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文學如何界定抄襲？如何看待那些原創“純度”不高的作品？有關這些問題，互聯網上掀起了新一輪討論。

事情源于博主“抒情的森林”發布的系列博文，從去年開始，他在個人賬號上陸續發布對比圖，涉及丁顏、徐衎、焦典等多位青年作家。人們發現，在這些近年來于文壇嶄露頭角的新人作品中，部分語言、情節、修辭意象與國內外經典作品存在高度相似。

盡管“抒情的森林”小心翼翼地使用了諸如“異曲同工之妙”等表述來規避風險，但在很多人的理解里，這就是一場關于抄襲與否的指控。很快，不僅是這些被指控抄襲的青年作家，他們作品刊發的刊物、出版機構，乃至他們獲獎作品的評選機構，都被卷入這場文壇風波中。

在輿論的關注下，涉及的文學大刊紛紛表態。《人民文學》雜志在讀者懇談會上表示，“將加大對來稿查重力度”“原創性是文學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收獲》雜志則通過官方賬號直接回應“抒情的森林”，表示感謝他的督促，“我們呼吁更純凈的原創”；《花城》雜志宣布將從新一期開始，啟用查重軟件，輔助內容把關。

如果說在傳統文化的觀念里，抄襲主要是作者的道德品質問題，那么在現代權利觀念的視角下，抄襲還是法律問題。近年來，不少涉及文學作品抄襲的爭議，都是在司法機關的介入下實現“一錘定音”。其中最知名的，莫過于80后作家代表人物郭敬明抄襲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最終認定郭敬明所著《夢里花落知多少》對莊羽的《圈里圈外》整體上構成抄襲。

司法機關所認定的抄襲，固然有法律視角下一絲不茍的清晰性和權威性，體現了對著作權人的權益保護。但是，在文學倫理的視角中，僅僅通過法律裁量抄襲，也存在不容忽視的局限——法律保護的是權利，而文學強調的是創造。

說具體一些，此次“抒情的森林”提出的很多指控，不太可能進入司法程序。如果抄襲的對象是世界名著，作者已經去世好多年了，作品版權早就過了保護期，就不太可能有人追究責任。而且，法律認定抄襲，往往需要權利人以“調色盤”進行全文對比，而此次被指“異曲同工之妙”的作品，往往是部分段落的相似。

因此，在這場文壇風波中，也不乏為被指控作家辯護者。一些人認為文學上的“借鑒”并不少見，表示貿然給年輕作家戴上“抄襲”的帽子太重了。也有人認為，如果一個作家非常喜歡另一個作家，熟讀對方的作品，就會不自覺地在寫作中化用對方的語言、思維，這種“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模仿，應該區別于道德意義上的剽竊。

這些說法并非沒有依據。中國文學史上，就有不少名家借鑒的案例。《莊子·逍遙游》里有“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名句，李白的《上李邕》將其化用為“扶搖直上九萬里”；王勃《滕王閣序》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素稱千古絕唱，不過，更早時候，南北朝時期文學家庾信的《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中就有了“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的金句。

如果較真地比較上述后世名篇與前世杰作的“重復率”，恐怕結果并不樂觀。相比如今一些作家盡可能減少“借鑒”痕跡的做法，古人的文學化用幾乎不加掩飾。對此，難道我們只能得出“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結論？

現代人評價文學作品的原創性，不能照搬傳統理念。從創作初衷而言，現代文學作品就是文化產品，職業作家在寫作時會考慮市場與受眾，與古人“歌以詠志”的即興創作有著天壤之別；從讀者期待來看，主流閱讀群體對文學獨創性的要求更高，對“洗稿”“融梗”等問題有著天然的排斥。

尤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斷迭代、AI寫作幾乎“零門檻”的當下，文學創作堅守價值，就必須拿出過硬標準。盡管這些年輿論場上不時出現“文學衰微”的討論，但從事文學創作的群體依然龐大，不少寫作者默默耕耘多年，仍然沒有出版的機會。以更加嚴格的標準審視文學出版物，不僅有助于呵護文學原創精神，對于推動作家群體的新陳代謝也有著重要意義。

如今，多家文學名刊正面回應網友的關切，當然是開了個好頭。人們更期待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文學界能更加明確新技術條件下的原創標準，讓經得起檢驗的優秀作品與文學新人脫穎而出，讓原創性存在瑕疵的作品得到必要處置，更要確保剽竊、抄襲的不正之風隔絕于文學的殿堂。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