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俗文化研究”，題作“我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原載《因緣集——羅宗強自選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我于1931年生于廣東省揭陽縣榕城鎮。父親開了一家小店，經營煙酒。父親死的時候，我才六歲。母親便經營著小店，又操勞家務，撫養我們兄弟姐妹四人。店小沒有雇員，姐姐最大，她便幫著母親做生意，那時她才十三歲。母親沒有文化，但是異常善良和勤勞。在我的印象中，從天蒙蒙亮到深夜，她都不停地勞作著。她常說的一句話便是：“你們兄弟姐妹要記住，將來無論遇到什么困難，都要咬咬牙挺過去?！蹦赣H那歷盡艱難而仍然辛勞不息的品質，影響了我的一生。在我的人格形成上，沒有一位老師能比得上母親對我的影響。

1944年，畫家陳文希和黃獨峰先后在榕城開辦畫研班，母親便把我送了進去。我最初的審美教育就從那里開始。1950年，由于家庭經濟難以維持，我讀完高中二年級就輟學當了小學教師。1951年秋，我考進了當時的干部學校南方大學國文系，不久便被派到湛江做城市工作。1953年春，被調到海南島，在一個橡膠種植場里做計劃工作。1956年秋，憑著對文學的愛好，考進了南開大學中文系。1964年研究生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江西贛南師范學院任教。1975年春，為了照顧重病的妻子，經好友的幫助，調回南開大學。先在學報工作，后回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

在我一生中，有三位老師對我的影響最大。一位是郭篤士先生，他給了我文學的啟蒙，還在初中一年級的時候，他就教我作詩填詞；讓我背誦整本的王實甫《西廂記》；當然還有《唐詩三百首》。初中二年級，他就讓我看胡風的《論民族形式問題》。我看不懂，他就給講。這書連著看了四遍。郭先生不僅引我去領受文學的美，而且讓我知道這美里還有許多的理論問題。第二位老師是南開大學中文系原主任李何林先生。他的正直人格和嚴謹學風，令我仰慕不已。他一字一句地講授魯迅的《野草》，一一地指出類似的句子和思想還出現在魯迅的哪幾篇文章里。他對于《魯迅全集》的爛熟程度，令我驚訝。他讓我知道，做學問必須細致謹嚴，言必有據。李先生對于我的學風養成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第三位老師是我的導師王達津先生。他教給我的是，做學問應該具備廣博的知識，應該廣泛地閱讀原著，不引二手材料。這一點在我后來的研究工作中受用無窮，我下面還要談到。

我研究生讀的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但是畢業之后，并沒有從事這個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文革”十年，所有的書籍都讓學生抄家時抄走了，只留下了一部《魯迅全集》，因為學生認為那是革命的書籍，是不能抄走的。大約有四五年時間，除了勞動和思想改造之外，我便反復讀著這部《魯迅全集》。這是我當時唯一的精神食糧?！拔母铩笔?，古籍、古代文學、傳統文化離我已經十分遙遠。有一次，學校已經決定把我下放當農民，地點是在尋烏縣吉潭公社。那是江西南部最偏遠的一個縣的最偏遠的一個公社，在南嶺山脈深處。妻子還在北方，就我一個人下去。戶口已經遷出，行李已經托運，就在走的前一天，忽然病倒，并且是大病一場。農民沒有當成，卻住進了醫院。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郭沫若著的《李白與杜甫》。這本書把離我遠去的古代文學又拉回到了我的身邊。病中無事，便想著書中提出的種種問題。對于把杜甫貶抑到那樣的地步，我甚不以為然。我每讀杜詩，都為他那種家國深悲所感動。郭先生揚李抑杜，可能有他個人愛好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說沒有隨風而轉的因素。我有一點不滿，有一點不平。這就是我日后寫《李杜論略》的最初動因。1978年，有了說話的空間，我動手寫《李杜論略》。這本書的寫作，并沒有充分的學術研究上的準備，感情的色彩多于理智的研究。出版之后，自己很快便感到后悔，至今這種后悔仍然無法消除。如果說，在我的學習道路上有一點經驗可以留給青年人的話，那就是出書要慎重。白紙黑字，是無法收回的。

1979年底，我開始轉向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我從范疇開始，選了氣、風骨、神韻、格調等十來個范疇，開始收集材料，從先秦古籍開始，像翻流水賬那樣一本一本地往下翻，收集相關的片言只語，材料積累了不少，但一整理，我就感到此路不通。這些片言只語，是在什么情況下說的，原意是什么，我都并不了解。我是憑著現代文學理論的框架把它們歸納到一起的。這實際上是拿古代的文學批評材料，來注解現代的文學理論，是一種浮躁的學風。即使把文章寫出來，也不會有任何價值。我決心放棄這樣一種研究方法，而對某一個歷史時期文學批評的歷史原貌作比較深入的研究。我開始轉向文學思想史。

我在1980年，就有了不十分明確的對于文學思想的思考，在《李杜論略》中，我寫了如下這段話：

一種普遍的審美趣味常常伴隨著相應的理論主張。作家和批評家們在創作上普遍追求某種傾向時，也在理論上進行著同樣的探討。理論上的探討，既是對創作實踐的總結、提高，又反轉來影響創作實踐。因此，探討一個時期的文藝思潮，有必要從理論和創作實踐兩個方面進行考察，作出評價，特別是對當時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必須如此。

從事范疇研究之后，我又發現，中國古代許多文學批評范疇的出現，都和創作中某種文學思想、文學思潮的出現有關。也就是說，研究文學批評、文學理論，離開創作中反映出來的文學思想、文學思潮，都難以作出更接近歷史原貌的解釋。研究文學思想的演變，可能是研究古代文學觀念的一條較好的途徑。

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都有關于中國文藝思想史的著作，不過他們研究的范圍較為廣泛，不限于文學思想。日本學者還有斷代的文學思想、詩歌思想史的研究，不過對于文學思想、詩歌思想演變的不同段落的描述似乎并不全面，對于不同段落演變的動因、銜接似乎未加深入的探討。我國臺灣學者也有斷代文學思想史的著作，涉及歷史背景、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理論等廣泛問題，不過他們是把歷史、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分開來寫的，沒有把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批評作為反映文學思想的整體來看待，也沒有把文學思想和歷史環境當作整體來研究。這些都說明，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都還并不明確，系統的研究方法似乎也尚未形成。就是說，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作為一個學科尚未形成。

我開始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是從隋唐五代開始的。那是一個文學創作高度繁榮，文學思想十分豐富而系統的文學理論批評相對薄弱的時期。文學思想大量地反映在文學創作里。必須從文學創作傾向的變化來窺伺文學思想，拿它和文學理論批評相印證。我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中說了如下一段話：

文學思想不僅僅反映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著作里，它還大量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作家對于文學的思考，例如，他對于文學的社會功能和它的藝術特質的認識，他的審美理想，他對文學遺產的態度和取舍，他對藝術技巧的追求，對藝術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創作中反映出來。某種重要的文學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時可能并不是文學批評家或文學理論家，有時甚至很少或竟至于沒有理論上的明確表述，他的文學思想，僅僅在他的創作傾向里反映出來。一個文學流派的文學思想，就常常反映在他們共同的創作傾向里，而一個時代的文學思潮的發展與演變，大量的是在創作中反映出來的。因此，研究文學思想史，除了研究文學批評的發展史和文學理論的發展史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內容，便是研究文學創作中反映出來的文學思想傾向。離開了對文學創作中反映的文學思想傾向的研究，僅只研究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發展，對于文學思想史來說，至少是不完全的。

這就是我當時的主要想法。正是由于這個想法，我在讀唐代的歷史資料的同時，讀遍了能夠看到的唐代的所有文集。在讀完這些文集之后，我發現，唐代文學思想的面貌，與原來的認識有很大的不同。我接觸到了這樣幾個問題：

1．唐代三百年間文學思想的發展變化，表現為一個緩慢的過程。在這個緩慢的過程中，一種文學思想發展到另一種文學思想，是通過逐漸的、漫長的演變完成的。一種文學思想潮流的出現，它的萌芽，是在上一個文學思潮里；而它的余波，則存留在下一個文學思潮中。一個文學思潮和另一個文學思潮之間，常常有一個過渡期。反映盛唐風貌的文學思想潮流在天寶后期，實際已經消退了，而中唐的新的文學思想潮流，還要等到貞元中期才出現。這中間表現為文學思想的過渡形態。而在中唐文學思想潮流與晚唐文學思想潮流之間，也交錯著一個在時間界限上雖不十分明晰而仍然可以確認的過渡期。

2．從一種文學思想發展到另一種文學思想有非常復雜的原因。在我研究隋唐五代文學思想的時候，印象最為深刻的一點，是政局的變化對于文學思想的影響。唐代幾個不同的文學思潮，都與政局的變化有關。從南朝的文學思想潮流，演變到盛唐追求風骨、追求興象玲瓏的詩境，崇尚自然之美的詩歌思潮，乃是唐王朝國力強盛的產物。大國的雍容氣度，給詩人帶來了自信心，帶來豪情。做人行事，無須粉飾。秉筆為詩，自然情來、氣來、神來。本色中透著幾分浪漫、幾分理想。待到天寶中期，朝廷昏亂，衰敗跡象紛紛顯露，終于爆發安史之亂。于是有寫實的詩歌思想出來，悲憤情懷與生民疾苦，構成了杜甫的動地歌吟，使他的詩成為了中國詩歌史上寫實一脈的千古絕唱。八年安史之亂以后，繼以藩鎮割據，朝廷政令不出都門。士人彷徨無所依歸，于是詩歌思想也就起了變化。在狹窄的感情天地里追求冷落與寂寞的詩境，崇尚高情、麗詞、遠韻。貞元末，元和初，政治革新的潮流影響到文學思想上，便是重功利、求革新。韓、柳的“古文運動”和元、白的詩歌思想，便是這種思潮的產物。待到中興成夢，唐代社會無可挽回的走向衰敗時，文學思潮又一變：走向內心，追求纖細的美。雕辭琢句，更多地回歸自我，疏離政治，更多地回歸文學自身。從唐代文學思想的發展實際來看，文學思潮的變化與政局的變化幾乎是同步的。文學思想和政局的關系的更重要的一點，是不能忽視帝王和重臣對文學的影響。唐太宗和他的重臣們對于文學的看法，實際上影響了唐代文學思想，特別是唐前期文學思想的發展。這一點，在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上似乎具有普遍的意義。中國古代的士人，出仕入仕，和政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的文學觀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局變化的影響。

3．文學理論成就和文學創作實際，并不都是一致的。縱觀隋唐五代三百余年間，除了皎然《詩式》和署名王昌齡的《詩格》略具規模之外，并沒有更多的系統的文學理論著作。而詩歌和散文卻都達到了高度的繁榮。即使是《詩式》和《詩格》，對于詩歌的發展主潮、對于詩歌的繁榮，也幾乎沒有影響。影響唐代詩歌和散文發展的，倒是一些近乎口號的主張。這一點，是文學思想史研究中尚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果證以魏晉南北朝的狀況，就可以說，這也是中國文學思想史上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理論體系龐大而且嚴密的《文心雕龍》，并沒有影響當時文學創作的發展。而蕭綱、蕭繹的片斷主張，卻深刻地影響著梁、陳詩歌的發展。更近于口號式的文學主張影響文學創作潮流，在唐代也一樣。韓、柳一倡“文以明道”說，而形成了散文的文體文風改革高潮。皎然《詩式》、王昌齡《詩格》、司空圖《二十四詩品》（關于《二十四詩品》的作者問題，我將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修訂本的后記中另有所論）這些較為系統的詩學理論著作，對當時詩歌潮流的走向卻并未產生明顯的影響。這種現象，似乎延續至近現代。理論和創作的這種特異現象，和中國文化的特質有些什么深層的關系，我至今尚不明白。

總而言之，我寫《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對于文學思想發展的原因，能認識到的，就是政治、社會的外部因素，和文學自身發展中創作和理論關系的因素。

待到我開始寫《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的時候，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我又發現，哲學思潮、文人的生存狀態和他們的心理狀態，對于文學思想的發展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可能跟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期的特點有些關系。漢末至兩晉，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大變動時期。我們都知道，建安詩人在戰亂之中、在人生短促的感喟之中，慷慨悲歌。但是我們卻對于由一尊儒學到思想多元化這樣一種思潮的大演變在文學思想發展中的意義認識不足。事實上，如果停留在一尊儒學的局面，沒有思想的多元化，就不可能有自我的發現，就不可能有文學的自覺，文學也就不可能從功利走向非功利。玄學思潮起來之后，改變了一代士人的生存狀態，改變了他們的志趣、行為甚至品格。這一點對于中國文學的發展影響至為深遠。就在這個時候，我產生了研究士人心態的興趣。我覺得，文學思想中的許多問題，都和士人心態的變化有關。政治的、社會的種種外部因素，是通過士人心態的中介影響到文學思想上來的。于是我對魏晉時期士人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歷程作了比較認真的研究，寫了《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在這本書里，我試圖說明，玄學思潮和士人心態變化之間的關系，探討士人心態的變化如何影響他們的審美情趣，影響他們文學題材的選擇，甚至影響文體之演變。我就是從這些方面對嵇康、阮籍、陶淵明等作家，對西晉詩風與東晉玄言詩作出了自己的解釋；清理了從建安的重氣到梁、陳的重娛樂這樣一個文學思潮的演變脈絡。這樣一來，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和士人心態史的研究之間也就密不可分了。

我和我的同事們還在撰寫文學思想史的其他部分。我們希望通過文學思想史的撰寫，對于我國古代的文學思想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史的描述；也愿這一研究領域有更大的發展，進入一個更為成熟的階段。

對于這一學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它和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文學史的區別，我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步認識的。研究文學思想史，是為了研究人們的文學觀念自覺或者不自覺的變化，和這種變化如何左右著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進程，了解我們今天的文學觀念中有多少來自傳統，這來自傳統的部分的價值所在。

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包括各個時期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中的文學觀念，也包括各個時期文學創作中所反映出來的文學觀念。它要研究個人的文學思想，也要研究各個文學流派的文學思想，更要研究左右一代的文學思想潮流。有時候，還要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環境中文學思想的不同承傳與不同走向。

文學思想史既然要研究文學創作，也就提出了一個與文學史的區別問題。我在為張毅的《宋代文學思想史》作的《序》中，對此作了如下的解釋：

同是研究一種文學現象，文學史研究的是這種現象本身，而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是這種現象所反映的文學思想。由于文學史研究的是文學現象本身，因之它常常離不開具體的作家作品。當它描述文學現象時，往往較為全面地顧及其時之作家群落，顧及作家創作的各個方面。而文學思想史由于它的著眼點是文學思想，而且是在史的發展中考察文學思想的演變，因之它只注意文學現象中那些反映出新的文學思想傾向的部分，而忽略其余……即使涉及同樣的作品，文學史與文學思想史也往往是不同的。文學史分析的是作品本身，而文學思想史則是通過作品追尋其文學思想，它是屬于更為內在的層次。……更為主要的區別，是文學思想史不僅涉及創作實際，而且涉及大量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而這兩個方面，在大多數文學史著作里，是被忽略或者被放在次要地位上的。而從總體風貌上看，文學思想史較之文學史，必然更富思辨色彩，更具理論素質。

而文學思想史與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的差別，如前所述，就是它兼及文學創作實際所反映的文學觀念。

在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以為最為困難的是如何盡可能地描述文學思想發展的原貌。完全復原歷史是不可能的，但是盡可能接近歷史卻可能。這就需要對于史料作全面的清理。而這樣做，須付出極大的勞動。在斷代文學思想史的撰寫中，除史書、子書、經注之外，我不得不按時間順序一部一部的讀別集，唯恐有所遺漏。通過資料的全面閱讀，總結自己的印象；決不相信他人的感覺，也不相信二手資料。只有在盡量描述出歷史的真實面貌之后，才有可能對文學思想的是非曲直作出較為公允的評價。

在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中，如何處理文學思想的個別現象與文學思想的發展趨向的關系，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從個案開始研究，再擴及作家群落、流派以至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離開個案研究，文學思潮的描述就失去了基礎，就無法描述整個的文學思潮。但是，如果僅停留在個案上，就會陷于瑣碎，難以把握文學思潮發展的大趨向。我的原則是，著眼于文學思潮的大趨向，而舍棄個案中的若干枝節。如果把一個作家、一個理論批評家的文學觀念方方面面都寫上，那文學思想史就會雜亂無章。在我已經出版的兩部斷代文學思想史中，有意避開枝節問題的描述，原因在此。

文學思想史的撰寫，對于撰寫者有三個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國學基礎、理論素養和審美能力。沒有必要的國學基礎，就會陷入架空議論。沒有必要的理論素養，就會把文學思想史寫成資料長編。我這里特別要談的是審美能力問題。文學思想是反映文學發展動態的，對于文學發展的動態，沒有敏銳的感受，就不可能發現問題。而對于文學思潮發展的敏銳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具備審美的能力。一個作家、一個流派的創作，美在哪里，反映了什么樣的新的審美趣味，乃是文學思想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如果這一點都把握不到，那寫出來的就不會是文學思想史，而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過去，而把一篇并不美的作品拿出來分析，并且把它說得頭頭是道，那就會把文學思想史的面貌寫走樣了。

在文學思想史的撰寫中，如何把握思想主流，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史料紛繁，歷史事實錯綜復雜，撰寫者持有任何一種觀點，都可能找到史料來證明。比如，魏晉時期的史料中，就有不少儒家的思想資料，但是，這一時期的總的思想趨向是多元化，在多元化中，儒家思想并不是主流。主流是個性的張揚，而根底是老莊。如果我們說，魏晉時期的文學思想主流是儒家，那就是違反歷史事實的。把握思想主流，有個眼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具備一個客觀的態度。

以上是我在撰寫文學思想史的過程中的幾點簡單體會，是極不全面的。我的研究還相當膚淺，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更深的體會。我想，有志于這一學術領域的后來者，一定能把這一學科推向更成熟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