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人民公園打人視頻截圖

鄭州人民公園打人事件已落幕，17人被捕，其中11人刑拘，6人行政拘留（其中有5人未成年）。在喧囂的輿論場上，這事想來很快就會被人遺忘，更沒什么人會去深究這意味著什么，然而在我看來，這是我們時代一個令人悚懼的征兆。

這不是普通的暴力犯罪，而是針對特定邊緣群體的：這群平均年齡不到20歲的暴徒，以“獵gay行動”為名，舉著甩棍、木棒，見到獨行男性就進行侮辱性盤問“你是1還是0？”，將男同性戀視為可以任意施暴的對象，還把受害者的痛苦變成流量，在短視頻平臺上炫耀“戰績”，自視為捍衛性道德原則的“好男兒”。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施暴的目的并非圖財，只是為了將自己扭曲的攻擊欲宣泄在那些邊緣化的群體身上，把暴力正當化、娛樂化，通過進而獲得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

這不是一時興起，而是精心計劃的：早在2019年，這群人就開始在公園勒索老頭，但從2024年起專挑男同性戀者下手，受害者作為性少數群體，挨打后也不敢報警，加上施暴者中有些還是未成年人，打人也不用擔責，也就是說，這群自居“正義”的暴徒其實非常雞賊，在不用擔責、欺負不能還手的弱者時最“勇敢”，那是不折不扣的“偽正義”。

當然，他們真正的興趣并不是維護什么道德原則，而就是暴力本身。一名勸架的公園保安被打斷肋骨（輕傷二級），連夜跑的初中生都被他們群毆，就因為對方“沒及時回答性取向問題”。不夸張地說，性取向仿佛成了他們“合法施暴”的執照。

別看他們現在被抓了，但他們之所以能這樣，正是因為其施暴的底層邏輯與我們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一致的。

編劇汪海林在一番引發激烈爭議的發言中，曾毫不掩飾地說，90年代北京爺兒們把“打兔子”（“兔兒爺”是男同性戀的暗語）當作“娛樂活動”，他在那些人挨打的時候倒還同情，但現在看到他們“牛逼”、“招搖”，就忍不住反感。

也就是說，在他心目中，同性戀是低人一等的，就應該乖乖呆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的男子氣概讓他覺得“欺負弱者是不對的”，但又覺得“弱者就不該和我平起平坐”。這充分體現出一個老直男對當下多元文化的不適，那是對他支配地位的威脅，因而情不自禁懷念起以往能以暴力打壓邊緣群體的時代。

在鄭州人民公園打人事件中，雖然網上輿論一邊倒地譴責暴力，但耐人尋味的是，在官方通報和主流媒體上，幾乎都無一字提及這些人的施暴對象是同性戀者。這種避而不談的曖昧態度意味著受害者無法得到公開、正面的支持。

事實上，如果說“同性戀者擁有同樣的權利”，很可能會引發爭議。因為現在輿論的反應建立在“暴力是不對的”這一抽象原則之上，但如果大眾得知施暴對象是誰之后，態度就可能動搖乃至轉變，我在討論這一事件的帖子底下就看到有人評論：“雖然但是……同性戀這個群體，群P、約炮、亂倫、無下限、傳播艾滋病，真的該被下油鍋?！?/p>

也就是說，有的是人覺得“盡管施暴不對，但那些挨打的也不是什么好東西”——這就是暴力的庇護所，因為這種邏輯會讓他們覺得“同性戀者就是有意追求不健康、不道德的生活，挨打也不值得同情。

當然，這就是歧視，歧視不僅是維持不平等體系的策略，為暴力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而且本身就是產生暴力的源泉，因為當某種意識形態證明異類所遭遇不平等待遇的正當性時，暴力又會反過來維護并強化這一意識形態。

在一個價值觀單一的社會里，任何異類都很難活得安心自在。在文革時期的上海，有位 年輕年輕姑娘跌倒在街頭，被一群紅衛兵肆意羞辱，她木木地坐在泥地里哀哭著說：“我不是資產階級。”——她遭此凌辱，只是因為她穿了窄管褲，就被視為走資派，也就使得那群暴徒自認有權這樣對待她。

成都的gay吧

為什么這次的事件出現在鄭州，恐怕也是因為這座城市缺乏多元寬容的城市文化傳統，它向來是以工人運動、極左激進和平民主義著稱。相比起來，在號稱“gay都”的成都就極不可能出現這種事，因為成都的城市文化向來以包容著稱，“哪怕看不慣，但那是別人的活法，管不著”。

通常來說，大城市都比鄉村更為包容，因為大城市勢必容納許多異質化的群體，不可能像小型社區那樣同質化。從這一意義上說，鄭州人民公園的打人事件意味著，當地自發涌現出一些激進的群體，將社會偏見武器化，極力壓縮異類的生存空間，阻止社會朝向讓他們不悅的多元化方向演進。

越是那些歧視嚴重的地方，越有可能存在這樣一個規律性現象：“公開的同性戀者愿意從事社會地位低下的職業；秘密的同性戀者則常常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崩碛珊芎唵危喝绻@一身份遭受歧視，那么有身份的人當然不敢暴露這一秘密。

可想而知，這些異類會比常人更樂于流向一個能讓他們更自由呼吸的地方。就此而言，異類能否安心活著，堪稱當地價值多元、包容的可靠指針，而這些遭排斥的少數派，往往正是文化創造力的前沿力量。

同性戀者由于其隱秘的性取向，有著比常人更敏銳的感受力。他們是天生的跨界者，身為男性卻更能了解女性（所以才有“gay蜜”的說法），對不同的體會都能兼容，或許正因此，無論在哪里，藝術圈子都是同性戀者的集中地。

后現代主義贊頌這種跨越邊界的現象，尤其在全球化時代，無論是“文化雜交”還是性別多元，都被歡呼為為一種去中心化的現代勝利。大多數人都只知道一種文化、一個環境，但像流亡者、移民、同性戀者卻出入于不同類別之中，并因為其多重視野而具有一種特殊的覺知。那不僅對一元價值觀具有批判認識，也通向人的自我解放。

然而，對于仍強調身份邊界清晰的中國社會來說，這種模糊邊界的任何行為，都是需要打壓的危險跡象。從這一意義上，鄭州人民公園打人事件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不寬容的意識形態滲透之下，多元文化隨時可能遭到壓制、詆毀和污蔑，而那勢必伴隨著社會活力的退潮。

從這意義上說，之所以要為異類爭取空間，說到底與其說是為了他們，不如說是為了我們所有人：因為只有當異類都能安心活著，我們才有可能拓展邊界，看到更豐富多彩的世界而不至于被質疑忠誠，也才不至于變得越來越沒有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