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陽穿過登封公園的梧桐葉，落在斑駁的石桌上，總像極了弋鳳英晚年唱戲時的眼神 —— 溫和里藏著一股子亮勁兒。86 歲的她最后一次站在公園的臨時戲臺上，唱的還是那出《小二姐做夢》，兩個多小時的戲，一個人從頭唱到尾，嗓子依舊透亮如年輕時。臺下觀眾拍紅了手掌，有人喊：“弋團長，再唱一段程七奶奶！” 她笑著擺擺手，眼角的皺紋里盛著八十多年的風霜，也盛著一輩子沒離過的戲文。從 1937 年出生在弋灣村的農家小院，到 2023 年在戲迷的掌聲中謝幕，弋鳳英的生命始終圍著豫劇轉：鄉野宣傳隊的油燈下有她練嗓的影子，新密豫劇團的后臺有她扮戲的專注，安徽劇團的異鄉舞臺有她探索的腳步，登封新登劇團的排練場有她既當團長又當主演的忙碌，就連晚年架在村口老槐樹上的高音喇叭，都成了她延續戲臺生命的另一種方式。她的人生像一卷被豫劇浸染的長卷，每一筆都寫著 “戲比天大” 四個字，熱烈、執著，又帶著泥土般的質樸與厚重。而這卷長卷里，藏著的不僅是一個演員的成長，更是河南豫劇在民間最鮮活的模樣 —— 那些獎杯的榮光、鄉野的掌聲、母女的傳承，終究都化作了戲文里的平仄，在歲月里輕輕回響。

十八載豆蔻，從鄉野宣傳隊到新密戲臺的初綻

1955 年的登封鄉下，剛解放不久的空氣里飄著新鮮的朝氣。18 歲的弋鳳英扎著兩條粗辮子，揣著一顆滾燙的心，擠進了鄉宣傳隊的隊伍。那時候的宣傳隊沒有像樣的戲臺，村口的打谷場、曬糧的石板地，鋪上一塊紅布就是舞臺；沒有精致的行頭，粗布衣裳縫上幾朵紙花，就是最體面的戲服。可弋鳳英不在乎這些，她愛聽戲里的悲歡離合，愛唱詞里的愛恨嗔癡，更愛站在人前開口時，臺下那一雙雙亮起來的眼睛。

“那時候她嗓子亮得像銅鈴，《小二黑結婚》里的小芹，她一唱，全村人都來看。” 后來有人回憶起宣傳隊的日子，總說弋鳳英是 “天生吃唱戲這碗飯的”。白天跟著宣傳隊走村串戶，晚上就在煤油燈下背唱詞、練身段，有時候對著自家院子里的老槐樹比劃，一練就是大半夜。她的母親看著女兒癡迷的樣子，既心疼又驕傲：“鳳英這閨女，魂兒都被戲勾走了。”

沒過多久，這份 “被戲勾走的魂” 就引來了更大的舞臺。新密縣豫劇團的老藝人偶然看到她的演出，當即拍板：“這姑娘是塊好料，跟我回劇團！” 就這樣，弋鳳英告別了鄉野的泥土氣，走進了專業劇團的大門。新密豫劇團的十年，是她藝術生涯的 “淬火期”。團里的前輩都說她 “肯下笨功夫”：別人練一遍的身段，她練十遍；別人唱熟的唱段，她對著樂譜摳細節，連氣口、轉音都反復琢磨。那時候劇團條件苦，冬天排練場沒有暖氣，她穿著單薄的戲服練臺步，腳凍得通紅也不停；夏天后臺悶熱，油彩糊在臉上像膠水，她對著鏡子練表情，汗珠滴進眼睛里，揉一揉繼續唱。

在新密的戲臺上，她不僅唱紅了《小二姐做夢》，還把《抬花轎》里的周鳳蓮、《包青天》里的秦香蓮演得深入人心。周鳳蓮的嬌俏靈動，秦香蓮的悲苦堅韌，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她身上切換自如。有一次在鄭州參加匯演，她主演的《小二姐做夢》一亮相就驚艷全場，兩個多小時的獨角戲，她唱得字正腔圓，演得活靈活現，最終捧回了河南省文藝匯演一等獎。消息傳回新密，劇團門口擠滿了祝賀的鄉親，有人拉著她的手說：“鳳英啊，你給咱新密爭光了！” 從那以后，“弋鳳英” 這個名字成了新密豫劇的一張名片，周邊的汝州、登封等地的劇團常來邀請她客串，她的戲票總是早早售罄，有人為了看她的周鳳蓮，寧愿站在戲臺角落等三個小時。

也是在新密豫劇團，她遇見了生命里另一個重要的人 —— 同為本團演員的要福順。兩個同樣癡迷豫劇的年輕人，在后臺的化妝鏡前、在排練場的臺步間，漸漸走到了一起。婚后的日子，他們既是生活里的伴侶，也是舞臺上的搭檔，常常在同一出戲里飾演對手戲。后來，他們陸續有了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只是劇團的演出排得密如蛛網，夫妻倆帶著襁褓中的嬰兒輾轉各地，戲箱成了孩子最常躺的 “搖籃”。實在分身乏術時，她咬著牙做了決定：把剛出生的孩子送回弋灣村，托付給母親和哥嫂。

那些日子，老家的母親常說，襁褓里的孩子餓了就 “哦哦” 地哭，小嗓子哭得人心慌。剛好村里的何貴榮也剛生了娃，看著孩子可憐，便主動把兩個孩子抱到自己炕頭，解開衣襟用自己的奶水喂。大兒子吸著奶水時的滿足，大女兒在何貴榮懷里安靜睡去的模樣，成了弋鳳英每次從外地演出回來，聽母親念叨時最心疼的畫面。她提著給何貴榮扯的布料上門道謝，何貴榮總是笑著說：“都是鄉里鄉親，孩子吃飽了比啥都強。” 可她知道，這份 “奶水情”，是她欠孩子的，也是欠這位樸實村民的 —— 而她能償還的，只有把每一場戲演得更好，讓那些為她鼓掌的人，永遠記得一個叫弋鳳英的演員，曾在戲臺上為他們活過。

輾轉與沉淀：從安徽戲臺到母親的雙重角色

離開新密豫劇團后，弋鳳英的腳步沒有停。她聽說安徽豫劇團有幾位老藝人擅長 “新派豫劇”，便揣著簡單的行李，一路南下。安徽的兩年，是她藝術生涯的 “發酵期”。那里的豫劇帶著江淮水土的細膩，唱腔比河南本土更婉轉，身段更柔美。她像一塊海綿，貪婪地吸收著新養分：跟著老藝人學《天仙配》的小調，把黃梅戲的婉轉揉進豫劇的高亢；看當地民間藝人表演皮影戲，琢磨著如何把影子的靈動化作舞臺上的身段。

這段異鄉歲月，也讓她對 “戲” 有了更深的理解。有一次在合肥演出《花打朝》，她飾演的程七奶奶，既有河南豫劇的潑辣，又添了幾分安徽姑娘的俏勁兒，臺下觀眾拍著桌子叫好。散場后，一位白發老人對她說：“姑娘，戲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把日子過進戲里，戲就活了。” 這句話她記了一輩子，后來常跟女兒說：“唱戲不是唱詞兒，是唱日子，唱人心。”

在安徽的戲臺之外，弋鳳英的母親角色愈發沉重。可她放不下戲臺，要福順也常年在外地演出，夫妻倆只能將對孩子的牽掛藏在心底。每次從安徽演出回來，她都要先回弋灣村看孩子。小女兒要會敏怯生生地拉著她的衣角，問：“娘，你啥時候不唱戲了？” 她蹲下來，摸著女兒的頭說：“等你長大了，娘教你唱戲，咱娘倆一起唱。”

有一次，小兒子發高燒，哥嫂急得團團轉，托人帶信讓她回來。可她正在安徽演出，臺下幾百雙眼睛等著，走不開。戲散了她連夜趕路，到家時孩子已經退燒了，母親卻紅著眼說：“孩子燒得迷迷糊糊，還喊‘娘，唱段小二姐’。” 她抱著孩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把臉埋在他發燙的額頭上，心里像被針扎一樣疼。也就是那一次，她暗下決心：等回到河南，一定要找一個能兼顧戲臺和孩子的地方 —— 她可以虧欠自己，卻不能讓孩子永遠活在 “娘在戲臺上” 的想象里。

后來孩子們長大了，要會敏總說：“小時候怨過娘，覺得戲比我們重要。可長大了才懂，她不是不愛我們，是太愛戲了。” 這份 “太愛”，成了弋鳳英心里永遠的歉疚，也成了她把戲唱得更好的動力。回到河南后，她又在幾次省級匯演中獲獎，獎杯被她悄悄放在老家的柜子里，從不對外人炫耀。有人問起，她只說：“獎是給過去的，戲得唱給將來的。” 而她不知道的是，在登封、新密、汝州的戲迷圈里，“弋鳳英” 三個字早已成了 “好戲” 的代名詞。有跑江湖的戲班老板說：“只要報弋鳳英的名字，哪怕在村口搭戲臺，都能坐滿三鄉五里的人。”

登封巔峰：新登劇團里的 “全能團長” 與戲班春秋

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登封市新登煤礦實驗豫劇團成立的消息傳來，弋鳳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請 —— 擔任團長。那時候的劇團剛起步，說是 “劇團”，其實就是一群愛唱戲的工人和民間藝人湊在一起，缺資金、缺設備、缺經驗。有人勸她：“這是個苦差事，費力不討好。” 她卻眼睛一亮：“有戲臺就不苦，能讓大伙一起唱戲，就是福氣。”

更讓她欣慰的是，小女兒要會敏已經從開封戲校畢業，被分配到登封豫劇團，聽說母親要去新登劇團當團長，當即申請調過去：“娘，你以前說要教我唱戲的。” 要會敏的眼神里，有著和她年輕時一樣的亮勁兒，而科班出身的功底，讓她一進劇團就成了骨干。就這樣，母女倆成了新登劇團的 “雙保險”，弋鳳英手把手地教女兒打磨唱腔，要會敏則幫母親整理新劇本，有時候排練到深夜，母女倆就在后臺的戲箱上趴著睡一會兒，第二天一早又精神抖擻地站在排練場。

作為團長，弋鳳英更像個 “大管家”：白天帶著演員們排練，從唱腔到身段，手把手地教；晚上趴在煤油燈下算賬，劇團經費緊張，她把自己的工資貼進去買戲服、做道具；出去聯系演出，她提著籃子裝著干糧，走鄉串鎮找負責人談，被拒絕了就笑著說：“俺們戲唱得好，您給個機會，不好不要錢。” 可誰都知道，“弋鳳英” 三個字就是最好的擔保 —— 只要她的名字出現在戲報上，哪怕是下雨天，戲臺底下也會撐滿雨傘。

劇團里的人都說：“弋團長是鐵打的。” 有一次去汝州演出，卡車在路上拋錨了，她帶著四五十號人，頂著烈日走了十幾里路，到了演出地顧不上歇腳，就趕緊化妝上臺。那天她演的是《花打朝》，程七奶奶的帕子一甩，臺下就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有人喊：“弋團長，俺們等你半天了！” 戲唱到一半，她突然頭暈目眩，差點從臺上栽下來，扶著桌子定了定神，接著唱，直到落幕才癱坐在后臺。醫生說她是累脫了相，她卻笑著說：“只要戲沒唱砸，就沒事。” 也就是這次演出，讓她再次拿下了河南省文藝匯演的一等獎，獎杯被她鄭重地放在劇團的排練場，說：“這是大伙的，不是我一個人的。”

在新登劇團的十幾年，是她藝術創造力最旺盛的日子。她不僅自己主演，還當起了導演，排演了一二十個劇目。《花打朝》里的程七奶奶，是她最得意的角色之一。程七奶奶的潑辣、直率，帶著一股草莽氣，她演的時候，一個挑眉、一個甩帕，都透著股子機靈勁兒，臺下觀眾常被逗得哈哈大笑。有個老戲迷說：“弋團長的程七奶奶，比畫上的還鮮活，看她唱戲，比吃紅燒肉還香。” 而要會敏在母親的指導下，也漸漸能獨當一面，母女倆常在《包青天》里飾演秦香蓮與冬妹，一唱一和間，既有舞臺上的默契，更有血脈里的共鳴。

有一次，劇團排演現代戲《哥仨和媳婦們》，弋鳳英讓要會敏演女主角，自己甘當配角。演出那天，臺下有老觀眾說：“要會敏的嗓子，跟她娘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弋鳳英在后臺聽見了，偷偷抹了把眼淚 —— 她知道，女兒不僅接過了她的戲服，更接過了她對豫劇的那份癡。而她對女兒的嚴苛，也成了劇團的佳話：有一次要會敏在《抬花轎》里演周鳳蓮，一個臺步沒走穩，弋鳳英當場喊停，讓她在臺上重復走了二十遍，直到滿意為止。事后要會敏委屈地哭了，弋鳳英卻紅著眼說：“臺下有多少人看著咱弋家的姑娘，咱不能砸了招牌。”

在她的帶領下，這個 “登封第二豫劇團” 漸漸闖出了名氣，從鄉下的打谷場，唱到了縣城的大戲院，甚至被邀請去鄭州演出。有記者來采訪，問她成功的秘訣，她想了想說：“哪有啥秘訣，就是把戲當命，把人當親人。”

暮年不休：公園戲臺與血脈里的豫劇回響

1984 年底，新登煤礦實驗豫劇團解散了。聽到消息那天，弋鳳英在空蕩蕩的排練場坐了一下午，摸著墻上斑駁的戲報，卻沒有半分失落 —— 她知道，戲臺從來不在劇團的排練場里，而在愿意聽戲的人心里。

回到老家弋灣村，她反而活得更自在了。每天天剛亮，院子里就傳來她的唱聲，先是《小二姐做夢》的婉轉，接著是《花打朝》的爽朗，最后以《穆桂英掛帥》的鏗鏘收尾。村民們聽慣了這聲音，誰家的早飯熟了，誰家的孩子該上學了，都跟著她的唱段記時。有人說：“鳳英的戲，比雞叫還準，聽著她唱戲起床，一天都精神。”

后來她索性買了個高音喇叭，架在院子里的老槐樹上，每天定時開播。早上八點唱傳統戲，下午三點唱現代戲，雷打不動。喇叭里傳出的聲音，順著村道飄到各家各戶，田埂上干活的村民直起腰聽兩句，灶房里燒火的媳婦跟著哼兩句，連趴在墻頭上的孩子都能跟著唱 “小二姐做夢夢到郎”。有外村人來串親戚，聽見喇叭里的戲，問：“這是哪個劇團的廣播？唱得真好。” 村民會得意地說：“這是俺村弋鳳英，以前的豫劇團團長，專門唱給俺們聽的！”

要會敏沒有放棄唱戲，她在登封的民間劇團里繼續登臺，唱的多是母親教她的那些戲。弋鳳英常去看女兒演出，在臺下默默聽著，偶爾回家會指點幾句：“程七奶奶的甩帕要再快一點，才有那股子潑辣勁兒。” 要會敏都一一記下，她知道，母親的耳朵比誰都靈 —— 那是聽了一輩子戲、唱了一輩子戲的耳朵，早已把豫劇的魂刻進了骨血里。

晚年的弋鳳英，身體漸漸不如從前，卻還是離不開戲。有一次喇叭壞了，她急得不行，讓要會敏趕緊找人修。“鄉親們等著聽戲呢。” 直到喇叭重新響起她的唱聲，她才露出笑容。那段《花打朝》的唱詞，從喇叭里傳出去，比年輕時多了幾分歲月的醇厚，卻依舊帶著程七奶奶的精氣神。有省里的專家來采風，聽到喇叭里的聲音，驚訝地說：“這功底，放在省團也是頭牌！”

2023 年的秋天，弋鳳英走完了 86 年的人生。臨終前，她拉著要會敏的手，指著院子里的高音喇叭說：“那喇叭…… 別摘…… 接著唱……” 女兒含淚點頭，她才安詳地閉上了眼睛。

出殯那天，很多戲迷自發來送她，很多戲迷的錄音機里，循環播放著她唱的《小二姐做夢》。歌聲在登封的上空回蕩，像她從未離開。

弋鳳英去世后，要會敏在登封的戲臺繼續唱著母親的戲。有一次演出《花打朝》，她開口唱程七奶奶的選段，臺下突然安靜了，接著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有老戲迷紅著眼圈說：“像，太像了！這嗓子，這勁頭，跟弋團長年輕時一個樣！” 有人拿出手機，把她的唱段錄下來，傳到網上，配文說：“聽，這是弋鳳英的聲音，她一直都在！”

要會敏握著母親留下的那方帕子，站在戲臺上，突然明白了母親說的 “戲比天大”—— 所謂 “天大”，不是戲臺的繁華，不是獎杯的榮光，而是戲里的魂能代代相傳，是觀眾的心里，永遠為好嗓子、真性情留著一個位置。就像母親架在村口的高音喇叭，哪怕人不在了，那聲音也能順著風，飄到田埂上、灶房里、孩子們的童謠里。

弋鳳英的一生，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也沒有載入史冊的輝煌，她只是一個把豫劇刻進生命的普通人。從鄉野宣傳隊的少女，到新密戲臺的臺柱子，從安徽劇團的漂泊者，到新登劇團的全能團長，再到村里喇叭里的 “常駐歌手”，她的腳步始終圍著戲臺轉，她的心跳始終跟著唱詞的節奏。她把自己的愛、痛、牽掛、執著，都融進了戲里，唱給了觀眾，也唱給了歲月。

有人說，豫劇是河南的魂。而弋鳳英這樣的藝人，就是這魂里的光。她們或許平凡，卻用一生的熱愛，讓這束光穿越鄉野與城市，照亮了無數人的生活，也讓這份傳統藝術，在民間的土壤里，生生不息。就像她唱了一輩子的《小二姐做夢》，夢里有憧憬，有希望，而她的人生，就是一場關于豫劇的、永不醒來的美夢 —— 因為熱愛，所以值得；因為值得，所以不朽。（閻洧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