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平凹先生年齡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從小生活在農(nóng)村，經(jīng)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以及以后的改革開放的全部過程。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社會的動亂，人和人之間的互相的猜忌、斗爭，以及在社會變革這種大浪潮當中，各種道德、價值觀的碰撞、混亂、發(fā)展、進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個方面。所以我想我們這一批人的作品，實際上是跟我們的時代密切相關(guān)的，也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時代，也就沒有我們這樣一批作家，當然也就沒有我們寫出來這樣的作品。

盡管我們有很多的共同點，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各自的特點。比如平凹先生的故鄉(xiāng)在南北會合地，這種南方的靈秀、北方的粗獷之間，對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的影響，以及西北地區(qū)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間非常微妙的一種結(jié)合，我覺得這形成了賈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層創(chuàng)作心得。這跟我們老家山東高密這個地方不太一樣，他是聽著秦腔、喝著秦嶺的水長大的，我們可能是聽著貓腔（流傳在高密一帶的地方小戲茂腔）長大的，他吃著稻米或者吃著小麥長大，我們可能吃紅薯或者玉米長大，所以研究這些很具體很物質(zhì)化的東西，也許是可以展開創(chuàng)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鑰匙。

平凹先生八十年代在全國已經(jīng)很有名氣，改革開放他是最早冒出來的一批作家，但是我們現(xiàn)在想一下，跟賈平凹先生同時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經(jīng)不寫作了，很少看到他們的新作，即便偶爾有新作也很難有新的氣象，而能夠一直堅持不懈地寫下來的作家屈指可數(shù)，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而平凹先生的這種低調(diào)、謙和、厚道我也是很有發(fā)言權(quán)的。

幾年前，我曾經(jīng)在日本讀過一篇給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賈平凹先生寫的，他寫的是關(guān)于名字的問題。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個叫莫言的人從新疆拍來的電報，讓去迎接他。當時我跟他素不相識，沒有任何交往，但是我們被困到蘭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個熟人。后來我說試一下，給賈平凹拍封電報，寫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賈平凹收。火車晚點四個多小時，到廣場一看已經(jīng)沒有人了，我們幾個同學(xué)在廣場上轉(zhuǎn)了一圈，喊賈平凹也喊不到，后來他們說你別在那兒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認識人家，也沒有任何交往，人家憑什么接了莫名其妙的電報跑這么遠接你呢？后來我覺得大家說得對。但是過了許多年之后我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騎自行車去接我，舉了一個皮包，皮包上寫了兩個字——“莫言”，到處問，沒人回答他。這真是一段佳話。我知道后也在想，換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干嗎要接他。而且在廣場轉(zhuǎn)了很長時間。所以我覺得欠了平凹一頓飯。

平凹先生在陜西作家、甚至在中國作家里，在他這個級別的、這個年齡段的作家里，是出國最少的一個，出了寥寥無幾的幾次國，而我們前幾年經(jīng)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時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陜西省作家里面是出省最少的。他來北京的大學(xué)都是屈指可數(shù)。而我們這幾年，可能全國的起碼三分之一的大學(xué)都到過了。平凹先生出國少、出省少、應(yīng)酬少，但是一直在悶著頭寫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質(zhì)量一直保持著很高的水準，而且在不斷地否定自己。從七十年代末到現(xiàn)在將近40年的歷程，短篇、中篇、長篇、散文，在各個方面、各種文體都有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xué)，如果把賈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象的。

實際上，作為他的朋友兼他的讀者，我出道要晚好幾年，當年讀他的《滿月兒》《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受到受益匪淺。我名字叫莫言，但實際上講話很多，廢話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講話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記住他兩段名言，一段是關(guān)于男人的裝飾的問題。他說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關(guān)鍵在兩個地方，一個是腳，一個是頭，把皮鞋擦亮，把頭發(fā)梳光就可以出門了，這讓我們當年這些買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買雙新皮鞋，然后買一盒發(fā)蠟，出門把頭發(fā)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覺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另外平凹也講過，關(guān)于他的普通話的問題，平凹先生曾說，普通人才講普通話。毛澤東講普通話嗎？林彪講普通話嗎？周恩來講普通話嗎？他們都不講普通話。所以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證明賈平凹先生是偉大的作家，不講普通話。他的方言跟他的創(chuàng)作實際上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