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6年,安史之亂的烽火撕裂了大唐的盛世。
59歲的王昌齡,這位寫下“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邊塞詩巨匠,正拖著疲憊的身軀踏上歸鄉之路。
誰能想到呢,途經亳州時,等待他的不是故鄉的炊煙,反而是亳州刺史閭丘曉的冰冷長槍。
一代“七絕圣手”為何會以如此荒誕的方式慘死?他死后,又有誰為他報仇?
或許,這是一個與你想象中完全不同的王昌齡......
“七絕圣手”
公元8世紀的大唐,還在開元盛世的尾聲。
長安郊外的某個村子里,一個名叫王昌齡的少年放下了手中的鋤頭,抬頭望向北方。
那里有烽火連天的邊塞,有金戈鐵馬的戰場,也有他夢寐以求的功名與抱負。
這個在田埂間長大的農家子弟,卻注定不會甘于一生和黃土作伴。
二十歲的他,做出了一個改變命運的決定,棄耕從戎,仗劍遠行。
大漠的風沙磨礪了他的意志,邊關的冷月照亮了他的詩心。
玉門關外,他親眼目睹了戍邊將士的悲壯,那些離家萬里的男兒,有的戰死沙場,有的白發守邊,卻始終堅守著“不教胡馬度陰山”的信念。
這些震撼的畫面,后來化作了他筆下最動人的詩句:“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只是,邊塞的風霜并未讓他立刻建功立業,他還得另尋出路。
開元十五年,三十歲的王昌齡回到長安,參加科舉,一舉高中進士。
按常理,這該是他人生起飛的起點,可命運卻給他開了一個玩笑。
他被授予的官職,僅僅是秘書省的校書郎,一個終日埋首案牘、校對文書的九品小官。
在等級森嚴的唐朝官場,沒有顯赫家世的寒門進士,往往只能從最底層熬起。
王昌齡不甘于此,幾年后,他又參加了難度極高的“博學宏詞科”考試,還通過了。
可哪怕才華出色,他的仕途依舊未見起色,僅僅被調任為河南汜水縣尉,一個負責地方治安的微末官職。
官場失意,成就了詩壇的輝煌。
在汜水、江寧等地輾轉任職再加上后來被貶的歲月里,王昌齡的詩歌創作達到了巔峰。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這些詩句不僅傳遍長安,更讓他與當時的詩壇巨擘李白、高適、孟浩然等人結為摯友。
李白曾和他飲酒論詩,高適和他惺惺相惜,孟浩然更是因和他暢飲歡聚,舊疾復發,不幸離世。
但詩名再盛,也終究不能改變他在官場上的窘境。
在那個門第觀念根深蒂固的時代,才華橫溢的詩人,終究敵不過權貴的排擠與時代的局限,更何況,他還是個耿直文人。
官場困獸
他的下坡路或許始于他對宰相張九齡的公開支持。
張九齡是開元盛世最后的賢相,主張選賢任能,反對李林甫等權臣的專斷。
王昌齡在詩文中毫不掩飾對這位前輩的敬仰,甚至當面向同僚稱贊張九齡的為政之道。
這些言行在明眼人看來是士人的風骨,在政敵眼中卻成了必須拔除的釘子。
隨著李林甫逐漸掌握大權,張九齡被貶出京,而作為"張黨"邊緣人物的王昌齡,很快收到了第一道貶謫令。
嶺南在當時是令人聞之色變的蠻荒之地。
潮濕悶熱的氣候滋生出致命的瘴氣,北來的官員往往撐不過三年就會病死他鄉。
接到詔書的那一刻,王昌齡終于看清了官場的殘酷面目。
這不是他想象中的以才論仕,而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清洗。
但讓人苦笑不得的是,就在他艱難南行的第二年,朝廷突然大赦天下,王昌齡他又回來了。
回到長安后,他把滿腔憤懣都傾注在詩歌創作中,那首著名的《芙蓉樓送辛漸》就寫于這個時期。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看似是告慰友人的客套話,實則暗含著一個失意文人對清白的堅守。
當然,這些可擋不住現實中的明槍暗箭。
天寶年間,王昌齡又被貶了,這次的罪名是"不護細行"。
這個含糊其辭的指控可以理解為辦事不仔細,也是很扯。
當權者甚至不屑于編造像樣的罪名,僅用一句莫須有的指責就能斷送一個官員的仕途。
在龍標的八年時光里,王昌齡見證了盛唐最后的余暉。
安祿山起兵的消息傳到這個偏遠小縣時,他已經五十九歲。
看著北方戰火蔓延的邸報,這位曾經的邊塞詩人做出了人生最后一個重大決定:棄官回鄉。
他輕裝簡從踏上歸途,卻不知道在前方的亳州,等待他的不是魂牽夢縈的故鄉,而是一把喪命槍。
這位"七絕圣手"用半生時間在官場掙扎,最終也沒能等來屬于他的春天。
閭丘曉的殺機
公元756年,王昌齡踏上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這位寫下無數邊塞詩篇的文人,此刻正穿越真正的戰場,卻不是為了建功立業,而只是想在有生之年再看一眼故鄉的炊煙。
當他途經亳州時,命運在這里畫下了一個血腥的句點。
亳州刺史閭丘曉是個在史書中面目模糊的官員,唯獨因為殺害王昌齡而被后世記住。
關于這場謀殺的真實動機,歷史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卻留下了耐人尋味的蛛絲馬跡。
當時的亳州正處于叛軍與朝廷勢力的拉鋸地帶,作為地方長官的閭丘曉,很可能正在叛臣與忠臣之間艱難搖擺。
王昌齡的突然到訪,在這個敏感時刻觸發了刺史心中最深的恐懼。
有一種說法認為,閭丘曉當時已經暗中投靠安祿山。
王昌齡雖然官職不高,但詩名遠播,與高適等軍中要員交好,這讓做賊心虛的刺史誤以為他是朝廷派來的密探。
在權力與生存的考量下,殺害一個過路的詩人,對閭丘曉來說不過是消除隱患的必要手段。
另一種說法,是文人相輕的嫉妒,王昌齡的詩才與名聲,刺痛了這個平庸官僚的自尊心。
但不管哪種解釋,都看得出出亂世中人性的扭曲和官場的黑暗。
史書沒有記載王昌齡生命最后的時刻。
我們不知道他是否試圖辯解,是否留下遺言,甚至是否明白自己因何而死。
這位寫過"黃沙百戰穿金甲"的詩人,最終沒有倒在邊關的戰場上,而是死于同胞官員的私刑之下。
亳州的血案在當時并沒有立即引起波瀾。
戰亂年代,一個文人的死亡太過微不足道。
但歷史總是充滿意想不到的因果,僅僅一年后,閭丘曉就為自己的暴行付出了代價。
當這位刺史跪在張鎬面前乞求活命時,他大概不會想到,自己殺害的那個老詩人,會成為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盛唐挽歌
公元757年的睢陽城,這座孤城已被叛軍圍困數月,城內糧盡援絕,守將張巡甚至不得不以樹皮、紙張充饑。
當宰相張鎬率領的援軍終于趕到時,譙郡太守閭丘曉卻遲遲未至,致使城池陷落三日后才姍姍來遲。
這個致命的延誤,不僅斷送了睢陽最后的生機,也意外地為一年前亳州的血案打開了復仇之門。
在張鎬的軍帳中,淮南節度使高適正握著一卷王昌齡的詩集。
這位與王昌齡相交二十載的詩人將軍,始終未能忘記摯友慘死的消息。
當閭丘曉因貽誤軍機被押至帳前時,高適知道,機會來了。
殺害詩人的兇手,最終因軍事失職落入詩人好友的手中。
閭丘曉的求饒聲在軍帳中回蕩,他跪地哭訴家中有年邁老母需要奉養,企圖用孝道打動張鎬。
可一年前,他殺死王昌齡時,可曾想過那位詩人也有高堂待養?
當張鎬冷冷反問"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時,閭丘曉的臉色瞬間慘白。
這場復仇看似痛快,但更看得見的,是悲涼。
它無法挽回逝去的生命,在亂世中,連正義都需要借助更大的權力才能實現。
那些曾經在長安酒肆中吟詩作賦的才子們,最終都逃不過亂世鐵蹄的踐踏。
盛唐最后的余暉里,這場跨越生死的較量,終究是詩人贏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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