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比利時根特大學中世紀史資深教授Steven Vanderputten（史蒂文·范德普滕）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做了系列演講——“全球語境下的歐洲中世紀觀念”。本文內容翻譯、整理自這一系列演講的第一場。在英語學界對全球史的研究中，“改革”一詞無處不在。而西方社會中的“改革”是由近兩千年來的思想發展塑造而來，其隱含義可能會扭曲對過去經歷和敘述變革的理解。本次講座從西方視角探討這一現狀，闡述對歷史改革的經典解釋是如何日益受到挑戰的。

傳統的中世紀研究長期以歐洲為中心，時間范圍通常界定在公元500年至1500年之間。而當今的全球化中世紀研究正在突破這一局限，通過納入全球視角、多元資料和跨地域學者，使這一學科更具包容性。這一轉變涉及知識體系、方法論乃至常被忽視的制度層面的革新。然而“全球中世紀”（Global Middle Ages）的研究依舊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去歐洲中心化問題、來自史料與語言的多樣性的挑戰、方法論的革新、全球制度層面的轉變、在術語和敘事方面面臨的難題等。

在術語和敘事方面，過去，歐洲用來描述歷史的術語和敘事常常被不假思索地應用于其他文化和社會。以英語中的“reform”（改革）為例，這個詞本質上與基督教“回歸神圣本源”的思想傳統緊密相關，包含著救贖、教權等西方宗教語境下的隱含意義。當這類術語被直接應用于其他文明研究時，可能造成認知偏差。歷史學的特殊性在于，它依賴語言而非公式來描述過去——我們使用的每個詞語都承載著文化積累的主觀含義。比如“改革”一詞在英語中的語義演變，就疊加了數個世紀以來基督教社會的詮釋視角。因此，推進“全球中世紀研究”需要建立雙重反思：首先追溯術語在其原生文化中的形成脈絡，其次審視這些概念在跨文化轉換中的適用性限制。

幾部關于“reform”（改革）的著作

本系列講座將以西歐為切入點展開方法論討論。本次講座重點分析“改革”概念的基督教淵源；接著探討“修道院制度”術語對制度多樣性研究的制約；最后則通過西歐創世敘事揭示起源神話研究的共性挑戰。這種聚焦并非主張歐洲中心論，而是通過深度剖析單一案例，展示所有文明研究共同面臨的術語困境——正如研究日本“幕府改制”或印度“吠陀復興”時，同樣需要嚴格檢驗這些本土概念的文化特異性。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術語批判并非否定現有研究，而是為了建立更嚴謹的學術對話基礎。接下來我將通過三個具體案例分析，說明如何通過概念溯源和跨文化對照，提升全球史研究的精確性。

我選擇這三個術語：“改革”“修道院制度”“創世敘事”進行探討，是因為它們構成了17世紀以來西方歷史解釋體系的核心分析工具——這些概念不僅是描述性術語，更是承載著特定歷史敘事的解釋框架。自19世紀起，這些源自歐洲經驗的概念被移植到非歐洲歷史研究領域，例如日本學界在20世紀20年代通過翻譯歐洲封建研究專著，將相關術語引入對本國歷史的闡釋，這種跨文化概念遷移往往忽視其原生語境中的宗教與哲學內涵。以“改革”為例，該術語本質上植根于基督教“回歸神圣本源”的救贖觀，當它被用于描述其他文明的變革過程時，必然引發語義偏差。這正是需要批判性審視的關鍵：這些概念是否具備跨文化解釋的中立性？它們實際上是什么意思？其背后的敘事框架是否扭曲了歷史真實？聚焦宗教社區作為研究對象，源于其在歐洲社會持續1700年的特殊地位——從基督教早期到現代史學形成，宗教機構始終是社會變革的敏感指示器。盡管修道院常被視為與世隔絕的群體，但實際它們深度參與經濟運作、政治博弈和意識形態建構，僅從人員規模看就涉及龐大社會群體。更重要的是，宗教社區創造了跨越千年的連續性文獻系統，為觀察社會對變革的認知模式（包括對過去的重構、對當下的詮釋、對未來的預期）提供了獨特窗口。這種長時段、多維度的觀察視角，使其成為分析觀念變遷的理想場域。我選擇從宗教視角切入并非出于信仰立場，而是基于其作為社會學研究標本的不可替代性：當人們用基督教話語體系表述社會變革時（無論是日常生活的漸變還是宇宙秩序的劇變），實質上揭示了文明深層認知結構的運作機制。這種機制研究，正是破解術語文化編碼、建立全球對話基礎的重要路徑。

本講的核心在于解構“改革”這個術語的歷史義涵——這個如今在中世紀歐洲史論著中高頻出現的概念（每部通史平均引用數百次），實際上是16世紀“反宗教改革”時期被重構的產物。在中世紀原初語境中，“改革”（拉丁詞源“reformare”或“reformo”）僅零星出現于教會文獻，直到天主教會在新教沖擊下將其系統化為周期性制度更新的理論工具：他們構建了“黃金時代—衰退期—改革運動”的三段論模型，將改革定義為教會高層主導的、旨在恢復早期基督教純潔性的制度化工程。這種自上而下的變革范式通過17世紀學術機制滲透進歷史書寫，最終演變為解釋中世紀社會變遷的通用概念。但必須清醒認識到，這種被現代史學繼承的“改革”敘事，本質上內嵌著“反宗教改革”時期的意識形態——它將“變革”簡化為精英主導的制度調試，遮蔽了中世紀社會自下而上的多元變革實踐。當我們將其套用于全球史研究時，這種源于特定宗教語境的術語既無法準確描述歐洲自身的中世紀變革經驗，更可能扭曲對其他文明變遷邏輯的理解。因此，重新審視"改革"的概念譜系，不僅關乎術語使用的精確性，更是打破歐洲中心主義解釋框架的關鍵步驟。

在16世紀和17世紀初，人們制定了一個計劃來改革教會并對抗新教。這一時期，改革的概念變得高度系統化和計劃性。改革者在實施改革之前，已經對其目標有了非常明確的認識。此外，創新也是改革理念的核心組成部分，即為了實現改革目標，需要創造新的方法和途徑來恢復原始的純潔性。這種理念深刻影響了歷史書寫，讓·馬比榮（Jean Mabillon）便是典型代表。讓·馬比榮是17世紀的本篤會學者，他是現代歷史方法的創始人之一，是第一個真正充分發展基督教歷史和中世紀西方社會歷史是一個循環的榮耀、衰落以及道德和制度更新循環的理論的學者。

讓·馬比榮（Jean Mabillon）

讓·馬比榮在《圣本篤修會編年史》中創造性地將中世紀歷史闡釋為“黃金時代—衰退危機—改革復興”的循環模型。以公元10世紀克呂尼修道院改革為例證：當查理曼帝國分裂導致修道院被世俗勢力侵占時，教會通過自上而下的規范運動實現制度凈化，進而催生文化創新。舉例來說：在公元900年到1100年左右的時期的加洛林帝國中，宗教團體在某種意義上占據中心地位，它們是帝國權力的象征性中心，也是經濟倉庫和政治網絡的中心。當加洛林帝國開始崩潰時，帝國的領土越來越分裂，維京人、匈牙利人和穆斯林趁機入侵，這些宗教團體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讓·馬比榮引用了公元909年特羅伊會議的一個關鍵資料，其中談到俗人接管了宗教機構的建筑，并將其變成了私人住宅：“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子、女兒，以及他們的士兵，甚至他們的狗一起住在那里。”他們褻瀆了神廟。10世紀末的著名作家和知識分子蒙蒂安德的阿佐（Azo of Montiander）講述了一個貴族的故事，“這位貴族接管了一座修道院，安置了他的親戚和仆人，把所有的財產都搬進了修道院和教堂，決定住在那里，并且開了一家女性美發沙龍和一個狗窩，這樣女性就可以在那里做頭發之類的”。于是，教會改革者決定自上而下決定改革宗教生活，并與世俗統治者結盟，他們決定像15、16和17世紀的反改革者一樣合作，有計劃地推進改革，目標是使這些宗教機構同質化、規范化。

讓·馬比榮的獨特之處在于將當時反宗教改革的實踐經驗投射到中世紀研究——他筆下的10世紀改革者不僅恢復修道院紀律，更通過影響力擴散（如克呂尼模式的地圖化傳播）推動社會演進。這種循環史觀實質上構建了自我驗證的邏輯閉環：每個衰退期都預示新的改革機遇，每次改革既是對過往的回歸，又孕育著未來的創新可能。

這種解釋框架通過19世紀歷史主義滲透進現代史學，使“改革”從特定語境的操作概念升格為普適性的歷史分析工具，卻遮蔽了中世紀社會變革自發性、多元性的本質特征。因為這種循環史觀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看待和討論中世紀過去的方式。例如，在公元10到11世紀歐洲背景下的出版物中，若希望作品更易被接受，常在標題中加入“改革”一詞，這種做法十分普遍。然而，這種廣泛使用也帶來了問題。“改革”一詞常被用來描述變革的計劃，人們表示想改變一些事情，并制定相應的計劃；它也被用來描述變革的方法，即實現變革所使用的工具；此外，“改革”還被用來描述導致變革的一系列事件，或變革發生后的狀態；甚至用來描述道德和制度變革發生的更廣泛的背景，如“變革的時代”或“改革的時代”。問題在于，當我們使用“改革”時，究竟具體指什么？是指變革的時代，還是有計劃的變革時代？

因此，另一個批評是，學術概念常常將現代的改革觀念投射到過去的中世紀。例如，馬比榮看到了他自己的時代特征，并在過去的經歷中尋找類似點，以此為過去提供合法性。在中世紀文本中，“改革”一詞的使用非常少見。在中世紀的拉丁語或方言中，這個詞通常與個人層面的變革有關，如個人因犯罪或錯誤而需要自我改革，與制度變革無關。同時，“改革”也有修復建筑的含義，如修復破舊的教堂、房屋或城堡，這種用法也相當普遍。因此，在中世紀，“改革”與“變革”的界限非常模糊。中世紀“改革”的歷史現實是，這個詞很少被使用，且含義高度模糊。中世紀的人們在組織變革方面可能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有計劃。因此，像“教皇改革”或“希臘東方改革”這樣的概念是有問題的。史蒂夫·奧斯門（Steve Osment）的《1250-1550年的改革時代》一書中提出了疑問：如何能將三個世紀都稱為改革時代？對我來說，這只是一段變革的時期，我們不能在三個世紀里一直談論改革。如果我們看中世紀背景下的變革，它源于短期的激烈行動和長期的變革趨勢的結合。因此，社會變革的趨勢與有意識的變革在中世紀是并行的，發起變革的人也在處理超出他們行動范圍的變革。然而，為了解釋這些變化，歷史學家常常簡單地將其歸結于“改革”，似乎激烈的短期改革時時都在發生一樣，這是有失妥當的。

史蒂夫·奧斯門（Steve Osment）的《1250-1550年的改革時代》

總之，在西方歐洲歷史乃至全球歷史中，“改革”這一術語仍有其使用價值。我們需要反思其含義，考慮它在不同語言環境中的意義，以及它在中世紀語境中的具體所指。同時，我們也需要認真思考不同社會和文化中使用的類似術語的含義。這要求我們在使用這些術語時格外小心，因為它們在語義和敘事上都帶有強烈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