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企平學術研究文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在過去的四五十年中，文化批評逐漸化身為“顯學”。幾乎在所有的人文、社科領域里，都能見到它的身影。

“文化批評”這一術語的重心是“文化”。更確切地說，文化批評的性質從一開始就被文化的本質規定了：文化即批判，即對“文明” 弊端的批判。“文明”弊端五花八門，體現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分裂”。早在18世紀末，弗里德里希·馮·席勒就曾指出，現代文明的特點是“無限眾多但都沒有生命的部分拼湊在一起，從而構成了一個機械生活的整體……人永遠被束縛在整體的一個孤零零的小碎片上……永遠不能發展他本質的和諧”。針對這一特點，文化批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即用“整體”來抗衡“分裂”。換言之，文化意味著和諧性、整體性(無論就個人的發展而言，還是就社會的發展而言)，意味著對片面性、機械性和功利性的批判。真正的文化批評，其具體對象可能會不同，批評方式可能會更迭， 涉及的理論和領域可能會變換， 但是萬變不離其宗， 它必然以反對 “分裂” 為宗旨， 反對那種使人類社會的整體性或和諧性遭受侵蝕的異化現象。

下面以文化批評史上幾位杰出代表為例來說明他們都是以維護 “整體”、抗拒“分裂”為宗旨的。

阿諾德是文化批評史上繞不過去的人物。他在《文學與科學》一文中發表了如下論斷：“科學一勞永逸地摧毀了關于世界的 ‘神秘觀’，讓諸多正宗的宗教變得不堪一擊，因而危害了人類與周圍世界的整體性。在這種情形下，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詩歌，這是因為詩歌持開放態度，它把人類所有經驗都融為一體，就連古老的宗教沖動也被包含在內”。阿諾德生活在一個科學事業蒸蒸日上的年代，正當大家都在為科學進步拍手叫好（也就是在為“文明”叫好）之際，他卻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一味強調科學進步，會讓人與周圍世界的整體性受到危害。他寫文學/詩歌與科學的關系，其實就是倡導人類社會整體性發展，反對呈“分裂”狀態的單向度發展。羅斯金曾這樣評論工業革命進程中大規模生產的分工方式：“分工勞動可真是偉大文明的一大發明。近來我們把它又研究并完善了一番，只不過我們給它取了一個虛假的名字。說實話，我們并不是在分工，而是在分人——人被分成了一個個片段——分解成了生命的碎片和細屑。結果，一個人的智力所剩無幾，甚至不足以制造一枚別針或一顆釘子。僅僅制造針尖或釘子頭就耗盡了一個人的智力”。羅斯金此處所談，表面上跟阿諾德的上述話題風馬牛不相及——羅斯金談的是分工勞動，而阿諾德卻是在談文學和科學的關系；然而，他倆關注的問題在實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反對 “分裂”，倡導“整體”。事實上，他們所關注的“分裂”現象是多種多樣的。僅以羅斯金為例：他把批評矛頭指向了形形色色的“分離”，包括“思想與感受分離，時間與空間分離，肉體與靈魂分離，行動與意圖分離，計劃與實施分離”。這就應了我們在前文強調的觀點：文化批評的具體對象可以千變萬化，但是主線只有一條，即反對“分裂”。

同樣的主線延續到了20世紀，這在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那里就頗具代表性。艾略特無論是在從事文學創作/批評時，還是在從事文化批評時，都十分強調“整體”和“部分”的辯證關系。說起艾略特的詩藝，許多人首先會把他作為現代主義的鼻祖，而很少有人會察覺他的靈感首先來自17世紀以及此前的詩壇，就像他在《玄學派詩人》一文中談到的那樣——他強調這一點，其實是從文化整體觀出發的。在他看來，17世紀早期的英國，哪怕是一位次要詩人，也能作為文化的表率，這是因為他在那個時期發現了“人類經驗的整體性”；他發現那時人的思想和情感、高貴和平凡、精神和肉體都不被看作互不相關的，因而不需要用不同的話語來加以表述。讓他感到悲哀的是，在隨后的幾個世紀里，人類漸漸被不同話語——如科學話語、宗教話語、社會學話語等等——分割了，或者說正在經歷一種愈演愈烈的“感受力解體”過程。正因為如此，艾略特積極倡導“整體感受力”，主張人類在認知/體驗世界時應該兼收并蓄， 或以兼容并包的態度去擁抱世界（Collini2008：263）。

艾略特常常被看作新批評的先驅，這不無道理，不過他對新批評的首要影響與其說在于詩藝，不如說在于文化批評層面。英國學者斯蒂芬·科里尼曾經把艾略特的“整體感受力”和英國新批評代表人物艾弗·阿姆斯特朗·瑞恰茲的“聯覺”、美國南方重農派觀念中的“南方”以及利維斯的“有機共同體”相提并論，指出“它們都作為完整的形式而受到珍視，它們所對抗的是片面化、碎片化、專業化和工具化”。這一評價頗有見地，它指出上述批評家的主張和活動（實為文化批評活動）看似不同，可是都遵循了一條主線，即反對分裂，捍衛整體。須特別一提的是瑞恰茲的“聯覺”——人們通常把它看作一種修辭手段，或者說一種技巧，但是科里尼指出了它的實質：聯覺本身就暗示 “聯通”和“聯合”，因而彰顯了一種整體文化觀。

艾略特的文化思想尤其在弗蘭克·雷蒙德·利維斯那里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在《共同的訴求》一書的前言中，利維斯借用了艾略特關于文學批評的定義，即“對真知灼見的共同訴求”，以此強調文學批評是一種“合作性勞動”，亦即一種體現整體性的勞動。在他的著述里，“合作性”“集體性”和“創造性”是高頻詞，而且常常一起出現，這跟他的文化觀和語言觀有很大關系。就像英國沃里克大學教授邁克爾·貝爾指出的那樣：“利維斯那兼容并包的文學觀、文學史觀和文學批評觀都以他的語言觀為支撐點。……利維斯明確關心集體的創造過程，這一過程源自無數個人的努力——這些努力未經協調，但都匯入了語言，從而成為未來言說者的資源。利維斯特別強調，個人存在于語言……”這里，利維斯的整體文化觀清晰地呈現在了我們面前——個人通過語言與世界實現了連接。利維斯談語言，談文學，然而他分明又在批判“文明”的弊端。他的如下論述對此表現得痛快淋漓：文學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因為它本身很重要，而且還因為它蘊藏著創造性的能量；后者在現代“商業化”的社會中到處都處于守勢。在文學中，或許只有在文學中，一種鮮活的、創造性地運用語言的感覺仍然顯而易見，這與“大眾社會”里語言和傳統文化的貶值和庸俗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個社會的語言質量是其成員個人和社會生活質量最有說服力的標志：一個不再珍重文學的社會是一個致命的、封閉激情的社會，而激情創造并維持了人類文明的精華。此處，利維斯把語言、文學和人類社會創造力之間的整體關系闡述得十分透徹。這一思想還貫穿于他的具體文學批評實踐。例如，他在評論查爾斯·狄更斯的 《艱難時世》時，針對小說中葛擂硬先生只用“第二十號”來稱呼西絲·朱浦，導致后者在慌亂中反應遲鈍這一情景，做了如下鞭辟入里的分析：西絲“對教育的遲鈍反應，乃是她身上那至高無上而無法根除的人性的必然流露：正是她的美德使她不能理解，也不能默認把她當作‘二十號女生’的那種時代精神，使她無法把一個人想象成一個算術上的單元”。透過這層分析，我們可以再次看到尖銳的文化批評：19世紀的英國一味追求“進步”，其代價之一就是把生活簡化；西絲這個有血有肉的小女孩被簡化成了一個干巴巴的數字。這樣的簡化，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 “分裂”，就是“文明”的弊端。

同樣的文化批評主線在利維斯之后仍然不斷地延伸， 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本文節選自《殷企平學術研究文集》之“文化批評的來龍去脈”章，文字有刪減。）

來源：殷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