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5年6月30日，德國馬克思普朗克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戴錦華教與《單讀》主編吳琦在德國展開一次深刻的對談，圍繞項飆新書《你好，陌生人》，探討現代社會中人與人、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分享關于 “附近” 與 “陌生人” 的思考與實踐，共同思考介入式思考在當下社會的意義，這場對話將為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發？

以下是本次對談部分實錄，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01

項飆：現在年輕人沒有“打成一片”的能力

吳琦：項老師聊到的，其實還是要召喚大家重新養育自己，調動起自己能力。但其實有一點矛盾了，他們已經承受這樣的后果，然后也嘗到了這樣的代價。

如果他幸運的話，也許他還能“活著”，他還能有他的“附近”，他可能生活在一個小一點的地方，或者不再有那么大的愿望和野心。但是這樣的狀況下，他還能夠和那樣的一個歷史制度形成的結構性的困境去對話嗎？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年輕人的生命，在那樣的一個結構里面，他可能有什么樣能動的位置嗎？所以最后的結果就是，他可能是為了應對毒打，調整自己，結果迎來了再一次被毒打，會不會陷入到這樣的一種危險？

項飆：我不那么悲觀。首先你說改變自己的看法，就覺得是逃避結構，逃避制度，我不太同意的。因為你活著本身的過程就是不斷地警醒，有意識地活著，有意識地觀察周邊，觀察自己。

首先，我們今天來世上來這一遭，之前無數的人來過，在我們之后也有無數人要來，地球能存在多久我們不知道。其實，我們是人嗎？我們其實也就是歷史動態在一個時點上的臨時具象而已。

所以譚嗣同可以英勇就義，跟那個時候的宇宙觀可能有關系，叫以太學。全世界都是由以太構成的，你不是人，你不過這些以太聚在一塊成了一個人形，當然就顯然科學上沒法論證。以太學是把人當做一個人類歷史當中的某一個節點上的臨時具象，今天社會里面你也是一個臨時具象，正因為它是臨時具象，所以我們才那么豐富，因為在我的身體里面有那么多的以太要素。所以如果這么想，你現在經受到的各種的打擊和不適，很可能是不同的要素在你身上還在發生矛盾和沖突，那就很有意思，這取決于你怎么樣用意識來觀察這些沖突。

第二個是關于社會“毒打”的想象，社會并不是就坐在那兒等著你來，然后來毒打你，然后來一個追一個，來一個打一個。

人群都是有各種癖好，這個人會打嗝兒，那個人喜歡開懷一笑，你就去觀察他們。你也可以投其所好，也可以搞一把幽默。你得在那個群里面得混，我們叫混，換種說法叫打成一片。

現在年輕人這個“打成一片”，是完全沒有能力打成一片，只是毒打，并沒有打成一片的感覺。你的人生它是一個過程，不是以你在某一場互動當中的結果得失，來判斷自己人生的意義的。你在這個過程里搏斗，在那里打成一片。

但“打”本身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的方式，就像尼采說你是愿意躺在水里讓水承載你的重量，還是更愿意走在堅實的路上，讓你自己的身體承載你的重量？你愿不愿意做這樣的選擇？這是一個問題。但你可以選擇就漂在水里頭，我們叫隨波逐流，那個是很爽的了。

面臨艱難的時候，你的真正的生命性、主體性才會出來，也要想到任何一次焦慮都是世界在叩問你，希望你做出新的回答。所以你也可以把焦慮想象成是你主體性的反應。

戴錦華：我們總說我們遭遇著陌生化，那么在這種時候我們要求助于主體性。在我這主體始終是拉康的定義，它是個“我他”結構，當存在著“我他”關系的時候才有主體的存在。

所以我們不能反回來說，我們用主體性去發現他者，這是因果倒置的一個關系。這些東西源自于話語邏輯的緊張，或者是理論邏輯的緊張。這種緊張本身其實是現實的困境。正因為我們沒有這么一個有效的、一個自洽的闡釋，理解世界和自我的那樣的一個有效的邏輯，建立起自我和世界的關系的有效的邏輯。

譚嗣同是可逃未逃，他選擇留下來挨這一刀。那是因為他自以為他非常清楚他在歷史中站在什么位置上。但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在于我們如何把自我擱置在哪怕是一個非常微觀的歷史當中，問題在于很多東西是無法自明地去賦予意義的。

我可以忍受我討厭的鄰居，我要承受社會的毒打，但是我究竟為了什么？

我們第一次開始中國式的敘述，就開始受限于短暫的個體生命。很多人喜歡劉慈欣的三體，喜歡流浪地球的設定，我們把地球開走，再找一個地球(太陽)，我死有子，子死有孫，子子孫孫我們把地球開到一個新太陽旁邊去。但一個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暫又精彩，現實中我們不可能會在這樣的設定中。

所以在我們的文化想象當中，其實也陷在這兒了，生命就這么短暫，它和前面的接續是什么？它和后面的接續是什么呢？所以到這時候就以太學也不幫忙了這些是我觀察的角度。關鍵在于我們怎么去通過面對這樣的一個現實，我的粗糙的理解就是最終我照見了我自己，打開了我生命的邊界，延展了一點我生命邊界，讓我的生活變得比較有意思。

但是恐怕我們還是要把每一個微小的關系，包含我們到底置身在一個什么樣的情境當中。我們即便拋開資本主義，拋開階級固化，我們也還真的要面對AI的就業威脅說。現在在國內大家都觀察到，原本我們說內卷和躺平，但最近這不是問題了，因為現在是欲求內卷而不得了。

就是連躺平相對于內卷都不是一個可能性，那么隨波逐流就更不是可能性了。

02

項飆：跟人的對話互動，

首先要從空間出發

吳琦：那我們到底怎么去建立這樣的一個經由陌生人再到自我，進而把自我和和他人聯系在一塊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項飆：我覺得很難去總結出一個樣式或者定理，但為什么“附近”變成這么一個熱詞，我想也是因為大家愿意想去做一做試一試，我是覺得你只要開始互動，它就會有事情發生。

那么我的工作，不是指導大家，而是引發，一種思路上的導向。我覺得跟戴老師的對話是很有意思，主體建立過程當中的歷史性和空間性，從我個人的角度看，我其實是蠻注意歷史的，我是比較傾向于把歷史空間化。日常生活中你是很難去體感到歷史的。歷史進入你的時候，它是通過一些符號，但是你對這個空間的感知是更加直接的，包括跟人的對話互動，這個時候首先要從空間出發。

就說你在這一刻你怎么決定在哪個事情上多花精力，多花時間。在這樣的一個空間感知下，會調用起很多原來看似彼此之間無關或者矛盾的一些思想資源。然后我們做的工作就是提供思想與語言，通過一些意象，通過景象讓大家對自己的存在方式能夠豐富起來，所做的也無非如此而已。我們是不可能提供答案，不可能提供出路。

所以我要做的不是對主體本身建立一個敘述，而是主體的感知豐富起來，敏感起來，就夠了，也是通過這次討論，我覺得這個空間性對我是很重要的，我也剛剛意識到這一點。

吳琦：我們的生活充滿憂慮，我們的工作充滿內卷，對于那些依然想在人文知識領域做一點自己事的人，面對著充滿AI浪潮下的失業憂慮，應該如何自處呢？

項飆：你說的可能是一個說是在傳統的，比較學術的，很有積累和深度的思想工作創造出的一個公共空間，讓大家一起思考。對我來講是彼此之間是完全相通的，因為最初的這種思想和藝術，它本身都是解決人生問題。

我們90年代以后確實出現了一個社科人文研究的專業化趨勢，就是很多人覺得做研究覺得是一回事，自己過生活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今天要去打通，其實不是說刻意地要走出書齋，做一點額外的工作，其實也是把書齋本身要激活。

戴錦華：我想其實人文社會科學早就不是一個提供答案的，或者說早自我承諾可以提供答案的這樣的一個學科了。

我自己仍然回到我的很陳舊的思路上去，雖然人工智能的沖擊我覺得是真實的，但是同時我又覺得是資本一定程度上在恫嚇我們。換句話說，首先要否定當年的控制論的說法，就是人自有人的用處。那么不管他們的危言聳聽，比較真實的它對于勞動力結構的改變，對勞動力需求的壓縮，這一定是最真切的一個變化。

從機構的角度上說，他們要消化這些剩余勞動力，而現在不是窮人的問題，是一些被棄之民，一些結構意義上的多余，結構意義上的冗余。人將結構性地被制造持續地被制造，一邊就是我們完全沒有辦法避免自己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個。

那么如果我們還幸存在結構中，我們還能不能夠感知這樣的幸存跟結構性的放逐的聯系，如果我們被趕出去了，我們還有沒有圖存之路，我們還有沒有與世界的相互的聯系的可能性？對我來說，我覺得本身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工作者，應該自覺的去承擔去面對的這樣的一個東西。我們還有沒有所謂毫不自戀的知識分子的社群？我們之間的相互連接和交流，在互相的詢問當中互相地肯定，然后我覺得其實我們實踐本身不是分層的，既不是在時間上有先后，也不是在這個層級上有誰高誰低。

今天我是真的覺得為人類作為一個社群去贏得未來，時間不是那么充裕，沒有給我們那么多，所以從個體到群體，從小圖景到大圖景，我是覺得同構性的程度是在強化，因此急迫性的程度也在強化。

吳琦：也就說只要我們還要接著活下去，不論作為個人還是文明，可能這樣所有的問題，不是只有對人文社科有興趣的人才要面對和承擔的，而是每一個作出選擇和必然這樣選擇活下去的人都要共同承擔的。

我們作為一個真實的人，在另外一個真實人面前，你流露的困惑、情感、失落、矛盾，這些只要是真實的，它都會有一個意義。而且更安心的是那些真實的人也會看到你，你也會遇到他們，不管他們是在你的附近，還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我們就在這里結束今天的對話，也希望之后我們依然可以保持真實的對話的關系，而這絕不僅僅是僅限于我們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