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北京市深化改革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正式發布。《行動方案》圍繞六大方面，提出24條任務，收入是消費的前提，圍繞推動居民增收減負，明確提出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科學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具體任務措施。健全最低工資調整機制如何提振消費？對此，新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勞動學會特約研究員蘇海南進行解讀。

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還需精準把握

記者查閱北京市人社局公開的數據了解到，2010年至2023年，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從每小時不低于5.5元、每月不低于960元，提高到了每小時不低于13.91元、每月不低于2420元。那么，北京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否還有上升空間？

對此，蘇海南向記者介紹，放眼全國來看，北京市的最低工資標準還有上升空間，這主要是老百姓對上升有期盼，特別是低收入勞動者有期盼，同時面臨國際經貿復雜形勢，需要建立國內國外經濟雙循環，并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讓老百姓增收，兜里有錢，才有能力有意愿拿出來消費。

“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要在原有基礎上逐步合理提高。將提高的幅度把握得更精準一些，既能夠對老百姓提高收入的期盼有一個回應，又不至于在企業的生存發展方面帶來不利的影響。”蘇海南說。

如何優化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

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還有哪些可以優化提升的空間？蘇海南說，目前，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已經形成了比較清晰系統的規范。在此基礎上，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還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細一些。建立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的科學計算公式，標準的調整主要綜合CPI、社會平均工資、失業保險金等要素的變動來相應調整，這里各要素所占比例，要回溯過去十年的相關數據進行科學論證，找出最緊要、最相關的影響要素，來建立最低工資標準量化調整的公式。

“有了各要素配比科學合理的計算公式，還要嚴格按照該標準執行實施。”蘇海南說，如果遇到經濟社會等不可抗因素要暫停實施，同樣也需要科學系統地分析和論證，才能暫停實施。改變粗放型的戰略決策，要有相關部門真正參與協商，形成協商協調機制，按照這個約定機制去運作。做到這兩點，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才能向更科學合理邁進一大步。

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受益的不止低收入群體

將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納入提振消費的任務中來，是如何掛鉤的？又有哪些可以預期？蘇海南解讀道，嚴格來講，北京總體收入水平在全國算是比較高的，真正受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直接影響或者與這個水平很接近的群體并不多。

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的健全，一方面是能夠適當提高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向社會發出一個信號，政府提倡鼓勵引導企業合理提高工資水平。

在企業，不同崗位的工資往往分層級，隨著低收入群體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企業要想保持各層級崗位人員薪酬的比例關系，就需要下邊動了上邊也隨之上調。因此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會使與最低工資標準接近的崗位勞動者收入水平直接聯動提升，同時，也會帶來偏低收入崗位乃至中等收入群體的工資相應有所提升。因此，這個信號是非常有意義的。

非公企業一直提倡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最低工資標準的上漲，勞動者或工會等也會以此為由頭以多種形式提出或反映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這里可以是非組織性的，比如只在閑談碎語中體現出來，加工資的呼吁自然而然會產生，由此，形成一種社會心理。在這種社會輿論中，有的也可以是由工會正式提出協商要求，資方企業方也會感受到相應的壓力，順勢或被迫相應調整本企業工資水平。

蘇海南表示，看似影響不大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其實牽一發動全身，低收入群體、偏低收入群體乃至中等收入群體，或多或少都會感受到變化，拉動消費增長也就有了更多的動力和支撐。

新京報記者 耿子葉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