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車里，幾個月大的孩子睡得正熟。寒氣四溢，但周圍沒有任何防寒設施，吳姍姍只能把孩子身上的被子裹得更緊些。孩子稍微動一下，她就趕忙輕晃幾下推車，哄著孩子再一次入睡。

那是合肥市2021年的冬天。吳姍姍穿著紅馬甲，推著嬰兒車，在大娃就讀的幼兒園門口執勤護學崗。

幼兒園的大門正對著馬路。在她的印象里，機動車道并不寬。遇上高峰期，靠近學校的非機動車道幾乎被電動車擠滿。過路、接娃的非機動車大多混在機動車道行駛。她的崗位在人行道邊，面向車流。

門衛發現了她。出于安全考慮，對方提議把孩子推到身后的圍墻。但這意味著她得全程背對孩子 ，“中間被人流擋住，什么都看不見”。她不放心，只能調整好嬰兒車的位置，盡可能遠離車道。就這樣，她推著嬰兒車，一站就站了半小時。

果洛州班瑪縣公安局交警大隊正在維護校園周邊道路交通安全

護學崗是為有效保障城區中小學生、幼兒交通安全而設立的。在不少學校，往往由交通部門、學校及家長多方共同承擔這一責任。

家長帶娃站崗，聽上去很離奇，卻非孤例。

今年5月，廣西百色一位家長背著嬰兒在小學外執勤護學崗近40分鐘。這位家長稱，自己曾在家長群表示無法到崗，但家委會表示沒空就安排家人去，她被迫抱著2個月大的嬰兒站崗。

引發爭議后，百色市右江區教育局發通報指出，該校某班級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因采用簡單的輪值模式，且未及時根據實際情況做好人員協調補位工作，導致出現家長帶孩子共同執勤的情況。通報強調，下一步，將嚴格落實家長自愿參與原則，堅決杜絕任何變相強制行為。

百色市右江區教育局發布的通報

但對于“自愿”，家長們有自己的理解。實踐中，名為“自愿”的護學任務“攤派”下來，“偽自愿”護學是家長們的常規做法。

“自愿”護學

在吳姍姍看來，帶娃站崗實屬無奈之舉。

在孩子就讀大班那年，吳姍姍搬了家，孩子因此轉入附近一所公辦幼兒園。輪到吳姍姍站崗時，家里人生病，丈夫上班，都抽不開身。

作為“插班生”家長，吳姍姍與其他家長不熟。“跟人家換班，肯定還得給人家補回去。孩子當時是最后一年，很難再給人家補回去。”她只能帶著幾個月大的二娃到場。

但孩子升上小學后，護學崗任務更為繁重。按照規定，家長每天四個時段得到崗——上午上學、上午放學、下午上學、下午放學，每次至少站半小時，還需簽到。不僅如此，學校還明確規定，必須由孩子父母親自站崗，不能交由家里的高齡老人替代。

一些家長只能找年齡相仿的熟人頂替。在吳姍姍所在班級，曾有家長脫不開身，讓50歲左右的姨媽頂替。為了不讓校方發現，幾位當值的家長心照不宣，默契地將這位“替補”安排到稍遠的、校領導視線難及的路口位置。

近幾年，全國各省市在幼兒園、中小學門口推行護學崗的輪值已頗為普遍。多地教育和公安交警部門多次聯合下發通知，鼓勵各校廣泛發動家長、志愿者或社區力量，在早晚學生上下學高峰期，配合執勤力量維護交通秩序、監督學生過馬路。

這些年，關于護學崗的討論時有發生。武漢、廈門等地，都曾有家長呼吁取消家長護學崗。面對抱怨，教育主管部門的回復也通常聚焦于：非強制，自愿參加。

吳姍姍理解“學校的初衷是為了孩子安全”。但在實踐中，“完全自愿的情況下，基本上沒人愿意去。”所以，許多學校和家委會將自愿輪值變為統一安排的輪流制。

《小舍得》劇照

她表示，孩子就讀的幼兒園和小學里，均采用輪流制安排護學崗。按照孩子們的學號排序，每位家長都會在名單里輪一遍。家長們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和其他家長進行調換。在她看來，確實不能稱之為“強制”。

但按照排班到場的家長們內心并非都完全自愿。“以家長的理解來講，其實‘自愿’也并非完全自愿。輪流制的自愿，等于就是強制我要去。”吳姍姍說。

護學崗在“多數原則”的基礎上進行。家長們被以志愿者名義安排護學，沒有任何補貼，卻常需要為此請假或放棄休息時間。

在吳姍姍看來，護學就意味著那天的生活計劃會被打亂。比如在小學的某次站崗，家里老人碰巧去醫院看病，沒人在家做午飯。結束護學任務后，她只能帶著孩子一起吃外賣。

為應付“護學“任務，一個“替身”市場悄然形成。在社交平臺上，不難搜到“代站護學崗”的服務，費用從幾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平臺上關于護學崗代站的標價 / 圖源：社交媒體截圖

王薇便曾雇人“代站”。50元/小時，只需要花100元，王薇就無需自己去護學。在她看來，這筆買賣性價比極高。

王薇的孩子在杭州一所普惠園就讀。按照園內規定，早晨8點到9點入園時段、下午3點半到4點半離園時段，家長需要到崗進行護學。這與夫妻倆工作時間重合。

學校也曾給出彈性方案：若臨時有事，家長們可自行溝通調換。但王薇覺得，這解決不了問題。

雙職工家庭沒空護學是一種長久狀態。作為高校教師，王薇的授課時間相對固定，“一般早8都有課”。請假、換課手續麻煩，程序員丈夫更是忙得不可開交。她索性花錢雇了位跑腿。

雙職工家庭更難參加護學崗 / 《我們的婚姻》劇照

那天，王薇送孩子入園，老師看到陌生面孔，問是孩子的什么長輩。她搪塞說是孩子的“舅公”，其實她并不知道“舅公”在親戚譜系里的具體坐標。

那位“舅公”看上去50來歲。接單后，對方沒有表現出困惑，全程沒有多余的疑問，看上去駕輕就熟。護學任務順利“糊弄”過去了。

結束后，她留下了對方的聯系方式。“下次還找他。三年都是同一個親戚去，老師就不會再問了。”她說。

流于形式

其實教師也知道家長們對護學崗的不滿。在實際護學過程中，家長們往往孤身一人，無任何防寒防暑措施。“無論刮風下雨，（家長）都得站在那里。”孫妮妮說。

抱怨通常不會直接宣泄而出，但無聲的“抗議”不難窺見。

比如，原本送娃上學從不遲到的家長，在執勤那天“故意遲到”，而后解釋自己路上堵車。以及，原本總是笑瞇瞇的家長，在執勤那天表現冷漠，“臉色不是很好看”。

在孫妮妮任職的珠海某公立幼兒園，曾有家長因被安排護學崗任務投訴學校。當時，領導把所有教師叫來開了個會，強調學校并沒有強制家長參加護學崗，讓老師鼓勵家長自己報名護學。

而主動報名的家長極少。“除非特有時間，特別積極，一般家長都不會自己報名來參加。”她說。不排班，就沒人來。

當家長缺席護學崗，門口執勤的領導便會問老師，“為什么家長沒有來”，甚至還會質疑老師沒跟家長妥善溝通。所以，大多數老師依舊會采用輪流制安排家長護學。

志愿者在湖南省天心考區明德中學考點外維持秩序 / 新華社陳振海攝

在部分學校，護學任務同樣也落在老師們的身上。另一位小學教師初芒表示，她所在學校不僅要求家長站崗，也要求老師們站崗。

去年，學校每次都會安排11位老師護學。“包括門口、附近道路，全部站滿教師。”她說，老師們被要求一周站一次，每次站一小時。

她解釋，之所以站這么多老師，是因為學校曾多次遭到投訴，“說我們學校上學影響交通，導致擁堵，影響居民出行”。還有人投訴校門口有行人抽煙，“說是會帶壞小孩，要我們老師派人到校門口叫他們不準吸煙”。

執勤的老師不僅需要負責舒緩交通，“讓不要亂停車”，“個別崗位，領導還要求我們看眼色幫助學生開關車門，雨天撐傘，以便快速通行”。

臨澤縣公安局城關派出所民輔警正在引導學生過馬路 / 圖源：張掖公

實踐中，不少學校護學崗流于形式。家長們不懂如何“護學”，老師們忙于應付任務。

“其實大部分時候，（老師）站在門口接近一個小時并沒有什么作用，就是單純站著發呆。”初芒說，“和我一起站的家長更是如此，在那站著玩手機。”

作為任務的“布置者”，部分教師甚至并不理解護學崗的具體任務和意義。孫妮妮透露，接到下發的護學崗任務后，老師們并未獲得相關的信息和培訓。她只知道這關乎學生安全。于是，她會在家長會上提醒，護學崗是出于孩子的安全考慮而設立。

這一提醒同樣是為自身順利開展工作而做的鋪墊——按照要求和規定，進行護學任務的拍照留痕。發給家長的護學崗通知，則是她在網站找的模板。至于家長們更具體的護學工作，“其實我也不知道（護學的家長）在干嘛，就拿著個小旗在那揮。”她說。

社交媒體平臺上關于護學崗通知的案例 / 圖源：社交媒體截圖

“說白了，這就是形式上的事。”王薇說，孩子所在的幼兒園位于小區內，雖人車未分離，但通常只在早晨接送時車多些。

在她看來，家長護學崗不是非設不可。因為孩子就讀的幼兒園其實已安排有三名保安、兩名值班老師、一名保健老師站崗，有時園長或教導主任也在門口。再加一個護學的家長，“幼兒園門口大概有七八個人在那堆著”。

護學過程中，很多時候“其實家長也不用維持秩序，只需要站在十字路口就行”。

安全隱患

毋庸置疑，組織家長參與護學崗的初衷是好的。也有家長，如陳默認為，多方參與配合護學，“在學生很多的學校是有必要的”。

陳默的孩子就讀的學校遇上高峰期，門口車多、人多。她覺得，要想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空間內，讓所有在校生都按時進校、出校，必須有人來維持秩序”。但她認為，每個學校情況不同，需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決定是否需要護學崗。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提速與家長接送車輛激增，學生上下學高峰期交通擁堵，人車混行現象明顯，學生被傷事故也時有發生。

在這一背景下，“護學崗”無疑成為校園周邊安全治理的一種“補充”手段。

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中小學幼兒園安全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中指出，公安機關要健全日常巡邏防控制度，加強學校周邊“護學崗”建設。同時，學校要與社區、家長合作，有條件的建立學校安全保衛志愿者隊伍，在上下學時段維護學校及校門口秩序。

在意見中提到應當加強學校周邊“護學崗”建設 / 圖源：中國政府網

護學崗是校園治理體系的一環，在多部門合力推動下，理應享有相應的安全防范和風險保障。但部分地區缺乏足夠經費與專業人員，使得護學崗執行常常淪為“家長臨時撐場面”。

并非所有學校都有充足的安保資源。如孫妮妮所在的學校，負責執勤的交警“每個星期可能只來一兩次”，且“到點就走”。

護學任務最終落到了學校和家長身上。而家長往往也可能是護學人員中最不專業、也最缺乏保護的群體。

受訪的老師和家長均提到，實際執行中，多數學校并未提前對家長進行相關基礎培訓和應急演練。如何正確疏導交通、如何協助突發狀況、如何識別危險信號等，這些本屬于“安全管理”的要素，未被納入對家長的安全培訓中。

大多數家長沒有接受過相關基礎培訓和應急演練

王薇觀察到，執勤過程中，只有保安有防護裝備，如防暴鋼叉、頭盔。相比之下，負責護學的家長們僅獲發一件薄馬甲和一份微信群通知，便被置于馬路邊，“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孫妮妮同樣發現，家長們被安排護學的人行道邊，周圍沒有護欄、石墩，“嚴格意義上來說，那里也不屬于人行道”。

“雖然表面上說是為了小朋友的安全考慮，讓家長在那里站著，但實際上也沒有起到維護安全的作用。”孫妮妮認為，一旦真的遇到突發情況，部分未經過培訓的家長缺乏經驗，安全保證能力有限，自身可能也無法應對緊急情況。

家長護學崗背后

事實上，缺席護學崗也不會帶來明確的懲罰。“不去的話，老師也不能拿你怎么樣。”王薇說。

但“大家都去，最后你沒有去，在群里被點個名也不太好看”。她說，班里曾有家長缺席，老師在群里問及對方原因。被公開“點名”的壓力迫使她參與。

護學崗之外，類似“不得不完成的任務”還有很多。比如，家長要協助孩子完成節日手工，去參加親子運動會、看孩子表演節目，甚至是輪流去打掃教室衛生，去當“老師”給孩子上特色課，等等。

許多任務，吳姍姍打心底不愿參與。她記得，學校安排家長打掃衛生時，曾有家長提出，讓孩子自行打掃衛生是一種鍛煉。但這種聲音很快被“椅子重”“孩子小、做不好”之類的聲音掩埋。不贊同幫忙打掃的家長，如吳姍姍，往往選擇沉默，避免爭執。

小朋友在上勞動課 / 新華社記者趙久龍 攝

普遍的教育焦慮驅使家長產生介入教育的沖動，生怕錯過任何環節而導致孩子落后。無形的群體壓力，更讓“拒絕”變得艱難。

吳姍姍害怕“特立獨行”的自己會被視作“搞特殊”，引發其他家長的不滿。她亦害怕頻繁發出反對的聲音后被視為不合群、不配合。“萬一老師真因此對孩子另眼相看呢？”她說，沒人敢用孩子去試錯。

在吳姍姍看來，家長是“夾在學校和職場中間的受氣包”，工作和育兒最終都壓向同一個群體。

如今，家校關系已存在諸多變化。學校越來越成為承擔風險的責任主體。將護學任務轉移給家長，以及減少體育課和活動時間，成為規避風險的自然選擇。家長們則發現，自己承擔了比過去多得多的教育責任和壓力。

小朋友在進行趣味足球游戲 / 新華社發（萬善朝攝）

“護學崗是一個老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護學崗只是浮現于表面上的一個問題。其本質上反映出學校責任界定不清，以及合理的治理機制缺失。

他舉例，比如學校周邊的安全問題，本屬于社區職責范疇。但現在交與學校，學校缺乏相應人力，只能發動家長承擔。

又如家校職責問題。學生在校外安全問題本應由家長或社區負責，卻常追究學校責任。這導致學校變成“無限責任主體”，進而引發職責混亂。

“學校和家長之間的關系是不平等的。”他認為，真正的家長委員會是平衡學校和家長之間關系的機構，而現有的家長委員會常流于形式，或被學校委派，缺乏獨立性。

《歡樂家長群》劇照

在他看來，家長參與學校治理的方式應為監督或完全自愿的義工服務。然而，目前家長缺乏有效的監督權，導致“自愿”機制無法真正建立，反而引發如護學崗這類“強制排班”現象，和對公平性的質疑。

“關鍵在于要履行建立清楚家校職責，建立起合理的家長參與學校治理的機制。”熊丙奇表示，“從家校職責來看，現在存在家校職責不分的問題，以及學校與社區職責不分的問題。”

熊丙奇認為，家長應參與的是非教育事務的監督，如校園安全、食堂衛生與飯菜質量等，而非教學等教育事務。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學校是一個有限責任主體。”熊丙奇認為，需要厘清學校自身的職責，同時，建立起能夠真正參與學校辦學監督管理的家長委員會。“實際上，這是我們現在就需要解決的。”他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熊丙奇，其他人物為化名）

作者 |黃澤敏

編輯 |向現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