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是20世紀美國漢學家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對中國早期文明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早期海外中國研究最早在西方風行的權威之作。近日，《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中譯本上市，這是原書問世近九十年后首次在國內翻譯出版。

20世紀30年代，顧立雅到訪中國，實地考察殷墟等考古遺址和親手檢視眾多文物，根據當時最新考古發掘成果、結合中國思想和歷史文獻撰寫了《中國之誕生》，此書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甲骨文、金文及考古遺址和文物對商周文明進行綜合性論述的著作。顧立雅的寫作飽含著對中國偉大文明的溫情與敬意，以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駁斥“中國文化西來說”“白人種族優越性”，闡述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的獨有特性，對西方中國研究和大眾讀者認識了解中國產生了重要且持久的影響。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顧立雅伉儷早期中國研究杰出貢獻教授）為顧立雅《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中譯本所作的序言，原題為“顧立雅與我”。

作者｜夏含夷

譯者｜于歆硯

《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

作者：[美]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著

譯者：于歆硯 譯

版本: 時刻人文｜東方出版中心

2025年6月

人們往往有一個誤會，即我是顧立雅的學生。這或許情有可原，但實際上當顧立雅教授1974年從芝加哥大學退休時，我還在圣母大學攻讀本科，剛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直到1984年，我已經在斯坦福大學完成了我的博士學位后，才第一次見到顧立雅。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芝加哥大學雷根斯坦圖書館的復印機旁，時間非常短暫，印象并不太好，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了。不久后，我受聘為芝加哥大學的助理教授，關于這次聘任也同樣有一個誤解：大家都以為我接任的是顧立雅的教職，但其實在那些年里，芝加哥大學的遠東語言與文明系（Department for F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現稱東亞語言與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有兩個傳統中國領域的職位：一個是思想史方面的，另一個則是制度史方面的。顧立雅曾經擔任的職位是前者，而我受聘的是后者——這一教職之前長期由研究中國唐代的歷史學家柯睿格教授（Edward Kracke，1908—1976）擔任。

我開始在大學任教后，顧立雅仍會定期來校園用圖書館，并去當時遠東系所在教學樓二樓的辦公室拜訪他的前同事芮效衛教授（David T. Roy，1933—2016）。顧立雅還會經常爬樓梯上到閣樓間我的辦公室和我聊天，內容大體是關于1930年代他在北京的日子。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我們的談話大約隔幾個月進行一次，一開始是在我辦公室里，后來當他無法再開車時便通過電話進行。我最后一次當面見到他，是在1989年一場舉辦于大衛與阿爾弗雷德·斯馬特畫廊（David and Alfred Smart Gallery）——現稱大衛與阿爾弗雷德·斯馬特藝術博物館（David and Alfred Smart Museum of Art）—的特展開幕式上，展覽的主題為“禮儀與崇敬：芝加哥大學所藏中國藝術品”（Ritual and Reverence：Chinese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顧立雅將其個人藏品捐贈給了博物館，包括商代骨甲、商周青銅器及武器，還有一些骨制飾品。所有這些藏品都著錄于展覽目錄，其中大多都是首次刊登。

顧立雅1905年出生于芝加哥。除了在坎布里奇（Cambridge，MA）、北平以及華盛頓特區等地短暫任職外，他的一生都在芝加哥度過。顧立雅整個高中以后的教育都在芝加哥大學完成：1926年，他取得哲學學士學位，并在接下來的三年中連續獲得了三個不同的研究生學位。第一個學位是1927年他在教會史系獲得的文學碩士學位，論文題為《保祿的耶穌復活教義論》（“Paul’s Doctrine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1928年，他的興趣從基督教教會史轉向中國宗教與文化，便在基督教神學與倫理學系攻讀神學學士學位，論文題為《〈論衡〉所見之中國卜筮》（“Chinese Divination as Indicated by the Lun Heng”）。1929年，他從比較宗教學系獲得博士學位，論文于同年出版，題為《中華主義：中國世界觀的演變》。在這篇論文里，顧立雅將他對在碩士論文中研究過的《論衡》的興趣擴展到了其他許多章節，包括中華主義的起源——此處他指的是后來普遍被稱為關聯性思維（correlative thoughts）的概念、孔子和儒家、老子和道家（Lao Tse and Taoism，sic）、墨子和民間宗教。盡管對中國宗教很感興趣，但顧立雅當時幾乎不懂中文；在書中的致謝部分，他感謝了一位名叫S. Y. Chan（陳受頤，1899—1978），“如今在嶺南大學”的中文導師。他還對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的偉大漢學家貝特霍爾德·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874—1934）博士提供的幫助表達了謝意—他從后者那里得以借閱到一些書籍。

顧立雅（Herrlee G. Creel1905–1994），美國漢學元老、東方學會會長、芝加哥大學東方語文系主任。1929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32－1936年赴中國訪學，結識諸多中國名家，并曾赴殷墟考察。回國后致力于漢學研究推廣，著有《中國人的世界觀》《中國之誕生》《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孔子與中國之道》《中國思想》《中國治道之源》《何為道家》《申不害》等。

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后，顧立雅先是在芝加哥郊區的隆巴德學院 （Lombard College）教了一年書，隨后獲得當時新成立的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的資助——勞費爾是該理事會的第一任主席——前往哈佛大學。在那里，他師從梅光迪（1890—1945）開始研修中文。梅光迪1919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自1924年起在哈佛任教。顧立雅在哈佛度過了兩年時間，后來他回憶道：“那兩年里，我們快速而廣泛地涉獵了大量的文獻。這樣的節奏沒有把我整崩潰。”在這段經歷結束后，憑借著基本的中文知識，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下，或許最重要的是，帶著梅光迪寫給許多中國朋友和同事的介紹信，顧立雅啟程前往中國：在那里，他將度過1932年至1936年四年間的大部分時光。

在北京（或者說按當年的叫法，北平）期間，顧立雅繼續研習，定期與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主任劉節（1901—1977）會面。顧立雅主要隨劉節學習研讀青銅器銘文。除了這些定期的輔導外，在他后來的描述中起了同樣甚至更為重要作用的，是他與當時住在京城的大學者們的接觸。這些學人的名字堪稱一份早期中國研究領域的名人錄：徐中舒（1898—1991）、陳寅恪（1890—1969）、顧頡剛（1893—1980）、容庚（1894—1983）、孫海波（1911—1972）、唐蘭（1901—1979）、湯用彤（1893—1964）和袁同禮（1895—1965）。他與顧頡剛會面尤為頻繁，顧頡剛的日記里記錄了他們之間的幾次往來。在日記中，顧頡剛提到閱讀顧立雅用中文寫的一篇論文，題為《釋天》，并就此致函顧立雅。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顧立雅個人保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信件之一（除了他捐贈給芝加哥大學雷根斯坦圖書館檔案的信件之外）。有一次，顧立雅向我坦陳，這篇《釋天》是他最為自豪的論著之一，甚至在其晚年的著作《中國治國之道的起源·卷一：西周帝國》中也提及過它。

顧立雅也曾深情地回憶起同其他住在北京的學者的交往。他后來描述了當年跟他們在每周的午餐或晚餐上持續四個小時的“疾如烈火”的交談：

這些晚餐通常持續約四個小時。八名——很少超過十二名——學者圍坐在一張大桌邊，其中有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藝術專家、文獻學家，甚至偶爾還會有詩人。實際上，這些晚餐就像是重要的研討會，但外面聽的人可能只注意到頻繁的笑聲。交談從家長里短開始，然后四處發散：最近出土的青銅器、對經籍中某段的新解讀、女性（也許是某位特定的女性）、某人為什么要發表那篇毀掉自己聲譽的最新論文，甚至偶爾也會提到政治，不過不常有——他們對此興趣不大，以及總是有紹興酒這種最為溫和的佳釀潤和著交流。

顧立雅承認起初他并不理解這些對話中的大部分內容。然而，他充分利用了在這些社交場合建立起的人脈。他提到，如果對某個古史話題有疑問，只需騎著自行車去到某個朋友家中，而這些朋友們會騰出一切必要的時間為他答疑解惑。

插圖1：1934年春，殷墟第九次發掘，侯家莊南地發掘工作中合影。前排右起：石璋如、劉燿、顧立雅、董作賓、方策、張曹、蘇孔章。

在北京的日子快要結束時，顧立雅開始著手整理出版其研究成果。1936年，顧立雅在兩份西方頂尖期刊上發表了兩篇關于青銅器銘文的文章：《作為歷史文獻的西周銅器銘文》和《高本漢教授中國銅器斷代系統的注解》。顧立雅在第一篇文章里重點指出，青銅器銘文基于的是周朝王廷在冊封儀式上給予器主的“命書”，因此應當被視為二手歷史文獻。在后一篇文章里，年輕的顧立雅竟敢于批評高本漢（1889—1978）在中國古代青銅器斷代中使用的一些方法，這立刻招致了這位學術巨匠的敵意。后來的發現表明，這兩篇文章都頗有遠見，而顧立雅之后的職業生涯也證明了高本漢對他的駁斥是錯誤的。

同樣在1936年，顧立雅在權威期刊《通報》（T’oung Pao）上還發表了一篇更具爭議性的文章：《關于中國表意文字的性質》。次年，另一位年輕的漢學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 在 新 創 刊 的《哈佛亞洲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簡論古代漢語的演變》的論文，對其提出尖銳質疑。學界經常引用這兩篇文章來概述關于漢字性質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顧立雅憑借其對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的了解，主張漢字的象形起源，而卜弼德則認為所有的文字都必然是語音性的。顧立雅和卜弼德在隨后的一年里又你來我往各自發表了一篇文章，直到偉大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叫停了這場辯論。語言學家通常認為卜弼德對顧立雅的批評已使這一問題蓋棺論定，但古文字學家對此仍不敢斷言。

在北京生活期間，顧立雅曾至少兩次前往安陽，觀摩當地正在進行的對商朝最后一座都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在訪問過程中，顧立雅結識了在那里工作的考古學家們：傅斯年（1896—1950）、董作賓（1895—1963）、 李濟（1896—1979）、 梁思永（1904—1954）和郭寶鈞（1893—1971），他們都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員，深入參與了發掘工作。顧立雅的第一次訪問似乎是在1934年春；中央研究院的檔案里有一張照片，拍攝于侯家莊南地第九次發掘現場，照片里顧立雅站在董作賓旁邊（插圖1），邊上還有其他幾名考古學家。顧立雅與董作賓的友情尤為深厚；后來在1947年到1949年的兩年間里，顧立雅在芝加哥大學招待了董作賓。顧立雅第二次訪問安陽是在1935年5月，當時對位于西北岡的HPKM1002號大墓展開再次發掘；在一張覽之尤為令人傷懷往事的照片里，顧立雅與他的夫人顧樂貞（Lorraine Johnson Creel，1915—1995），還有梁思永一起站在墓葬坑中（插圖2）。這些對安陽的訪問也奠定了顧立雅《中國之誕生》的基礎，而此書的中譯本也終于在近九十年后得以面世。

插圖2：1935年5月2日，殷墟第十一次發掘，西北岡第二次發掘，顧立雅與夫人顧樂貞、梁思永在HPKM1002號大墓內合影。

在一篇名為《〈中國之誕生〉的誕生》的短文里——這篇短文同時也是一篇演講稿，發表于紀念這部偉大作品出版五十周年的會議上——顧立雅提到，自己在第二次訪問安陽時收到了來自時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梅納德·哈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的電報，邀請他回到母校建設中國研究的學科項目。當時，除了上面提到過的學術文章外，顧立雅還在撰寫一系列研究文章，打算將其出版為一本名為《中國早期文化研究》的書，內容主要是有關古文字學和文本歷史的考訂性討論。在《〈中國之誕生〉的誕生》中，他回憶道，當他把這本書的稿件拿給北京的朋友們看時，他們對他說：“這無疑有學術價值，但沒人讀得下去。”他還回憶起自己少年時曾擔任記者，并“在報紙上發表過洋洋數百萬言”的經歷。顧立雅并沒有因朋友們對他學術寫作的否定而感到氣餒，而是決定回歸自己新聞寫作的根基，并開始描述正在安陽開展的發掘工作。這就是《中國之誕生》。他說這本書從他的腦海中“噴涌而出”泄諸紙端，六周內就完成了。它的出版也同樣迅速，首版1936年便面世，而顧立雅當時只有31歲。

同年，顧立雅開始擔任芝加哥大學的“中國歷史與語言講師”（Instructor in Chinese History and Language）一職；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役的幾年外，他一直留在大學工作，直至以馬丁·A.瑞爾森杰出貢獻名譽教授（Martin A. Ryer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meritus）的身份從遠東語言與文明系及歷史系退休。他的確成功地完成了中國研究的學科建設，芝加哥大學后來也成為西方世界該領域的重鎮之一。戰后回到大學，他的研究越來越側重于中國思想史。他在短時間內連續出版了兩本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書：1949年出版的《孔子：其人與神話》，以及1953年出版的《中國思想：從孔子到毛澤東》。不過，在職業生涯晚期，他重拾早年對青銅器銘文的興趣，出版了研究西周時期官僚制度的《中國治國之道的起源》。該書當年榮獲戈登·J.萊恩獎（Gordon J. Laing Award），該獎旨在表彰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優秀圖書。

顧立雅只在1939年回過一次北京。在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慷慨資助下，他在那里度過了一年時光，為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購置了約75 000冊書籍。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他繼續從好友顧子剛（1899—1984）處購買書籍，顧子剛是大同書店和《圖書季刊》的創始人。在1945年11月25日給顧子剛的一封信中，顧立雅寫道：“我現在看北平，就如同一名虔誠的基督徒看天堂一樣——那是一個我可能永遠也看不到，但心懷渴望向往著未來可以到達的地方。”

顧立雅于1994年6月1日在芝加哥郊區帕洛斯公園（Palos Park）的家中去世。同年11月3日，我在芝加哥大學邦德禮拜堂（Bond Chapel）主持了一場追悼會向他致敬。追悼會上，我，顧立雅的前同事余國藩（1938—2015），顧立雅的學生、長期擔任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的錢存訓（1910—2015），顧立雅的另一位學生西德尼·羅森（Sydney Rosen，1925—2006），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早期中國》（Early China）期刊創始人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1932—2017），還有劍橋大學中文講師魯惟一（Michael Loewe）發表了致辭。我在追悼會結束時，引用了顧立雅鐘愛的《論語》中的一句名言：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 《論語·學而》

正如我在本序開篇所言，我并不是顧立雅的學生，因此甚至無法以“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自稱嫡傳。然而，如今我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已近四十年，時間上甚至已超過了顧立雅三十八年的教職，而且在近三十年里，我的學術頭銜里一直帶有他的名字。我想在某種意義上，我可以稱顧立雅為“學術繼父”（scholarly stepfather）。無論我在努力光大芝加哥大學的中國研究領域中成就有多少，我希望至少能稱得上是一名“孝順繼子”（filial stepson）。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夏含夷；譯者：于歆硯；摘編：李永博；導語校對：張彥君。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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