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五載，唐朝的長安城被安史叛軍攻破，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之一。面對這場動蕩，作為一位帝王，唐玄宗卻選擇了逃離。

他的這一決定，不僅讓長安門戶洞開，也徹底改寫了大唐帝國的命運。

公元756年，安祿山叛軍攻克潼關，標志著長安已經危在旦夕。潼關，這座橫亙在關中平原東邊的天然屏障，自古以來就是保衛長安的最后一道防線。

消息一到，京城內外一片恐慌。貴族權臣開始連夜逃命，百姓拖家帶口，涌向南山避難。

而就在這個時候，唐玄宗做出了一個讓人始料未及的決定——帶著后宮和親信，連夜棄城而去。

其實，作為擁有五十萬大軍的帝國統帥，唐玄宗本有足夠的底氣選擇死守長安。即便潼關失守，叛軍要想攻下長安城也并非易事。

叛軍的主力雖然號稱二十萬，但為了控制廣闊的占領區，他們的兵力已被嚴重分散，真正投入到長安戰場的不過兩萬人。相較之下，長安城內還有禁軍和地方守軍近萬人，再加上長安城堅固的城墻和豐富的物資儲備，守住一段時間并非沒有可能。

然而，唐玄宗的選擇卻令人唏噓。他沒有親自坐鎮指揮，也沒有動員全城百姓共同守城，而是選擇帶著隨從向西倉皇而逃。

長安，作為唐朝的心臟，落入敵手的時間不過數日。

如果玄宗選擇留下，長安能否守住？

假設唐玄宗選擇堅守長安，事情的發展會不會有所不同？從軍事和政治兩方面來分析，這個問題并非沒有討論的空間。

從軍事角度看，守城并非毫無勝算。盡管禁軍與守軍總數只有一萬，但叛軍的攻城部隊同樣數量有限。

兵法云，“攻城為下”，即便人數占優，強攻一座城池也會付出巨大代價。長安城墻高聳堅固，糧草充足，守幾個月不是難事。

更重要的是，安祿山的叛軍大多是臨時拼湊的部隊，戰斗力參差不齊，尤其是那些新吸納的地方士兵，基本毫無訓練可言。這種情況下，唐玄宗只需堅持守城，等待援軍趕到，就能形成反擊的機會。

我們還可以從歷史上的類似戰例中得到啟發。比如睢陽保衛戰，張巡以數千守軍硬生生頂住了十萬叛軍的圍攻；南陽保衛戰中，魯炅率領當地軍民死守城池，最終擊退敵軍。

這些人并非皇帝，卻憑借信念和決心守住了關中重要的戰略據點。相比之下，唐玄宗作為大唐的最高統帥，其號召力和資源都遠勝張巡、魯炅。

如果他能堅守城池，親自坐鎮督戰，無疑能極大鼓舞守軍士氣，甚至可能吸引更多勤王力量的匯集。

政治影響力：皇帝留下對全國的意義

守城不僅是軍事問題，更是政治態度的象征。一位皇帝的抉擇，會直接影響到全國士氣的高低。

當時，安祿山打出的旗號是“清君側”，名義上并非針對玄宗本人，而是針對權臣楊國忠。如果玄宗選擇留下，親自面對叛軍，安祿山必然會有所顧忌。

畢竟，叛軍內部對皇權的敬畏仍然存在。玄宗的堅守，既是對叛軍的震懾，也是一種政治宣言：皇帝無懼叛亂，愿與天下共存亡。

更重要的是，玄宗的堅守將為勤王力量提供明確的指向。當時，郭子儀、李光弼、顏真卿等忠臣正在全國各地組織抗擊叛軍。

如果他們得知玄宗仍在長安誓死守城，勢必會加快行動，盡全力馳援長安。反之，如果皇帝選擇逃亡，勤王軍隊的士氣和凝聚力必然大受影響。

歷史的另一種可能：玄宗的“最后一搏”

當然，守城并非意味著孤注一擲，玄宗完全可以為自己和大唐設計另一套后手，比如讓太子李亨提前離開長安，前往西部整合軍力。這種安排既能確保大唐的皇統不至于斷絕，又能避免“孤城一擲”的風險。

如果玄宗能在長安城頭發出號召：“愿與城共存亡”，這種決絕的態度無疑會極大震懾叛軍，甚至可能迫使安祿山退兵。

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在長安城頭，唐玄宗對著城下的叛軍喊話：“只要我在，長安就在；若長安失守，我便殉城。”這番話傳開后，全國勤王將士必然群情激昂，叛軍士氣則會大受打擊。

即便長安最終不幸失守，玄宗的堅守之舉也將成為大唐復興的精神旗幟。相比之下，他的實際選擇——倉皇出逃，導致長安不戰而降，不僅讓叛軍士氣大振，也讓全國失去了對朝廷的信心。

參考資料：
1. 《舊唐書·玄宗本紀》2. 《資治通鑒·唐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