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成功，很大程度受益于成本優勢，廉價的勞動力是最重要的成本要素，這個優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談這個問題，有一個重要的切入點，為什么會同時出現企業用工難，工人就業難的兩難局面。

按理說，既然勞動力過剩，不存在用工難的問題，用工難是因為最低薪酬過低，這是一種很矛盾的現象，薪酬低是現象，而現象背后是企業的利潤已經到了邊際，提高薪酬企業根本活不下去，而滿足不了用工也活不下去，于是，勞資關系失去了彈性，變得緊張了。

相信很少有人會從企業的角度做經濟學的定位，大眾會追隨口力勞動者，痛罵萬惡的資本家太摳門，但經濟不是政治，主義代替不了面包，企業要活下去，整體經濟也離不開民營經濟的支撐，一場對非公經濟的網絡批判總算過去了，問題卻沒有解決，產能過剩決定了居民、企業與財政各有各的難。

我們再回到宏觀經濟的視角。

從幾十年居民收入在GDP的占比看，根本的問題是名義工資與實際工資有差距，工資漲了，購買力下來了； 實際工資漲了，生活需求增加了。以前不需要買車，有個上海永久十三就OK，現在沒車上班打卡都是問題，實際工資增加，生活的負擔仍舊壓得打工一族喘不上氣。而表面看勞動力價格上漲，其實很大程度是體制成本向社會成本的轉移； 過去沒有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現在體制不管了，這些體制成本轉移到了社會，這時再看生活賬本，說起來工資從幾百到了幾千，生活壓力依舊。

所以，雖然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勞動力成本優勢卻已經不復存在。

就業難是大多數企業已經到了利潤邊際，無力做人才競爭； 招工難是因為企業開出的實際工資沒有余地，也就是基本的生活費。

失去成本優勢現象的背后，是分配的疤痕。當然，勞動成本要素涉及到更廣泛的問題，我們只是談了一個“盲點”。

更值得思考的是問題的另一面：失去了一個成本優勢，卻又增加了一個成本劣勢，這個成本劣勢就是體制成本。體制成本做了大量的轉移，開支不但沒有下來，相反，在快速上升，上升的速度超過GDP增速。2012-2021年，一般公共預算年均增速8.5%，2012年財政供養的人員5300多萬，2024年按周天勇教授的推算為9000萬人。這就出現了生產與分配的背離現象，一方面是居居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在降低，另一方而是體制行政管理性的支出在增加，由簡入奢，越精簡越龐大。

體制成本的擴張，也可以從財政收入上做一個比較：1995~2012年，GDP是增長是8.6倍，而稅收更快，漲16.7倍，政府除稅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險一金增長了28.7倍，可地方財政錢還是不夠花，按這個節奏，未來會是什么樣的局面？

曾經的成本優勢不復存在，成本劣勢拖住了整體經濟。

體制成本一旦升上來，就很難降下去，而稅收一旦降下去，就很難再拉上來；最新的財政收支表中，除了與罰沒相關的非稅收入在兩位數增長，其余全在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