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有人在《人民日報》發文，呼吁“同志”稱謂重新回歸社會生活主流。

第一反應：這可能嗎？

因為，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約定俗成”，換一種說法，就是社會風氣使然。風氣一旦形成，極個別人或者極少數人，想憑借一己之力去改變某種狀況或某種現象，無異于螳臂當車、蚍蜉撼樹，只能落下一個不自量力的笑柄！

前段時間，皖北哄搶土豆事件中，不是就爆出“法不責眾”的說法嗎？法尚且不能責眾，更何況語言習慣本身遵循的就是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律，既不犯法，更不違規，你想改變，只能暴露你的淺薄無知！

因為，社會在不斷的發展，時代在不停的進步，指稱自己用一個“我”字就可以輕輕松松解決的問題，你現在非強制大家必須用“朕”，而不能用“我”，那豈不是自討沒趣、自取其辱嗎？

但是，語言作為社會現象，自有其必須遵循的社會規律，即便是一個簡單的稱謂，也屬語言交際范疇，就必須遵循一定的交際規范。否則，就又違背了一定的公序良俗，給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帶來不便，甚至產生負面影響。

語言交際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得體”。所謂得體，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分場合，看對象。

分場合，就是要分清語言運用的環境，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用語；看對象，就是要明白對方的身份和地位，運用相應的語言，進行恰當的表達。

我國是文明古國，禮儀之邦，見面之后先打招呼，招呼之前先亮稱呼。稱呼不當，是交際失敗的開始；稱呼恰當，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同志”這一稱謂，是接受偉人思想教育那個年代的必然產物：“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需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那個時候，不論何種場合，不論男女性別，不論身份和地位，只要不認識，只要溝通交流，只要有事需要幫助，一張口，一句“同志”，便一下子拉近了素不相識的陌路人之間遙遠的距離，變得親近、親密起來，一切事情和問題也就隨之解決。

但是，改開之后，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現實生活環境在不斷地發展變化，有些詞語的內涵相應的也在不斷地變化。于是，一些習以為常的稱呼，也就慢慢失去了其使用的語境——

同志，本指志同道合的人，在中國古代，同志與先生、長者、君等詞的涵義一樣，都是朋友之間的稱呼。

春秋時期，左丘明在《國語·晉語四》中對該詞作了解釋：“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后漢書·劉陶傳》曰：“所與交友，必也同志。”

建國初期，“同志”一詞的意思是擁有共同志向的人，“同志”一詞也被廣泛的用作陌生人之間交際時的稱呼。

1989年，當香港的同性戀運動積極分子最先使用“同志”一詞，作為同性戀者的身份稱謂以后，再需要和他人溝通時，咱還好意思稱呼人家“同志”嗎？

“小姐”，宋元時期，是對地位低下女子的稱呼，也有專指妓女的；后來轉為對未婚女子的敬稱，通常用來指大戶人家的小姐，大小姐等。但是現在，怎么也不會想到，這個詞竟然又回歸了它最初的本義。讓我們在準備使用這個詞時，頗費躊躇和思量。于是，“美女”一詞取而代之。

但“美女”一詞，顯然也不是在啥場合下不分對象都可以使用的。真正長得漂亮的美女，你這樣稱呼一聲，人家報以微笑；如果不分對象一概以“美女”稱之，估計人家也不承情；如果遇到長相一般甚至奇丑的女子，你若以“美女”稱之，弄不好適得其反，人家會以為你是諷刺挖苦人家的，甚至還會爆發沖突！圖啥呢？何苦呢？

說實在的，本人稱呼他人一直不趕時髦，也趕不上時髦。公交車上給老人讓座，“大爺、大娘”這是標配；如果是衣冠楚楚、文質彬彬之男性長者，則稱之“老先生”；即便是在菜市場或是街頭巷尾買個菜，稱呼“老先生”的時候，也比“大爺”要多，為什么？目的只有一個，要讓老人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尊重。

如果是相識的文化人，毫無疑問，則以“老師”稱之；如果是公交司機，無論男女老少，則統稱之“師傅”。“同志”一詞，而時有用之：除了叔叔家族成員，還多用于年齡相仿的大哥、大姐人。

至于帥哥、美女這些稱呼，對于我們這些已經五六十歲步入老年的人來說，并不是能夠張嘴就來的。至于一二十歲的少男少女，更多的時候，寧可以“小伙子、小姑娘”稱之，也不會隨隨便便稱之為帥哥、美女。

無論如何，稱呼人也是一種藝術、一種素質。如果不分場合、不看對象，一律稱之為老師、師傅、帥哥、美女，不但有辱這些詞的“斯文”，也是對被稱呼對象的一種不尊重。

所以，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稱呼作為一種交際語言，必須遵從其約定俗成的社會屬性，遠不是某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識之士”，靠幾句行政命令、幾聲呼吁倡導就可以隨隨便便改變的！

所以，世界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無論是誰，無論稱呼何人，都由其自身素質決定，任何外力或人為因素想對其施加的影響，都是白搭蠟、無用功！還是省省心、省省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