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昌保衛戰（一）

作者：楊曉鵬

1944年，日軍傾其在華所有力量，先后集中數十萬軍隊，發動了打通南北交通線的“一號作戰”。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猛烈攻勢下節節敗退，從河南戰場開始，相繼在華中以及西南戰場潰不成軍。整體而言，國民黨軍隊遭到慘敗，不僅一潰千里，更是損兵折將，元氣大傷。但從局部看來，仍然不乏有一些可圈可點的城池攻防戰。雖然國民黨軍隊此次會戰一潰千里，但在處境艱難的境遇下，一些部隊反而能激發出頑強的戰斗力，從而給日軍造成較大的傷亡。日軍也洞察國軍這一特點，在攻城的過程中，為了減少自己在進攻中的傷亡，在攻城的過程中就很注意不讓守軍陷于背水一戰，而是往往有意放留出較弱的一個缺口，意圖引發國軍戰斗意志崩潰，進而在潰退過程中將其全殲。許昌保衛戰即為一列。

河南戰場是一號作戰最先開始的戰場，蔣鼎文作為戰區指揮官，具有統籌全局的權力。作為副司令指揮官的湯恩伯，因為其過去輝煌的戰績，加上其指揮的部隊在戰區擁有最強的戰斗力，因而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戰局的走勢。對于戰前的布局，湯也有著很大的影響。河南戰場潰敗的因素很多，但從戰前開始，各種不良因素就已經開始醞釀，這些林林總總的因素疊加起來，終于導致了不可逆轉的大潰敗。

從戰前開始，一種奇怪的氛圍，就在一戰區蔓延。

首先是蔣鼎文和湯恩伯，一戰區這兩位分量級的人物之間，竟然被一種微妙的關系籠罩著。盡管不少人甚至用沖突來形容二人的關系，但是從表面上看起來，二者似乎沒有到達這個地步。在一戰區，蔣鼎文所屬的部隊中央軍只有十四軍和暫編第四軍，真正可用的也只有十四軍。這支蔣鼎文認為唯一可以扛得起大梁的部隊，自然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保衛一戰區長官部所在地洛陽。

湯恩伯的部隊幾乎一色的嫡系中央軍或者正在中央化的雜牌軍，其中至少四個軍在當時全國屬于戰斗力很強的甲種軍。在日軍對全國所有國軍的評估中，為數不多的甲種師，湯恩伯手下占了相當一部分。

正是這種實力和位置不對等的關系，導致了二者之間的微妙關系：一戰區大部分部隊都心知肚明，或者內心深處達成共識——即能者多勞，既然都知道湯恩伯部隊厲害，那到時候日軍打過來了，自然是你挑大梁，我們當配角。

這種天塌下來了有湯恩伯頂著的心態，在一戰區各部隊中非常普遍，甚至軍政部的很多人都抱有這種思想。

莫說一戰區的部隊，就連遠在陜西的胡宗南部隊也這樣認為。胡宗南的“兄弟部隊”對于戰斗力頗強的湯兵團，先前也和一戰區大部分人認為的一樣，覺得湯的部隊戰斗力強，理所當然的要挑大梁。于是當湯恩伯部隊大潰敗的時候，胡宗南部隊對這個曾經叱咤北戰場的兵團感到相當詫異，不少人甚至轉而譏笑湯恩伯部為飯桶部隊，全然忽略了蔣鼎文的四個集團軍更是兵敗如山倒。直到幾天內胡宗南的部隊與長驅直入的日軍交上火，并且死傷慘重，這才明白過來怎么回事。

除了蔣湯二人的微妙關系，接下來更微妙的關系幾乎是給湯恩伯下了一步死棋——湯恩伯在作戰策略上，與最大的上司蔣介石不同。湯恩伯縱然敢在蔣鼎文面前桀驁不馴，但在蔣介石面前，他沒有這個膽量。而蔣鼎文在處理湯恩伯與蔣介石的意見時，就更充分體現出了江湖混子和稀泥的能耐。

要知道，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戰略目的,一是要摧毀在中國大陸的美空軍基地,以防止美空軍襲擊日本本土;二是要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鋪設一條縱貫中國大陸南北,并連接東南亞的陸上交通動脈;三是要殲滅和擊潰國民黨軍隊,摧毀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力。對于中國派遣軍來說其一為燃眉之急，而對于華北派遣軍來說其三則為重中之重。

此前的數次會戰使得最高決策層包括一戰區都認為，1944年的日軍，要想發動類似淞滬會戰后者武漢會戰如此大規模的戰役基本上沒有可能。加上此時不少日軍南調太平洋戰場，決策層甚至樂觀的認為，日軍發動季節攻勢也有一定困難。只要在中國戰場這樣不死不活的撐下去，只需要美國大兵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勝利，苦撐待變的大計就要開花結果了。

1944年2月底，日軍突然開始修復鄭州黃河鐵橋，與此同時，長江下游的日軍大批開始向武漢地區調動。

煙幕彈還是要有大動作？

此時對于日軍真正意圖，決策層卻仍然不能正確把握，有認為日軍“或有企圖”，但不能明晰其用意。到了三月中旬，蔣介石判斷日軍要打通平漢鐵路，乃令一戰區做好迎戰準備。然而決策層還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日軍主要目的可能是解決中國空軍的威脅，要想威脅到西南的空軍基地，其進攻重點必然在中戰場和南戰場。而北戰場的動作，極有可能是“聲北擊南”的迷惑行為，頂多是一個牽制行為。有鑒于此，決策層對日軍的判斷，也出現了分歧：

有認為先從北戰場開始打通平漢路的

也有認為先從中戰場開始打通粵漢路的。

而此時華北日軍調動并不頻繁，長江航運卻極為頻繁，從日軍面臨的威脅來看，似乎重點在南戰場更有道理。蔣介石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卻忽略了重要一條：除了解決空軍的威脅，還要消滅國軍的有生力量。正如日軍所言，“將注意力集中于日軍對粵漢線的企圖固然不錯,但卻忽了日軍首先打通平漢線的作戰計劃。”

不僅如此，連認為中國的情報工作“出奇的蹩腳”的史迪威在重慶的情報機構也認為日軍在北戰場的行動“不過是一場演習”。徐永昌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因為西南地區的空軍基地而在中原腹地打一場大規模的戰役，不是日軍腦袋進水了，就是日軍腦袋進水了。所以在決策層中，大多數人都認為日軍在河南戰場的行動只是策應。既然是策應，那么也就是小打小鬧。何為小打小鬧？無非如同豫南會戰隨棗會戰一樣，三兩個師團殺入戰區“武裝游行”一下而已。

所以基于這些判斷，一戰區和統帥部對日軍的行動非常淡定。河南戰場三年都過來了，如今有兵強馬壯的湯司令頂著，天塌更不下來！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