白天還好過些，但是夜半三更凍得人難以入眠。我們當時只有一身單衣、一床薄被、一雙布鞋、一條毛巾，就是把這全部家當全裹在身上亦難御風寒，有一個扶輪中學參軍的大個子，因凍得無法，他想出了一個奇招，竟將房子上的門卸下來蓋在身上睡覺，此事竟成了一個特大新聞。

1949年，爺爺遠離家鄉，踏上了進疆之路。

在此之前，給每位戰士發了二斤籽棉，要求自做棉被；從繳獲的國民黨的倉庫里，又給每人發了一身舊棉服，軍大衣等，解決了戰士們受寒受凍的問題。為鼓舞士氣，由王震將軍作詞、著名作曲家王洛賓作曲的《凱歌進新疆》激情澎湃應運而生。

隨后，舉行進疆誓師大會，王震將軍宣讀了向新疆進軍的命令，宣布10月10日開始以空運、車運和徒步行軍方式向新疆出發。對于新疆，當時大家還比較陌生，認為是一片神秘甚至可怕的地方，有的戰士很畏懼。甚至謠言四起：“新疆終年積雪不化，天寒地凍，可以把人的耳朵凍掉，小便一尿出來就凍成了冰棍了。”

老電影《金戈鐵馬》中就重現了誓師大會的情景，王震將軍慷慨激昂：“之前到新疆是‘出十還一’，意思是去新疆的路途苦，進去十個才有一個人生還，現在我們要把這四個字給它改過來，叫它‘出十留十’，這才是我們人民解放軍的氣概！我們要挺進南疆，讓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干沙漠）變成富饒之海！”全體戰士齊唱：“白雪罩祁連，烏云蓋山巔，草原秋風狂，凱歌進新疆。”士氣大漲，十萬大軍浩浩蕩蕩踏上了漫長、未知的進疆之路。

爺爺說，他倒是一點兒也不怕，那些令人惶恐的傳聞他都不當真。他還記著王震將軍開玩笑說的話，“到了新疆，給大家娶媳婦！”爺爺常常對我說，凡事就是別多想、別回頭，總得有解決的辦法。一旦跟上了浩浩蕩蕩的隊伍，一腳深一腳淺踏著雪山前行，根本沒有回頭的道理。他毅然決然踏上了進疆之路，從此長達26年的新疆工作、生活就此展開序幕。而歷經艱辛的進疆路在爺爺筆下倒有一番豁達樂觀的趣味：

接到立刻向新疆開拔的命令后，我們高興地爬上了部隊繳獲的美國大卡車，可惜車少人多，我們無法落座，每輛車廂里站了六七十人，汽車飛奔在茫茫戈壁中，顛簸不平的沙石路飛沙滾滾，從未坐過汽車的我們，任憑汽車搖晃顛簸，高興地享受著站在汽車里飛奔的歡樂，一會向前倒，一會向后仰，只有親身經歷了，才能體會到其中的歡樂。

有人還編了順口溜：“能站一里就站一里，哪怕他今后走路哩！”說實話，站在車廂里一天幾百里，要比11號（兩腿）跋涉幾百里舒服多了。到達目的地，我們個個面目全非，都變成了土人，若不說話，誰也不認識誰了。

1949年10月11日，部隊向新疆開拔；10月20日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11月14日，前衛部隊到達阿克蘇縣；11月30日，進駐南疆重鎮喀什市。酒泉至迪化1253公里，至喀什2547公里，幾乎硬生生靠著戰士的雙腳走了下來。

這一個多月的路程，穿越沙漠、攀登雪山、克服嚴寒；后勤補給困難，隨時遇到食物、衣服、醫療物資短缺的困境，但是沒工夫喊苦，沒人掉隊：

我們這一路行軍歷時月余，多為徒步跋涉，有時能坐一站汽車，汽車的駕駛室頂上、車燈上、腳踏板上都爬滿了人，每天停駐的前方宿營地，都是以有水有燃料而定。

每天行程將近一百八十里，因此必須星夜兼程，穿越荒無人煙的戈壁，餓了啃上幾塊干饅頭，渴了喝口刺骨的雪水，走著路做著夢，個個好似機器人，只知跟著隊伍向前走，誰也不敢掉隊。一聲號令原地休息10分鐘，原地躺在高低不平的石頭上做一個美夢。又是一聲號令出發了，疲乏不堪的軀體真不想離開那舒服的戈壁床，真想再做一個夢多休息一分鐘也好。但還是爬起來，背起背包前進！前進！

我們忍饑挨餓，干巴的嘴唇咧著口子滴著血，還要穿越烈日炎炎酷似蒸籠一樣的戈壁，有時狂風襲來，飛沙走石拍打在疲憊戰士們的臉上、身上，特別難受。在當時的環境中人們沒有什么別的欲望和要求，只想早日到達目的地，能夠美美地睡上三天三夜！

《金戈鐵馬》中，王震將軍在長途電話中向主席保證：“不要國家的軍費，幾年以后我們新疆要有自己的鋼鐵廠、紡織廠和油田。”主席說到動情處，言語熱切：“到時候，我要去你們新疆看看，不僅要吃吐魯番的葡萄，還要吃你親手種的小米和辣椒！新疆占祖國版圖的六分之一，建設新疆任重而道遠！”電話這頭的王震將軍站直了身軀，行了一個隔空軍禮，大聲答：“歡迎主席來新疆！”堅定的目光中含著熱淚。

剛來新疆，的確如傳言所說“周遭百里一片荒蕪”，可謂“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石頭跑，六月穿棉襖”。爺爺問過我，你聽說過“地窩子”嗎？我答沒見過這東西，聽他的描述似乎與窯洞差不多。地窩子是兵團人最早的家，挖掘土坑作為房子的主體，再用紅柳、蘆葦和黃泥建造屋頂。經過了四年的艱苦創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來自五湖四海近20萬人奔赴新疆，戰天斗地，拓荒耕種，打造良田，綠洲在沙漠延伸，在這片不毛之地上不僅收獲了水果和糧食，還建起了現代化的工廠。

到了新疆，爺爺奉命去機要處集訓隊學習，當時做機要工作的人，政治條件要求非常嚴格，一同去了百余人，一大半因政審不合格被淘汰了，剩下40位政治條件合格者，開始了業務訓練，學習怎樣翻譯密碼電報。又經過一個月的強化訓練，爺爺當上了見習譯電員。

1952年，爺爺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年他19歲。第二年被派往新疆南疆的一個小鎮擔任獨立譯電員，由于當時交通極不便，從中央到地方上呈下達均靠電訊手段聯絡。當時的譯電工作任務異常繁重，忙的時候，一天除了吃飯、上廁所走出辦公室，其余時間不分晝夜都在辦公室翻譯電報。極其枯燥的生活往往孕育著熱愛文學的種子：

我們住的地方很偏僻，四周全是少數民族，語言不通好似處在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當時兩個單位的譯電工作均由我負責。

生活太單調，沒有一點文化娛樂活動，特別到了夜晚，一人守著一盞暗淡的煤油燈。為了戰勝孤獨，我買了不少中外小說，《英雄兒女》《牛虻》《靜靜的頓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工作干完后就在院子里讀書，書中的英雄形象，奠定了我人生觀的基礎，我暗下決心要經受各種環境的考驗，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在新疆的26年間，爺爺也有過驚心動魄的經歷。

1954年，新疆組織了一個高干慰問團，要去西藏阿里地區慰問邊防部隊。當時邊境上有一股殘匪流竄，為了順利完成這次慰問活動，上級指派了一個警衛連保駕護航，并配備了一部電臺，爺爺奉命一同前往。

5月，慰問團從新疆出發，前進的道路被大雪覆蓋了，這里地貌復雜，大山重疊，電臺與軍部聯絡中斷，駱駝大隊不能通行，只好原地休息待命。爺爺身體壯實，身手較為敏捷，自告奮勇和一名同鄉的戰友一同翻越昆侖雪山去邊防部隊和軍部聯絡。他們牽著馬沿著尚能辨別出痕跡的羊腸小道向上攀登，人和馬走上幾步就得站著休息，喘著大口大口的粗氣，白雪茫茫，經太陽照射后特別刺眼，融化的雪和路上的駱駝糞混合在一起又臟又滑，稍不小心就要摔倒，爬上一兩米歇口氣，感覺頭昏腦漲，傳說中的高原反應開始了：

我們抬頭看山連著天白茫茫一團;回頭望奇形怪狀的云彩在腳下繚繞，我們所處之地說是天上，可分明在泥濘的路上爬行；說是在地上，卻又在云霧間穿梭，確切地說是天下地上白云間。

這個時候逐漸感覺頭開始發暈，吃不下任何東西，腳步虛浮，怎么也爬不動了。但就這樣還是克服困難經過六個多鐘頭，登天梯穿云霧終于到達昆侖山山頂，這時我倆都變成了泥人，兩人相對無語，四只眼睛交流了一番就下山了。

下山是彎彎曲曲的陰坡路，太陽照不到，羊腸小路凍成了冰道，我們坐下往下滑，順著山坡拐彎的地方自然停下，因為山坡高低不平坦，摔得屁股特別疼痛，但卻不費力氣就下滑好幾米，比起上山輕松多了，就這樣忍痛挨餓摔打了兩個多鐘頭下了山，穿過一條河谷到達我邊防軍駐地。

大部隊三天后也翻過了昆侖山，爺爺和戰友與部隊共同踏上征途，到達阿里地區后慰問活動進行了十天，稍作休整又要返回新疆。來回一百六十個日日夜夜，旅途之艱，難以忘懷。風餐露宿是家常便飯，每天都是披星戴月，拆掉帳篷踏上新征途，傍晚再搭起帳篷露營做晚飯，其他時間餓了啃幾口干糧，渴了喝幾口雪山融化的冰水：

一天傍晚，炊事班架起行軍鍋做面片，突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戰士們為了吃上這一天唯一的一頓飯，不約而同奔向爐灶旁，圍起圓形的人墻，頭頂大衣遮風擋沙，好讓炊事員做好這頓飯。終于每人盛了一飯盒面片，個個狼吞虎咽地把那表面已經煮爛但里面還是生的面片吃進了肚里，飯是吃完了，可飯盒底下卻留下一層厚厚的沙石。

有一日，部隊從一個叫隆巴吉保的地方離開，一路南行，一直走著下坡路，越走越低，經過3個小時的跋涉，走進了一條狹窄的大峽谷，山谷兩旁懸崖絕壁遮住了太陽，前后左右都是山，抬頭看只有巴掌大的一塊天，地域狹小，戰友們相繼分開。爺爺形單影只騎著駱駝在峽谷縫里轉悠，循環往復似乎蹚過了十幾條河，但好像永遠走不出這個山谷似的。爺爺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懼，好似身陷恐怖故事里的場景，陰森森地可怕。后來，爺爺也是聽指導員講起這條路：

當年藏北運輸指揮所所長田武同志，由昆侖山東線隨首批入藏部隊到達了西藏，當時按照地圖上所標的路進藏，170人最后只剩下了70人，百余人就犧牲在了半路上。隨后，田武同志奉命率領一支駱駝隊，根據當地老人反饋的“三十年前有一批商人從西線去了新疆”的線索，竟奇跡般地由西藏阿里地區摸回了新疆，他找到的這條路雖然也艱險，但比東線那條路好多了，從此新疆解放軍進藏就放棄了東線那條路。西線這條路為當時支援西藏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爺爺他們就是根據前人的經驗走的西線，已經夠難走了，可以想象東線的路有多么艱險。經過五個小時的盤旋翻越，戰士們陸續從山縫里鉆了出來，看見了藍天白云，心情豁然開朗。離開隆巴吉保后，又翻過兩座不大的山丘，踏入了一大片一望無際平坦的大戈壁，疲憊的戰士們趴在駱駝背上，晃晃悠悠進入了夢鄉，一覺睡醒，卻感到全身涼颼颼，抬頭遠望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在這里體會到了一天四季的變化：

這塊草地亦是一塊神秘莫測的地方，一天內，一會兒烏云密布，寒風嗖嗖，雪花飛揚；一會兒細雨綿綿，微微的輕風吹在身上倒很舒服；一會兒烈日炎炎給人以濕熱感。最可貴的是這里長出了大片綠油油的草，野馬、野牛常來聚會，因為野馬最多，解放軍就給這個地方命名為野馬灘。

在這里度過一天，可以經受春夏秋冬四季的體驗。我們隨身穿戴有單衣、棉衣、皮大衣，隨著天氣的驟變隨時更換，若不是自己親身經歷，誰會相信我們能夠享受到昆侖山深處的這般洗禮。

歸途中，又遇到關乎生死的意外事件。爺爺的馬兒生病了，自己也有些體力不支。實在沒辦法，他便放開韁繩讓馬兒去追趕前面的駝隊，和爺爺一直同行的同鄉戰友將牦牛給了他，自己去追前面的大部隊。爺爺與牦牛磨合著，彼此還不熟悉，走得別別扭扭，漸漸與隊伍脫離，直到天已黑透。這時下起毛毛細雨，又遇山洪暴發，洪水在山谷吼叫，爺爺前后看不見戰友的身影，呼喚無響應，山谷中太黑又不敢貿然前進，看來要與這位臨時的陌生伙伴度過這漫漫長夜了。這段一人一牛的不眠之夜，我小的時候就聽爺爺反復講過，當時我年紀小，竟覺得十分有趣，仿佛在聽童話，哪懂那夜多么難捱：

我把牛拴在一塊大石頭上，原地跑步取暖，牛也臥下來休息，我又冷又餓就貼近了牛的肚皮取暖，它不習慣我靠著它的肚皮，一會兒站起來在石頭周圍轉圈圈，一會兒又臥下喘著粗氣，我又輕輕地靠著它的肚皮坐下，就這樣起來、臥下，又起來，又臥下，又坐下，反反復復折騰了好幾回，它無奈只好與我共度不眠的雨夜。

好不容易挨到了第二天，一輪好大的紅日露出笑臉，爺爺抖抖濕漉漉的衣服，俯視山下，發現宿營地原來就在不遠的山腳下。一路小跑終于回到了大本營，爺爺見到了自己的馬兒，那家伙竟然把爺爺的行李給丟了。兩手空空回到宿營地，爺爺才感覺右下腹劇痛，寢食難安，去醫院檢查確診為闌尾炎，決定住院開刀割除治療。手術進行了8個鐘頭，醫生說盲腸里全是糞石，而且已經穿孔，如果要再晚一點那可能就沒命了。爺爺每次回憶起還是后怕：

我經過這次昆侖山的磨煉，如今又割掉了裝滿石子的盲腸，活下去真是萬幸。我暗想，如果我當時走不出那神秘的昆侖山深處，也可能就在那兒安息了，我時常想念那位把牦牛讓給我的戰友，也想念那頭陪我度過風雨夜的牦牛。

1956年，爺爺被授予上尉軍銜。23歲的他因為文筆好，又受過教育，被推薦進入某中學當校長秘書，年輕的他躊躇滿志。也在那年，經人介紹，他與奶奶結婚。奶奶上了中學，是書香門第；還會算數，在學校當會計。奶奶開玩笑地說，老頭子也算得上是學校的名人。可是爺爺的回憶錄在1956年戛然而止，他撰寫的文字濃縮在前半生中。

爺爺1984年離休，多虧那位同鄉戰友幫忙，他才得以一同回到渭南安置下來，出走半生，終于回到了家鄉。而后就是平淡但溫馨漫長的退休生活，打麻將、寫大字、遛彎散步、看軍事片。

偶爾我和父親閑聊，他說爺爺這個人太能說也太敢說，是個心里藏不住事的人，學校大會上常常有他發言。在學校工作不久，爺爺回了一次老家，看見家鄉的父老鄉親還在過苦日子，心里有些難受。那時鼓勵人們“大說大放”，在學校晨會時爺爺將所看到的場景和盤托出，幾年后，此事被舊事重提，他因此暫離原工作崗位。爺爺渾渾噩噩過了幾年，后續就不再贅述。

我的父母都是在新疆出生長大，考上大學后分配回寶雞秦嶺山工作。我出生后第二年，在爺爺奶奶家住了兩年，節假日和寒暑假回家，父母和我常常兩地奔波。爺爺又寫了一部“作品”，詳細描述了九翻秦嶺的故事。我的童年記憶還有夏日西瓜黏膩的甜味和爺爺用毛筆字抄寫的古詩貼滿了一整面墻的瑣事。

我上學后隨父母回到了西安，每年暑假都會去爺爺奶奶家。可能是早年翻越雪山烙下的后遺癥，爺爺60多歲就拄起了拐杖。他算好大巴車到渭南車站的時間，坐在小區入口蜿蜒小道的臺階上等我，遠遠望見急切地朝我揮動拐杖。我回家時，他會跳到我跟前跟我撒嬌，讓我下回快點來。爺爺送我到車站，他推著自行車，車后座綁著我的書包。他跨上了車子，一溜煙就不見了。等我跟上了，他車的后座多了一袋香蕉或者糕點，買給我路上吃的。他站在汽車站門口，看著我進去，又一直等在汽車站門口，等著汽車開出來，和我揮一揮手。我們的車開遠了，我也看見他腳跨上自行車騎遠了。我消失在他的視線里，他消失在我的視線里。

2017年末，爺爺奶奶搬到西安。他給同鄉戰友打電話問候，卻得知對方去世的消息。爺爺佝僂著腰拄著拐杖在電話前立了良久，茫然抬起頭看向我，只說了一句話：“爺爺和他一起經歷過生死呢。”這話以前他也說過，但在這一刻卻格外沉重，像有千斤頂壓在胸口。以前每年春節爺爺總會扯著嗓子和戰友通電話，還讓我們把電視聲音關小點，他耳背，對面的聲音聽不真切，但他們的交流似乎毫無阻礙。2018年春節顯得格外寂寥，晚上不到8點，爺爺悻悻然從沙發起身準備睡覺，末了又問我今年春晚有沒有趙本山，我答，沒有，好多年都不出來了。他唉了一聲，就挪步進了臥室，和衣躺下。

2021年10月，有一天外出吃完飯，爺爺興致勃勃地指著家門口的KTV說，整天看年輕人進去唱歌，也想去看看。我們進去訂了一個中包，爺爺首先就要唱《凱歌進新疆》。我之前沒聽過這首歌，關于曲調和歌詞的記憶都來源于爺爺，而我閱讀了爺爺的回憶錄后，才去搜了這首歌。他唱得鏗鏘有力，眉眼間浮現出振奮和堅毅，全然卸掉了年老的衰敗和頹唐，在那一刻恢復了青春的模樣。看爺爺這么高興，我卻不知怎的抑制不住流眼淚，借口去衛生間待了好一會兒，又笑著鼓舞著聽他唱了好多革命歌曲。

一個月后，爺爺在午后躺下，拐杖就放在床邊，安然離開了人世。其實那年爺爺身體大不如前，腿腳更不便利了，好說歹說才同意坐輪椅出行。他說不愿坐輪椅，那樣人就起不來了，但他沒訴說過一次疼、叫過一次苦。后來我經過那家KTV，仍能清晰浮現出爺爺唱歌時的樣子，當完整讀完他的自傳，歌曲中所描繪的人物與情節，動人而熱切地涌上我的腦海。

爺爺的故事其實還有很多沒有寫，我看完意猶未盡。當我開始了解一個人時，發現對他的了解不過是冰山一角。每一段故事都可以牽引出一段往事，將每一句話叩開，發現可以延展出更多的故事。遺憾的是，有的故事將永遠隨逝者而去了，藏匿在歲月流逝的長河中。

爺爺去世第二天，要寫一段他的悼詞，家人一致認為要寫得樸素，不要煽情。“我給你講講你爺爺的生平吧。”奶奶對我說。她有些乏累地躺在床上，捏著我的手娓娓道來，講述了爺爺的一生。而將人的一生總結成一段悼詞，用短短300字就可以寫完，精彩的篇幅也不過100字。當人歸于塵土，回憶往生，過往經歷都凝練在一張薄薄的紙上了，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個句點，爺爺的悼詞最后這樣寫道：

1933年出生，1949年2月參加解放軍，1949年10月隨王震部隊進疆，195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授上尉銜，1958年6月轉業，1984年離休回原籍陜西，2021年在西安家中去世。

編輯 | 三三 實習 | 舒怡

琢玉

綿綿用力，久久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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