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陜西省子洲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添了個兒子，起名叫王扶之。5歲那年，母親因病去世，父親為了生計，不得不背井離鄉，到延安的一個地主家做長工，留下年幼的王扶之與祖父相依為命。

因此，王扶之從小就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給地主家放牛、做長工短工，什么臟活累活都干過，他只在私塾里上過3個月的學。

但就是這樣的一看看起來好像“沒什么文化”的人，面對人生的變故卻有著大智慧。

1935年，陜北大地民不聊生，劉志丹領導的紅軍來到了王扶之的家鄉。十二歲的王扶之看到紅軍幫助村民掃院、挑水，與以往的舊軍隊截然不同，心中就產生了參軍的念頭。

他謊報自己已經17歲，成功加入了紅26軍42師的少共青年營。在注冊的時候，文書張先生將他的名字改為“王扶之”，寓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大廈傾危，國人扶之”。

參軍后，王扶之被分配到“少共營”，拿的不是槍，而是一根梭鏢。但他心氣很高，暗暗發誓一定要弄把真槍。機會很快就來了，在一次與東北軍的戰斗中，王扶之眼疾手快，用梭鏢抵住了一個東北軍士兵的脖子，繳了他的槍。

這就是王扶之人生中的第一支槍，也是他軍旅生涯的真正開始。

王扶之參軍之后，參加了勞山戰役、直羅鎮戰役等多場重要戰斗。他憑自己的勇敢和機智，很快就得到了上級的認可。

1936年，他被調到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擔任測繪員，開始接觸軍事測繪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王扶之隨部隊轉戰陜、豫、冀、皖、魯、蘇、晉七省，參加了平型關戰役、張店戰役等多次戰斗。他在測繪工作中表現出色，為我軍在戰場上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王扶之更是隨部隊轉戰東北、華北、華中南三大戰略區，參加了四平保衛戰、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等重要戰役。在解放天津的戰斗中，王扶之作為主攻團團長，身先士卒，帶領部隊沖鋒陷陣。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大腿，鮮血直流，但他咬著牙堅持戰斗，最終帶領部隊攻破了天津城的城墻。

1950年，他又參加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奔赴朝鮮戰場。在朝鮮戰場上，他經歷了無數次生死考驗。1952 年 8 月 2 日，王扶之正在前線的一個防空洞里研究作戰方案，突然，美軍的重磅炸彈直接命中了防空洞。整個防空洞塌了，王扶之被埋在了厚厚的土石下面。

外面的戰士們以為師長肯定沒救了，這么大的爆炸，這么厚的土石，人怎么可能還活著？

大家心情沉重地開始挖掘，想著至少要把師長的遺體找出來。幾十個小時過去了，就在大家快要絕望的時候，一個細心的戰士發現了奇跡：從廢墟的縫隙里飛出了兩只蒼蠅。有蒼蠅就說明里面還有活人的氣息！

戰士們頓時來了精神，拼命地挖掘。當王扶之被救出來的時候，已經昏迷不醒，渾身是血。醫生檢查后說，再晚一個小時就真的沒救了。

1975年，王扶之接到了調令，從總參作戰部部長調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

這一調動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很多人都為王扶之感到委屈，認為這是一種“下放”。為什么會這樣調動呢？

原來，1973年王扶之到山東檢查工作時，遇到了江青的追隨者浩亮、劉慶棠等人在部隊囂張跋扈。王扶之隊伍里有人寫信反映情況，結果信不慎被“四人幫”截獲，王扶之受到牽連，被免去總參作戰部部長職務，接受審查。

1975年審查結束后，他就被任命為山西省軍區司令員。面對職務的變動，比起他人的不忿，王扶之本人卻表現得異常平靜。他說：“這官也不小了，我會盡職盡責地做好自己的份內工作。”

1976 年，王扶之回到北京，專門去看望了老首長王尚榮。王尚榮關心地問起他在山西的情況，王扶之也是笑著回答：“官也不小了，都挺好的。”這句話說得簡單，但是背后的含義卻很深刻。他沒有抱怨，沒有委屈，有的只是一個老革命家的豁達和淡然。

在山西省軍區司令員的位置上，王扶之還是兢兢業業地工作著。他深入基層，了解部隊的實際情況，關心官兵的生活，把地方軍區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那些原本擔心他不適應的人，很快就改變了看法。

1988年，王扶之因為病傷退役，開始了長期的養老生活。

在這段退休時光中，他經常回憶起自己在戰場上的經歷，特別是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戰友。他在家里還特意設置了一個地方，放了筆墨硯臺，常常沉浸于書寫那些戰爭年代共同戰斗過的戰友和上級的名字。

這是他紀念親近戰友的方式，也是他傳承和表達對過去和懷念。從一個放牛娃成為開國少將，王夫之經歷了無數次生死考驗，唯一不變的就是他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

他的豁達、勇敢和擔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