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畢飛宇，是在《小說月報》的一個頒獎會上。如果用滄桑的口吻來說，我們的相識，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

沒見他之前，已經讀過他的小說。他的小說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靈光閃爍的，人呢，看上去也是靈光閃爍的。

我注意到，近幾年的媒體在報道與畢飛宇相關的消息時，總愛在他的外形氣質上做文章，說他如何“酷”。其實，他的作品，比承載著他才華的軀殼，要風光多了。

不需要舉太多的例子，《哺乳期的女人》的妥帖韻致，《地球上的王家莊》的輕靈飄逸，《玉米》的潑辣雄渾，《青衣》的憂傷清寂，還有《推拿》的俊朗深邃，畢飛宇幾乎是給自己的每一篇小說，都搭建了一個塔，雖然塔的大小不一，但他總能讓作品中的人物，成功地登頂塔尖。

如果沒有深厚的藝術功力，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小視野大氣象，俏皮辛辣而又細致溫暖，是我對畢飛宇小說的印象。

顯然，他走的是自己的路，而且，是純正的文學之路。他的敘述能力，在同齡作家中，尤為出色。他輕松詼諧的表面背后，隱藏著一顆高傲而又不乏孤寂的文學的心。這也就是為什么，他一路走到今天，作品始終不敗的緣由。

同畢飛宇接觸起來既容易，又不容易。他隨和而又“多刺”。不過，他的“刺”，是少年的“刺”，沒什么心機，大家樂意接受。他挑刺的時候，開場白是“你曉得吧”，那時我就趕緊笑著說“我不曉得”，洗耳恭聽他曉得的見解。他曉得的領域很廣，吃的、喝的、玩的、用的，當然，重要的還是文學。

我知道，有許多女讀者迷戀畢飛宇和他的小說，有一天，我忽發奇想，想捉弄他一下。在沒有來電顯示的某年夏天，我用沙啞的嗓音，假扮一位文學女青年，成功地“欺騙”了他，在電話中向他討教了一刻鐘。還大膽問了他，你對同齡的女作家的作品怎么看？畢飛宇很誠懇地告訴“女粉絲”，遲子建作品不錯，你要多看。我這邊幾乎要笑翻。

畢飛宇喜歡足球（他說在美國愛荷華寫作中心的三個月，沒少踢足球），喜歡健身（這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題），喜歡咖啡（雖然有時喝得心動過速），喜歡自己其樂融融的溫馨小家，是一個陽光的人。

他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風景。

這樣一個“時尚”中人，卻不用手機，令人費解。

去年，聶華苓老師從美國來京，我與他還有蘇童約好了，從各自的城市乘夕發朝至列車，在北京站會齊后，一起去清華園看望聶華苓老師。在聶華苓老師住的套房的客廳中，我們聊得正歡，潘凱雄把電話打到我手機上，要找畢飛宇。我威脅他不給找，并警告蘇童也不能給他找畢飛宇，意在敦促畢飛宇啟用一個便捷的“通訊工具”，他當時也算是含糊地答應了。可是，幾個月后，我在北師大的一個活動上見到的畢飛宇，仍然不用這“勞什子”，一臉的輕松和快活，一副游俠姿態。他不用手機，卻總能在該出現的地方出現，并且能見到該見的人。看來這個頑皮的少年，有他自己的“秘密通道”。

金陵出才子，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我欣賞的幾位，有兩位都在南京。

一個是蘇童，一個就是畢飛宇。

他們常常“出雙入對”地出現在各種會議中。他們很少像其他作家，喜歡發表語驚四座的“文學宣言”。他們非常低調，將自己的文學主張、審美趨向，不動聲色地、絲絲縷縷地編制進了作品，認真而執著地實踐著。這樣用心靈前行著的作家，在這個文學時代，越來越少了。

畢飛宇的作品，有一顆少年的心。他做事，也有一顆少年的心。他敏感，善良，率性，維護朋友，所以與他聊天，他小小的“刻薄”，從來不會傷了朋友間的和氣。而且，從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看，他喜歡什么，拒絕什么，從不掩飾，這也難能可貴。

畢飛宇還是一個細心的人。有一年開作代會，為了配黑毛衣，我戴了一條橘色的圍巾，他嫌難看，當眾宣布一定要為我買一條好看的圍巾。我以為是戲言，早忘了。兩三年之后吧，我們去巴黎參加書展，有一天在香榭麗舍大街的一家商店里，我和鐵凝正逛著，畢飛宇和幾個人進來了。他逛著逛著，忽然吆喝我過去。他拈起一塊灰黑色的印花毛披肩問我：怎么樣？我說不錯。誰知他買下后，一把將它塞到我懷里，說是為了兌現諾言。朋友們在一旁看了，都笑。知曉原委后，更覺得畢飛宇一身的少年氣。

其實，畢飛宇不僅有眾多的女讀者，還有很多男讀者。不久前，上海戲劇學院的一位教師來哈爾濱，與我談一篇小說的電影改編。席間聊天時，他說非常喜歡畢飛宇的作品，稱這么多年追蹤他，他從來沒讓他失望過。他還說改編了《玉米》的片段，作為了教學內容，一些臺詞為學生們深深喜歡，在上戲廣為流傳。

如果說文壇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的話，每個作家都是一棵樹。每棵樹都有每棵樹的風光，誰也不可能取代誰。樹種的繁復，才使森林氣象萬千。

在我眼里，畢飛宇這棵樹，應該是棵鉆天楊，一直向上，無限伸展，你看不到他的邊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