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圍攻小城（內城三里、外城七里），久攻不下。敵軍能選擇最佳天時（如季節、氣候）進攻，卻無法取勝，說明天時不如地利（城池堅固）。守方城墻高、護城河深、兵器精良、糧草充足，最終棄城而逃，說明地利不如人和（內部團結）。約束百姓不靠邊境線，鞏固國家不靠山川險阻，威懾天下不靠武力。得道者（行仁政）多得支持，失道者眾叛親離。眾叛親離時，親人都會背叛；天下歸心時，全天下都愿追隨。以天下歸心的力量，攻打眾叛親離者，仁君或不戰而勝，若戰則必勝。

孟子也開始講軍事了。孟子講了決定勝負的三大關鍵因素，天時、地利、人和。決定勝負的因素，權重人和最高，其次是地利，最后是天時。然孟子并不是一個兵法家，他是一個思想家，他只是借用軍事講戰爭倫理，戰爭的正當性問題。

如果我們熟讀《孫子兵法》的話，我們看到孫武是注重通過情報、詭道、地形等可操作化的戰略戰術手段實現勝利。但是孫子在內政，在“令民與上同意”這一領域，并沒有深入下去。而孟子恰恰是在是一塊下了大工夫。孟子本身是缺乏軍事常識的，他認為農民持木棍（“制梃”）可擊敗秦楚鐵甲精銳，完全忽視裝備與戰術的實際作用。主張“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與戰國時期“弱國必亡”的現實嚴重脫節。

孟子是在整體層面，大戰略層面來觀戰爭的，視角和孫武不一樣，是把政治和軍事放在一起來觀的。可以說是軍事首長與政委的結合。

天時，并非單純指“天氣”，而是涵蓋一切 “時機性客觀條件”，包括自然時序（如四季寒暑、風雨陰晴）、歷史機遇（如社會變革的窗口、戰爭中的戰機）、時運趨勢（如民心所向的階段性特征）等。例如，農耕時代的 “天時” 可能是風調雨順的年景，戰爭中的 “天時” 可能是敵軍疲憊、天降大霧等可利用的時機。

地利，指“地理與物質條件的優勢”，包括地形地貌（如山川險隘、江河阻隔）、物質基礎（如城池堅固、資源豐沛）、空間區位（如易守難攻的要塞、交通便利的樞紐）等。例如，戰國時期的函谷關因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成為秦國的 “地利”，守城者的 “高城深池、兵革堅利、米粟充足” 也屬于地利范疇。

人和，核心是“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團結協作”，既包括個體層面的 “人心所向”（如民眾對統治者的認同、士兵對主帥的信任），也包括群體層面的 “內部凝聚”（如團隊協作、社會共識、上下同心）。用孟子的話說，就是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真正的力量源于人內心的認同與團結。

晉國智氏與趙氏的晉陽之戰

春秋末期的晉國，早已不是“晉侯” 主導的國家，而是被智、趙、韓、魏四大卿族分割。其中，智氏在智伯瑤的經營下勢力最強：智伯身材魁梧、能言善辯，且掌控著晉國最核心的資源與兵力，是當時晉國事實上的掌權者。從 “天時” 來看，智伯發動戰爭時占據了明顯的 “時機優勢”：智氏此時國力遠超其他三家，趙氏（趙襄子）剛繼位不久，內部尚未完全穩固；智伯以 “趙氏拒絕向晉公獻地” 為由聯合韓、魏兩家出兵，名義上占據 “道義先機”（符合春秋 “尊公室” 的表面規則）；戰爭初期，智、韓、魏聯軍兵力約 10 萬，趙氏能調動的兵力不足 3 萬，雙方實力懸殊，智氏看似 “得天時之助”。

面對智氏聯軍的圍攻，趙襄子并未選擇與敵軍正面決戰，而是退守趙氏經營多年的根據地—— 晉陽（今山西太原）。這座城池的 “地利” 優勢，成為趙氏抵御強敵的核心資本。晉陽的“地利” 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地形與城防優勢：晉陽位于汾水之畔，地勢險要，且經趙氏先祖趙簡子多年修繕，“城高池深”（城墻堅固、護城河寬闊），易守難攻。

二是資源儲備充足：趙簡子曾命家臣董安于治理晉陽，特意儲備了大量戰略物資——“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用堅韌的植物莖稈加固宮墻），其高至丈余”（后來被拆成箭桿）；“公宮之柱，皆練銅為柱質”（后來被熔鑄成兵器）；城內還囤積了足夠支撐數年的糧食。

三是水源的雙重屬性：晉陽緊鄰晉水，既為城內提供了穩定的水源，也成為后來智伯試圖利用的“武器”（卻因 “人和” 缺失反被反噬）。

正是憑借晉陽的“地利”，趙氏在兵力懸殊的情況下頂住了智氏聯軍的猛攻。智伯雖有 “天時”（兵力、時機優勢），卻因晉陽的地形與儲備無法速勝，陷入長期對峙 —— 這正是 “天時不如地利” 的直接體現。

戰爭的轉折點，在于智伯與趙氏對“人和” 的掌控差異。孟子強調 “地利不如人和”，而智氏的失敗，恰恰是 “失人和” 的典型案例。

智伯雖聯合韓、魏出兵，卻從未將兩家視為平等盟友。他在宴會上當眾羞辱韓康子（韓氏宗主）及其家臣段規，罵韓康子“貌丑而無勇”；戰爭期間，又威脅韓、魏 “若趙氏亡，下次必取韓、魏之地”。更致命的是，智伯在晉陽城外 “決晉水灌城”（引晉水淹沒晉陽），見水勢浩大時竟得意地說：“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 這句話讓韓、魏不寒而栗 —— 韓氏都城平陽臨絳水，魏氏都城安邑臨汾水，若智伯今日能以水滅趙，明日便能以水滅韓、魏。韓、魏的 “反心” 自此埋下。

智伯的家臣智過曾提醒他：“韓、魏兩家必反。今晉陽將破，韓、魏之君卻面無喜色，反而憂色滿面，此必謀叛。” 但智伯傲慢地拒絕：“我三家聯軍勢不可擋，韓、魏怎敢反？” 徹底錯失了挽回的機會。

晉陽被水淹沒后，“城不浸者三版（僅余六尺未被淹沒）”，百姓 “巢居而處，懸釜而炊”（在樹上搭窩居住，把鍋吊起來做飯），卻始終無人叛逃。智伯見此情景，不僅沒有收斂，反而在觀景時對魏桓子、韓康子說：“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 這種對生命的漠視，進一步暴露了其殘暴本性，讓韓、魏更堅定了反戈的決心。

趙氏能逆轉戰局，核心在于“人和” 的雙重優勢 —— 內部凝聚與外部聯盟。

首先觀其內部民心所向。趙襄子在晉陽堅守期間，始終與百姓同甘共苦。當晉陽被淹、糧食將盡時，他親自慰問百姓，甚至“殺馬以食士”（宰殺戰馬犒勞士兵）。百姓感念其恩德，“民無叛意”，甚至主動拆毀宮墻、熔化銅柱支援作戰（用荻蒿做箭桿，用銅柱鑄兵器）。這種 “上下同心” 的凝聚力，讓晉陽在絕境中仍能保持戰斗力。

再觀外部成功策反盟友。趙襄子看穿了韓、魏與智伯的矛盾，派家臣張孟談秘密聯絡韓康子、魏桓子，點破其處境：“智伯今日滅趙，明日必滅韓、魏。唇亡則齒寒，何不聯合反智？” 韓、魏本就對智伯不滿，經張孟談點撥，當即同意結盟 —— 約定由趙氏出城襲擊智氏守堤士兵，韓、魏則配合決堤反灌智氏軍營。

公元前 453 年，趙氏與韓、魏聯軍趁夜突襲：趙氏士兵殺散智氏守堤軍，韓、魏則決開晉水堤壩，反將洪水引入智氏軍營。智氏軍隊在睡夢中被淹，瞬間潰散。趙襄子率軍沖鋒，韓、魏從兩翼夾擊，智伯本人被擒殺，智氏宗族被全部誅滅，土地被趙、韓、魏三家瓜分（史稱 “三家分智”）。

這場戰爭中，智氏雖有“天時”（兵力、時機）與 “地利”（初期掌控水源），卻因 “失人和”（傲慢、寡助）一敗涂地；趙氏雖僅以 “地利”（晉陽）為基礎，卻憑借 “人和”（內部凝聚、外部聯盟）逆轉乾坤。這正應了孟子的判斷：客觀條件（天時、地利）固然重要，但人的團結與認同（人和），才是決定成敗的終極力量。

晉陽之戰的本質，是“人和” 對 “天時”“地利” 的勝利。但是我們還是要清楚，戰爭的勝負有著太多的不可預知性，這種判斷只是在大勢上的判斷。智伯的失敗，不在于兵力不足或時機不對，而在于他背離了 “人心”—— 既失去了盟友的信任，也失去了對生命的敬畏；趙襄子的勝利，也不在于晉陽的城墻有多堅固，而在于他凝聚了內部民心、爭取了外部盟友。所有客觀優勢，最終都需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團結協作才能發揮作用；若失去 “人和”，再強的天時與地利，終將成為鏡花水月。

孟子通過軍事現象透視治國本質，以“天時—地利—人和—得道”的進路，揭示民心向背對政權存續與戰爭勝負的作用。其思想超越時代，成為儒家仁政學說的核心支柱。

好，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