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為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升秘書省正事，給假省親。

蔡蘊與安忱，一升一降，此長彼消，內藏官場玄機多多。

科舉選仕，以才取人，應是基本原則，也是維持封建政體得以正常運轉的基本保證。安忱科舉考第一，卻沒中狀元，原因在于他是先朝宰相之弟、“黨人子孫”而受到株連。但事情的荒誕，不止如此。如果這是嚴重政治問題，理應除名，可安忱偏又取為進士，好像是對他的補償，而他也樂于接受。更不可思議的是，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在這件事情上，態度曖昧，似有難言之隱，他是“不得已”才將安忱的狀元拿掉的。也就是說，他對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對取消安忱狀元的理由并不認同，他并不愿意更改這個結果，但又無可奈何，當不了這個家。一個“不得已”，暗示出有更強大的政治勢力在左右他。因此有理由說，在立狀元這件事上，有政治陰謀存在，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激烈的政治角力。而安忱雖然成了黨爭的犧牲品，卻并未完全落敗，似乎也有一定背景與后臺做支撐。小說對此語焉不詳，“不得已”是春秋筆法，此中定有隱情。

蔡蘊僥幸當了狀元后，當即“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蔡蘊與蔡京都姓蔡，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作為掌控朝政的奸臣，蔡京當然希望狀元是他的人，他會極力推舉他的人當狀元。表面上看，蔡狀元與蔡太師之間沒有親朋關系，蔡蘊是中了狀元之后，才做義子的。但二人同姓，“一筆寫不出兩個蔡字”，同一姓氏，有著天然的本家親緣關系，這就不是偶然的巧合了。反過來看，他能中狀元，不可能與蔡京沒有必然聯系。蔡京掌控朝政，能不插手狀元的選定嗎？而且，蔡蘊一中狀元，就認他作義父，顯然，暗中多有勾搭，或中間有人牽線，更可能是一樁政治交易。另外，徽宗是“不得已”將安忱降為進士并把蔡蘊擢為第一的，這個“不得已”，有可能就是迫于蔡京的壓力。

毫無疑問，蔡蘊是個趨炎附勢的無良之輩，他擢升為狀元的過程，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僚體制以及科舉制度的黑暗與腐朽。

而安忱，也是個渾渾噩噩的庸碌之輩。狀元位子為蔡蘊所取代，應該對他心存芥蒂，敬而遠之，可回家省親時卻偏與蔡蘊同行，亦步亦趨，像個跟班的小丑。特別是一起在西門慶家做客時，言行委瑣低俗，公然與書童搞同性戀，自降人格，更為不堪。

安忱與蔡蘊，一對科舉制度產生的怪胎，皆名如其人：安忱，諧音安于沉淪；蔡蘊，諧音因姓蔡而走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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