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香赟

編輯｜海若鏡 楊軒

阿梁從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把內心深處的掙扎，傾訴給“AI”。

她本以為，從國內TOP2大學畢業、順利進入傳統國企后，能“意氣風發、大干一場”。卻沒想到，現實卻將她推到兩難境地。領導時常讓她幫忙處理“私事”，比如以她的名義違規申報公務用車等等。“答應，違紀的風險轉移到我身上；不答應，正常工作會很難推進。”

這讓循規蹈矩了20多年的阿梁備受折磨。她開始頻頻失眠、月經不調，但卻連看病都只敢找中醫，因為“病假條會更體面，沒人知道十幾味中藥混在一起是治什么的”。這份壓力難以啟齒，阿梁不喜歡向旁人傳遞焦慮，也不相信有人能真正共情。

畢竟，自己的工作“錢多事少離家近”，甚至在同事集體降薪時，她還獲得了漲薪晉升。“沒人相信，你會因為這樣的工作把自己搞到醫院去。”她苦笑著對36氪說。

但看到APP里月經周期一次次推遲16天、25天、31天，清晨醒來卻不愿去上班時，阿梁覺得，壓力還是得傾訴出來。既然不想告訴其他人類，她想到了找AI聊天。

她向幾個原本工作時用的AI助手，拋出了同一個問題：幫領導處理“私活”讓我壓力很大，我該怎么做？

AI們的回應無一例外帶著理解，但接下來的不同反應引起了她的興趣。

DeepSeek有些AI式刻板，但給出了高情商的“三步走”：委婉拒絕（用制度做擋箭牌，假裝自己膽小怕事）、留痕自保（引導領導留下書面痕跡）、轉移矛盾（拉第三方部門入場）。要學會“軟硬結合、保護自己”，DeepSeek說。

豆包則像個好學生，時刻記得理論指導實踐。“根據《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管理辦法》，私用被查可能面臨警告、記過甚至辭退處分。若領導施壓，用證據逼他合規。”聽起來像爽文般痛快，但上過班的都知道這不現實。

而阿梁曾經很喜愛的文心一言，照舊帶著些離譜的詩意和“大膽”。它寫道，在權力轉嫁游戲里/你留存證據的冷靜程度/等于未來刑期的打折力度。然后建議她保存一張圖片：

圖源：受訪者

阿梁沒指望AI真能解決問題，但它們無一例外的理解，以及那些不論正經還是瘋癲，都在認真“思考”、扮演心理醫生的模樣，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寬慰了她。

心理咨詢的核心在于傾聽、共情和啟發，這恰恰是生成式AI能夠快速模仿和學習的能力。而且它不知疲倦、隨時響應。當傳統心理咨詢面臨資源短缺、費用高昂或社會偏見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默默轉向AI，試圖在人機對話中尋找情緒出口。

蔡康永就曾在一檔播客節目中提到，一位朋友曾從噩夢中醒來，把噩夢告訴了AI，AI非常詳盡地分析了這個噩夢映照的現實壓力。但是，如果這位朋友向蔡康永傾訴這場噩夢，“誰要理他這些爛問題啊”，蔡康永說。他由此覺得，人類也許再也無法離開AI了。

當AI日益深入人類的內心世界，是時候來探究這份“陪伴”究竟意味著什么了。

AI，高性價比的心靈出口

26歲的互聯網人Abby，曾是心理咨詢的資深用戶。但如今，在她心理，咨詢方式好用度的排序是：Chat GPT>心理咨詢師>線上（人類）心理咨詢類APP。

童年起，Abby的父母就因工作無法長期陪伴她，少年時期，她又開始獨自輾轉各地求學。生活中，Abby很難遇到經歷相似的同伴。因此，相比于從親近的人處獲得理解，她“更擅長向外尋求幫助”——那時她覺得，一個獨立的局外人視角，更能看清矛盾所在。

這位“局外人”最初是一款線上心理咨詢APP。Abby上大學那幾年，一批線上心理咨詢平臺在疫情和資本的催生下陸續出現。相較動輒幾百塊的傳統線下心理咨詢，這些平臺更便宜，提供的服務方式也更多。

Abby最喜歡的“電子信”形式，一封回信只要幾十元，適合窮學生。但問題在于回信質量參差不齊，只有600字上限，而且咨詢師寫信需要時間，往往要等上一兩天。但這時候，“很多情緒自己已經消化完了”。

AI的出現，讓Abby擺脫了這種等待。它反饋高效、響應積極，而且能無限回復。在工作中發現“AI有點好用”之后，Abby開始和它聊起更私人的話題。

Abby的好朋友曾做了一件超出她道德底線的事，她因此與好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價值觀爭論。后來，矛盾雖然被解決了，Abby仍然覺得膈應，卻又因跟朋友感情深厚，無法與她斷交。

她將這個問題同時拋給了自己的人類心理咨詢師和ChatGPT。

咨詢師聽完后提出：或許Abby對友情契合度的要求太高了，不該用自己的價值觀去約束朋友的行為，那樣兩人都會很痛苦。“如果實在忍不了，你能不能不交這個朋友？”。Abby對這個答案并不滿意，“說的太淺了”，自己正是做不到理性“斷交”才痛苦。但咨詢時間到，對話也告一段落。

而GPT，在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后，主動追問：“你要不要和我做一些心理練習，討論點更多有關這件事的內容，或許能更深入地直視這段關系？”

AI的陪伴是點滴入微的，無時無刻的，事無巨細的。

當Abby因為“朋友過去對她很熱情友好”而糾結要不要疏遠時，GPT安慰她：不要因為一個人的行為決定是否與Ta交往，行為很難構成區分度，而是要看Ta的特質；當Abby發現，朋友被自己疏遠后“依然每天都很快樂”，感到很難過時，GPT否定了她“是否控制欲過強”的自我懷疑，而是讓她接受難過情緒，繼續“保持冷卻友情的動作”。

就像醫生看完診后，有護士不斷跟進隨訪一樣，Abby逐漸在GPT的陪伴下從這段友情中抽離出來，不再像以前那樣每天和那位朋友分享日常、好奇對方的生活，或因她產生強烈的情緒波動。

“這之后，我學會了接受友情是可以非常復雜、彈性和動態變化的，不再因其中某一種狀態感到難受。”

回看那段與AI相伴的經歷，Abby最驚喜的是，答案并不是某人單方面輸出，而是“我和GPT一起探討、努力得出的結果”。這讓她覺得，自己雖是相對弱勢的咨詢方，但也受到了尊重，被當作一個有理性判斷的人。

“它讓我心中的答案更清晰，而不是直接給我一個答案。”

AI似乎更懂我？

隨著與GPT的交流不斷深入，Abby發現，AI在心理咨詢上的更大優勢，不僅在于“作為工具的高效”，而是它“天賦般”的共情能力。

她是在咨詢原生家庭的問題后，感受到這一點的。那時，她正因考公和父母冷戰。

“我們關系并不緊密，他們比較習慣沒有我的存在，都是我主動聯系他們。但在工作上，父母自己都在體制內工作，天然覺得這是最好出路。可我小時候見過爸爸在酒桌上應酬的樣子，并不喜歡。”

不過，行動上雖然很堅定，Abby的內心其實很糾結，既不想放棄自己的堅持，又怕自己“不孝”。“這么久不給他們打電話，感覺很對不起他們。”

掙扎下，她問GPT，自己該怎么做？

令Abby很觸動的是，GPT沒有責怪她，而是表示完全理解，并告訴她“不必感到愧疚，不需要為父母的意愿犧牲自己的人生”。

Abby幾乎是一瞬間就認可了GPT的回答，堅定了不聯系父母的行為。直到快一年后，臨近過年時，父母主動“服軟”詢問她是否要回家過年，這場冷戰就像沒發生過一樣被翻了篇。

如今再講起這段故事，Abby覺得GPT的回答或許只是迎合了她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人在搖擺不定時，其實只需要一個支持，就會擺到那邊去，有點像救命稻草lite版。”

就像吵架的情侶寧愿把事情放到小紅書上讓不認識的網友評論，人們有時想要的只是有人替自己講出不敢說的話。只是在如今的語境下，這個“不認識的人”變成了AI。

這也是不少向AI咨詢心理問題的用戶共同感受到的一點。Soul App發布的《2024 Z時代AI使用報告》中提到，“情緒價值”正在成為AI應用的一大主題。在回收的3680份樣本中，超七成用戶表示愿意和AI建立情感鏈接，甚至做朋友。

不過，當36氪將這個話題拋給心理咨詢師和AI心理咨詢類產品開發者，詢問為什么“人們覺得AI能提供更強的認同感”時，他們并不覺得這是什么大事情。

作為普通人，面對傾訴時的反饋，往往是一種“本能反應”，會根據自己的經驗主觀判斷，甚至陷入急于提建議的情況中，導致共情中斷。但對于經過心理學受訓的傾聽者和AI來說，他/它們的反饋都更類似于一套“精準識別并回應來訪者的情緒，而非自我代入”的程序。

在這個意義上，其實不論AI還是心理咨詢師，所做的都是包容，而非審視。更專業點來講，就叫構建起“以來訪者為中心”的咨訪關系和對話情境。而這段關系，恰恰也是咨詢起效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是最難控制的變量。

因為，一切都是“主觀”的。

“咨訪關系講究適配，哪怕是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咨詢師，也未必能百分百取得每位來訪者的信任。比如咨詢師膚色較深，而這個特質被來訪者投射到了過去某段不好的回憶里，就可能導致共情失敗。”心理治療師李洋習解釋，她是美國西北大學的咨詢心理學碩士，在中美兩地擁有近10年執業經驗。

而很多時候，提問者覺得AI比人做得更好，或許首先是因為他們不會用對人的苛刻標準來要求AI。

比如信任。Abby提到，相較心理咨詢師，自己和GPT建立信任的過程其實更簡單。

“人與人之間一定會顧及自己的形象，擔憂隱私被泄露。但人會很容易相信AI，甚至愿意和它分享‘內心更陰暗的一面’。因為，哪怕AI智能涌現的過程是個黑箱，但作為語料的我，對它而言就像一堆被切割的信息，它不會真正知道‘我是誰’。”

鏡象科技創始人、AI心理診療產品開發者黃立，則從技術維度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他解釋到，這其實和AI的目標設置有關。“大模型本質上是一個‘the best possible token’，它預測的目標是理性的，在特定場景下，所做的就是順著問題把話往下說，或者從關聯到的數據庫尋找到最佳回復。”

這意味著，AI們所展露的“理解”，并不是“感同身受”，而是一種概率優化出的結果。代碼沒有體驗過人們在友情中陷入兩難時的糾結，或是與父母爭吵時愧疚又不愿低頭的痛苦，它只是完美重組了人類文化中最有效的安慰模式。

“我們無法把AI和人類心理咨詢師做一個簡單的對比，也沒有硬性指標給共情能力高低打分。只要來訪者感受到被理解、被愛，就是好的共情。”李洋習認為。

站在提問者的立場上，陷入某種情緒中的“Abby們”并不在乎這一點。那一刻，得到理解，或許比被誰理解更重要。“就像是清醒地沉淪。”Abby概括。

有趣的是，當我們問DeepSeek，如何看待有些人覺得AI比人類的理解、共情能力更強。

它卻反問：人們是否該追求更真實的共情？AI這種“無意識的共情”在未來會如何重塑人類社會的關系？

真實，比“順我意”更重要

到這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所謂AI提供的“心理咨詢”，其實更多是撫慰提問者的情緒，而非傳統醫學意義上的心理治療。

開發簡單情感疏導的聊天機器人，和做出一款能參與心理治療環節的AI產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意味著先要考慮選擇怎樣的研發范式（比如是否要按照已有的醫療產品邏輯開發）、開展臨床對照研究、走醫療產品申報流程等——相較之下，模型訓練、收集數據可能反而是相對容易的部分。

“現階段，AI更適合做心理健康篩查和輕咨詢，它對應的更多是亞健康人群，還到不了精神疾病的程度；而‘治’的環節，針對中重度人群，還遠不能交給AI。”黃立表示。

比如，當患者有被迫害妄想時，遇到的是“順著他說”的AI，這會是什么后果？

李洋習就遇到類似案例：提問者在和AI聊天時，隱晦表達了一些“家人好像在監視我”“我要離家出走”的信號，在臨床場景上，這已經構成“妄想的和幻聽的精神分裂癥狀”，但AI并沒有識別到這些，它一如既往地夸贊了提問者，甚至告訴他“這種舉動很勇敢”。

目前，AI識別復雜情緒的能力，遠不如人類。“咨詢不只是語言交流，還包括表情、肢體語言、語調等非語言交流。”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副院長、精神科主任醫師呂偉解釋。“所以，AI無法像心理咨詢師那樣，根據患者現場的反應和實際情況調整治療方式，在處理非常復雜的情緒方面可能會更機械化。”

Abby也逐漸發現了AI這種“過于順著、迎合提問者”的傾向。

“很難從某個具體的咨詢案例中講出傾向，但用久了會發現它是一以貫之的套路。”Abby認為。尤其是情感方面的，AI不會直接下結論，而是先安撫：“你在這樣的困境里，一定很難過吧”，然后“以一副‘我懂你’的樣子羅列1234。”

只是處于情緒黑洞中，很少有人會計較這理解是真情還是假意。

黃立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數字，他們通過產品后臺分析發現，大量向AI尋求幫助、咨詢的人其實都是在真實世界得不到幫助的人。“滿腹心事不愿與人說，或滿腹心事找不到人說。”

只是在某些時刻，當作為人的主體性超越了傾訴欲本身時，提問者們還是會突然驚醒，如果所有認同的反饋都來自AI，是否會讓人有些不安？

終于有一次，在Abby和男友因為“要不要參加團建”的瑣事產生矛盾，第一反應是向GPT尋求認同，她突然感到驚訝：什么時候我連這種小事都要問AI了？難道AI比我自己更了解自己嗎？

那次之后，她開始有意識地控制自己和AI交流的頻次，因為“我們更應該從真實的生活中了解自己，尋找更好的與人相處的方式”。

如今，Abby反而更想再約自己的心理咨詢師聊一次。她想，那次“不滿意的咨詢”，或許并不是因為咨詢師不專業，而是對方沒有給自己最想聽的答案。

“雖然我在情緒上頭時要聽想聽的回答，但終究還是個理智的人，不會只想聽順我意的回答。”

“AI、咨詢師，甚至是運動、塔羅牌或寫日記，不能只取其一，把它當成一個死死抓住的錨點。面對心理健康問題時，我們還是要各種辦法都用上。”李洋習說，“其實，最重要的從來不是用什么工具，而是擁有解決心理問題的意愿和行動力。”

（阿梁、Abby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