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的信譽是危機期間尤為重要的資源，這種信譽不是來自于任命，任命是理論上的權威，而是來自于平時的積攢，你平時的積攢在危機中會形成尤為重要的資源。

周恩來總理的信譽，就來源于他平時的積攢，在危機處理中形成了一種資源。

1963年5月1日，“躍進”號沉沒。“躍進”號是我們新中國的第一艘萬噸巨輪，1963年5月1日由青島港駛向日本，向日本運送玉米、大豆、花生等各種各樣的農產品。5月1日上午，《人民日報》的頭版報道了從青島港出發的新中國第一艘萬噸巨輪“躍進”號駛向日本。下午兩點十分，“躍進”號觸礁。四點十五分，“躍進”號沉沒。這一事件造成了非常大的打擊，上午《人民日報》剛剛登完新聞，下午“躍進”號就沉了。當時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躍進”號就沉在今天的蘇巖礁附近，它觸的就是蘇巖礁。

根據當時媒體的報道，被救起來的中方船員講到，突然遭到了魚雷攻擊。日本報道系三枚魚雷命中船腹。因為我們當時被美國包圍東部，在我們“躍進”號沉沒地點附近，濟州島是韓國的軍事基地，還有釜山美國海軍基地、佐世保美國海軍基地。

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標志性的第一艘萬噸巨輪沉了，是多么重大的失敗呀。所以當時中央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責成處理。你看周總理的態度，他當時講了，魚雷如果發自潛艇，必為美軍所為（因為韓國、臺灣方面都沒有潛艇）；如果魚雷發自快艇，可能是美、蔣合謀。當時事態非常嚴重，因此成立了專家組，總參作戰部的雷英夫、交通部的孫大光、海軍的張學思，還有國務院的張志遠、孟平，相當于我們第一個危機處理小組成員，我們第一個危機處理小組處理得非常好。

周總理代表中央的態度，認為魚雷若發自潛艇必為美軍所為，發自快艇則可能是美、蔣合謀。調查小組經過調查，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極有可能是觸礁。當時東海艦隊都做好了準備，周總理拿到他們這個結論以后，迅速調整。他到了上海，當時東海艦隊在上海，準備調查處理，看看能不能打撈，同時也做好了戰斗準備。

周總理來做動員，拿出調查小組的結論說有可能是觸礁，東海艦隊的領導大吃一驚。周總理說，這個不是結論，是一種可能，有可能被魚雷命中，有可能觸礁，讓他們去調查，一切以事實為準。這是領導者態度的即時轉變，更是敢于對事件進行決策的權威。

你看看領導在態度上的迅速調整，如果說領導定好了就是魚雷攻擊，說，你們去吧，好好把這事兒查實，那結論就會完全不一樣。最后經過調查，確實是觸礁，觸的是蘇巖礁。我們潛水員從蘇巖礁下去，發現礁石被撞碎，海水底下六七米的礁盤有我們“躍進”號船艏油漆擦過的印跡，“躍進”號因觸礁沉沒。

本來可能導致一場重大國際危機的事件，溫度已經快要達到沸騰，卻被迅速地冷卻處理，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處理。這就是作為領導者面對重大危機時的迅即調整，面對原來已經基本定性的事件，根據實際情況迅速做出調整，實事求是，果斷應變，處理危機。

這是一場非常好的危機處理，我們說危機中最需要權威，危機中又最缺乏領導權威，危機中一旦缺乏權威，就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傾向。權威就是關鍵時刻的關鍵行為，危機中大家會看你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你是誰。

如果在“躍進”號事件上周總理沒有根據調查得來的可能的事實做出及時的調整，大家以中央的結論為準，認為它很可能是被魚雷攻擊，然后再找出一些迎合中央結論的這種傾向的證據，最終會導致什么結果呢？

我們一方面強調危機中需要權威，另一方面最需要什么又最缺乏什么。

缺乏權威的原因在于，第一，情況不明；第二，風險巨大。所以領導人遲遲不下決心，想把情況搞清楚了再下決心，但是危機中要把情況搞清楚那一刻永遠不會到來。

危機中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了解情況越多越猶豫，掌握情況越多越難下決心。危機中，大量的信息，甚至是大量相互矛盾的信息涌來，就像馬航事件，非常典型，沒有結論。你看，現在情況越多，人越糊涂，越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在這種情況下，危機產生的心理沖擊遠遠大于危機本身所具有的客觀能量，危機沒有那么懸乎，它會對領導者個人、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心理沖擊，造成猶豫不決，而且情況越多，了解越多，越難下決心。

這時候你要依托專家，但是你發現專家在這時候也不太管用，即便是專家，在分析重大問題的時候也只能解釋其中一小部分變量和因果關系。

專家是一個領域的專家，他不是百事通，到了關鍵時刻，專家只能在他自己的領域很清楚，但一個危機事件往往涉及多個領域的綜合情況，你依托專家很難看到全面。所以西方有這樣一句話，叫作"more expert,less accurate"，越是專業，越不精準。

而這個時候危機中權威的缺失往往成為危機處理失敗的開始，當你在猶豫不決的時候，當你不知道該怎么辦的時候，你要知道失敗的種子已經在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一步一步地長大，導致你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