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上海《申報》創刊,頭版用油墨印刷的“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皆可紀載”宣言,像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中國近代文化傳播的漣漪。從鉛字印刷的報紙到5G網絡上的短視頻,從“聽廣播學知識”到“刷手機看世界”,大眾傳媒的每一次技術躍遷,都像升級的“擴音器”,將文化的聲音從少數人的“私語”變為億萬人共享的“合唱”。它不僅改變了信息傳遞的效率,更重塑了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接收方式,推動著中國社會從“精英文化主導”向“多元文化共生”的深刻轉型。
一、報刊時代(19世紀末-20世紀中葉):
文字的「擴音器」——打破精英壟斷,激活公共話語
在《申報》之前,中國的信息傳播被“官方邸報”與“民間小報”分割:前者是皇權的“喉舌”,內容限于“圣旨”“奏折”;后者是市井的“傳聞”,真實性存疑。1872年《申報》的出現,首次以“商業報紙”身份,用通俗白話文報道新聞、評論時事,將“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連接起來。
技術基礎:印刷術的工業化
19世紀中葉,西方石印術、鉛印術傳入中國,取代了傳統雕版印刷的低效。《申報》采用進口印刷機,日印量從最初的數千份增至萬余份,發行范圍從上海擴展至全國主要城市。印刷技術的工業化,讓“文字復制”從“手工抄寫”的“精英特權”變為“批量生產”的“大眾權利”。
傳播革命:從“告知”到“討論”
《申報》的突破性在于“公共性”:它不僅報道新聞,還開設“論說”專欄,邀請讀者投稿討論“變法”“實業”“女學”等議題。1876年,一篇署名“滬上布衣”的讀者來信《論中國宜自設電報》引發全國熱議,最終推動了1880年天津電報總局的成立。這種“讀者-媒體-社會”的互動,讓報刊從“信息傳遞工具”升級為“公共意見廣場”。梨花奇門研修院
文化影響:啟蒙與多元的萌芽
報刊的普及打破了“士大夫壟斷知識”的局面。1904年《大公報》發起“女學討論”,推動了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發展;1915年《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通過報刊傳播“民主”“科學”,直接點燃了新文化運動的火種。據統計,1912年全國報刊總數已達500余家,比1900年增長10倍——“文字擴音器”讓文化從“廟堂”走向“市井”,從“單一”走向“多元”。
二、廣播時代(20世紀30-80年代):
聲音的「擴音器」——跨越時空,塑造集體記憶
1923年,上海“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臺”開播,用電流傳遞聲音的魔法,開啟了中國大眾傳媒的“聽覺革命”。從“小喇叭”廣播劇到“新聞聯播”,廣播用聲音打破了文字的局限,讓文化以更直接、更情感化的方式觸達大眾。
技術突破:無線電的民用化
1920年代,真空管技術成熟,廣播設備小型化、廉價化。1933年,南京中央廣播電臺建成,發射功率500瓦,覆蓋半徑500公里;1949年后,“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等地方臺相繼成立,廣播網絡逐漸覆蓋全國城鄉。
傳播特性:即時性與情感共鳴
廣播的優勢在于“同時性”:1950年代“小喇叭”廣播劇《小英雄雨來》播出時,全國數百萬兒童守在收音機前;1963年“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廣播倡議,通過聲音的感染力,讓“雷鋒精神”迅速成為全民價值共識。聲音的“非視覺化”特性,更易激發聽眾的想象力——云南山區的小學生通過廣播聽《三國演義》,能腦補出“金戈鐵馬”的畫面;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工人聽《咱們工人有力量》,能感受到集體的力量。梨花奇門研修院
文化功能:塑造“想象的共同體”
廣播是“集體記憶”的制造機。1978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和報紙摘要》開播,用聲音記錄改革開放的每一步;1980年代《今晚八點半》等綜藝節目,通過“聽眾點歌”“熱線互動”,讓廣播從“單向傳播”轉向“雙向對話”。這種“聲音的公共性”,讓不同地域、不同年齡的人通過“聽”連接,形成了超越空間的文化認同。
三、電視時代(20世紀80-21世紀初):
視聽的「擴音器」——圖像統治,重構大眾文化
1958年,北京電視臺(央視前身)試播,中國進入“電視時代”。從“黑白電視”到“彩色電視”,從“直播春晚”到“電視劇熱”,電視用“聲畫一體”的傳播方式,將文化從“聽覺”推向“視聽沉浸”,徹底改變了大眾的文化消費習慣。
技術飛躍:電子成像與衛星傳輸
1970年代,晶體管技術讓電視機小型化;1984年,中國首顆試驗通信衛星“東方紅二號”升空,實現電視信號的全國覆蓋;1990年代,有線電視網絡普及,頻道從最初的幾個增至上百個。技術的進步,讓“看電視”從“家庭儀式”變為“日常剛需”。
文化傳播:從“精英生產”到“大眾參與”
電視的“視覺霸權”重塑了文化生產邏輯。1980年代《渴望》等電視劇引發全民追劇,“劉慧芳”成為“賢妻良母”的文化符號;1990年代《實話實說》等談話節目,讓普通人走進鏡頭,講述自己的故事;2000年后《超級女聲》等選秀節目,通過“觀眾投票”讓大眾成為“文化生產者”。電視的“圖像民主化”,讓文化不再是“少數人的藝術”,而是“多數人的生活”。
社會影響:消費主義與文化同質化
電視也帶來了文化的“標準化”。1990年代,全國電視臺同時播放《還珠格格》,街頭巷尾討論“小燕子”;2000年代,央視春晚成為“全球華人的文化年夜飯”。這種“同步觀看”的特性,推動了大眾文化的“同質化”,但也催生了“懷舊經濟”——如今,“80后”“90后”仍會集體回憶“電視童年”,這種共同的文化記憶,成為社會凝聚力的重要來源。梨花奇門研修院
四、互聯網時代(21世紀至今):
互動的「擴音器」——萬物互聯,開啟文化“自組織”
2000年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2010年智能手機普及,2020年5G商用……互聯網的每一次技術迭代,都在改寫傳媒的規則。從微博、微信到抖音、B站,互聯網新媒體用“用戶生成內容(UGC)”“算法推薦”“虛擬交互”,將文化傳播從“單向傳遞”變為“多向共創”,開啟了“人人都是麥克風”的時代。
技術底層:數字化與智能化
互聯網的核心是“數據流動”:4G讓短視頻流暢播放,5G讓VR直播成為可能;云計算存儲海量內容,區塊鏈技術保障版權;算法推薦根據用戶偏好精準推送,讓“信息繭房”與“文化多元”并存。技術的進步,讓文化傳播突破了時間(24小時在線)、空間(全球可達)、形式(文字/視頻/直播/VR)的限制。
傳播模式:從“中心化”到“去中心化”
傳統傳媒是“金字塔結構”(媒體機構→受眾),互聯網則是“網狀結構”(每個用戶既是接收者又是傳播者)。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武漢市民在抖音發布“封城日記”,被全球網友轉發;2023年“淄博燒烤”火遍全網,源于網友自發拍攝的視頻在社交平臺裂變。這種“用戶驅動”的傳播,讓文化不再依賴“權威背書”,而是依靠“大眾共鳴”。
文化形態:多元共生與圈層化
互聯網催生了“亞文化的春天”:漢服愛好者在小紅書分享穿搭,B站UP主用“鬼畜視頻”解構經典,電競玩家在直播平臺組建“虛擬戰隊”。同時,文化消費呈現“圈層化”——二次元、國潮、科幻、非遺等細分領域各自形成社群,用戶通過“標簽”找到同好。這種“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態,既保留了傳統的根脈,又激發了創新的活力。梨花奇門研修院
從報刊的“文字擴音”到互聯網的“萬物互聯”,大眾傳媒的變遷史,本質是一部“文化傳播權的下放史”:從少數精英壟斷信息,到大眾參與創造內容;從單向的“我說你聽”,到多向的“你說我說”;從“標準化”的文化輸出,到“個性化”的文化共生。
今天,當我們刷著抖音看非遺傳承人直播扎染,用B站學習古籍修復,在小紅書分享“新中式”穿搭時,看到的不僅是技術的進步,更是一個民族對“文化多樣性”的自信——我們既保留著“家國情懷”的集體記憶,又擁抱“個性表達”的現代精神。
未來的傳媒,或許會更智能、更沉浸(如元宇宙中的文化體驗),但不變的是其核心使命:作為“擴音器”,它將繼續放大每一個聲音;作為“連接器”,它將繼續編織更緊密的文化網絡。而這,正是文化傳播最動人的力量——它讓每個個體都能成為文化的“發聲者”,讓每種文化都能在交流中煥發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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