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變法，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過于深遠，從財政與經濟政策的爭議，到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治理制衡，到封建國家官制運作的核心機制，最后到儒家和法家作為倫理性和功能性意識形態互為表里的斗爭與合流。某種意義上，王安石的變法的結局標志著中國古代文明的半衰期，是文官政治與富國強兵兩全道路的失敗，也注定了風雅清平之樂的北宋的慘烈下場。在以后漫長的歲月中，天平逐漸失衡，每個王朝在殘酷生存危機中都越來越路徑依賴于高度功能性集權高壓，興衰循環也越來越短促，直到不可挽回的內生性崩潰發生。

而在一切剛開始的時候，只是朝廷出臺了一項并非強制的引導性助農貸款計劃，希望以比市場利率至少低一半的利息，幫助農民度過青黃不接的季節；也希望在稅收不增加的情況下，增加一點財政收入補貼正在用兵的西北。

“無爭議不成頂流，無黑水不成巨星”，王安石其人其名，在歷史上反復回響，千載不絕，自商鞅以降成為體制內最大的異端，是極少數在漫長的正統歷史中蓋棺難以定論的名人，這種際遇，反而讓他的思想和遺產奇跡般保持了長久活力。與供上神壇的偶像或打入泥沼的反派不同，關于王安石的爭議，沒有被緘默禁言，他的人格道德、文章成就，即使反對者也很少否認。南宋以降，對青苗法為代表的北宋新政和“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離經叛道精神，否定和批駁是官方主流，但一落實到財政吃緊，稅源不足，兵用匱乏這些現實治理問題，務實的官員又不能不承認王安石曾在危機來臨之前，試圖正面面對前現代社會的馬爾薩斯陷阱，調節農業社會自發的經濟周期和治亂悲劇。

《大宋理財》

作者：張呈忠

版本：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24年9月

爭議王安石

“愿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斗雞走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王安石晚年在《鳳凰山》中寫下的詩句，通透又絕望，與他憂勤執拗、進取有為的人生成鮮明反差，讓他留在歷史中的自畫像，宛如預言特洛伊淪陷卻無能為力的卡珊德拉。

王安石生于官宦之家，少有才名，18歲上父親亡故雖然家道中落，但科舉十分順利，年僅二十一歲即登科二甲榜首，堪稱少年得志。這個才華橫溢、個性十足的年輕官員在政治舞臺上剛剛登場就立刻贏得滿朝側目與驚嘆，他的耿介孤傲、不修邊幅不拘小節，在晏殊、韓琦、包拯等前輩名臣面前的特立獨行，直至在皇帝本人的宴會上的粗疏行為（吃掉了一整盤魚餌），雖引起一些議論和質疑，也給他增加了極大的話題性和神秘感。王安石當然并非真是粗魯之人，他敢于略加夸張地表現自己的性格，使用這種帶爭議性的“引流”方式，一方面是因為仁宗朝相對寬松的政治氣氛和文壇環境，更重要的是對自己理想價值和實力的信念，還有一群摯友（包括日后他最大的政敵司馬光）的堅定支持。

在真正重要的進退決策中，王安石非常謹慎，短暫的試探之后，他并沒有高估自己在中樞的生存空間，及時而堅決地拒絕留京，在大半個仁宗時代輾轉于地方官，錘煉經驗，豐富履歷，涵養民望，直到仁宗晚年嘉祐朝，才入京以《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明確總結了自己的政策觀點。再幾年后，在宋神宗正式起用他入相之時，王安石已經是天下眾望所歸的無冕宰相。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人。中國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為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鐘山，享年六十六歲。累贈為太傅、舒王，謚號“文”，世稱王文公。圖/IC photo

以中國封建王朝官員上升的軌跡，這種迂回與相機抉擇雖不少見，但對王安石個人而言，他的行政風格在地方財稅、刑名大量實踐歷練之后，呈現出一種極為講求制度自洽和程序正義的傾向，在儒家的人情倫理、現實主義來看顯得格格不入，更加坐實“深文周納、鉆牛角尖”的風格。比如他在一個著名的少年斗毆殺人案中，力主兇手是“捕盜”正當自衛，應該無罪，盡管“盜賊”行為本來是少年友人之間嬉戲鬧著玩搶奪走一只鵪鶉。這件事和御宴上“誤食魚食”相提并論，成為政治對手攻擊他的“奸偽”的借口，卻顯示出一種力圖中立和程序技術導向的“司法克制”意味。

所以，當王安石開始著手實踐其治理想和經濟政策的時候，如同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評論，他與現代人比他的同時代人距離更近。從文章學術名聲盡管北宋名臣們都可稱為學者型官員，但王安石實際更像現代技術官僚的歷史先驅。黃仁宇也認為“所謂新法，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種觀點兼備凱恩斯國家資本主義和供給學派的稅收自發調節思想，即使放諸現代專業人才和國家機構，其推廣實施也并非簡單。

北宋 楊威《耕獲圖》。

古典財政周期：

富國強兵的困局

馬爾薩斯陷阱勾勒了前現代農業社會的周期模型，在國家治理上體現在政府財政危機，以及解決手段的貧乏，建制的崩壞有可能漫長卻很難逆轉，每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都無例外，貿易和對外擴張戰爭能引入外生力量，加速或者延緩這個歷程。羅馬帝國不斷重新設定秩序，定義身份、容納蠻族和連續的對外擴張，以蠶食置換主體的“忒修斯之船”方法對抗衰老，地理位置和文化環境更加封閉的中原王朝卻很難這么做。北宋中期出現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幾乎出現在中國歷史每一個有像樣的治理能力的封建王朝中，這是馬爾薩斯陷阱的另一個版本，治理成本隨著人口增長以幾何級數上升，而治理資源——政府能拿出來的財政能力，卻只能隨著主要產業——農業產出——以幾何級數增長。在大崩潰到來之前的僵持中，總有強人試圖進行改革破局，然而就像升級更新版本的電腦操作系統，雖然理論上填補各種漏洞，現實中卻一定會占用更多的內存資源，有可能降低速度甚至造成應用之間的沖突、卡頓和死機。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目標是富國強兵——并非富民強兵，短期來說就是“不加賦而國用足”，開源創收，對外應對西北與西夏的戰事，對內穩定統治和治安。從仁宗朝開始，所有的改革和修補，其中包括慶歷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是被國防和安全剛需倒逼出來，這就決定了必須追求立竿見影效果，在較短時間里如何能迅速籌錢？無非開源節流兩條途徑。減少浪費，減少“冗官、冗兵、冗費”，不僅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的慶歷新政把“明升黜”作為改革政策的第一條，后來的司馬光、韓琦、蘇軾等變法反對派，拿出來的方案也是減少不必要的冗員花費（尤其是王安石設置的新機構）。然而，理論上機構改革、削減開支是治本之策，現實中卻是涉及核心利益的存量改革；不僅執行難度大，還容易被利用成為派系斗爭工具，造成“裁員先裁大動脈”的尷尬局面。更深層來說，冗官、冗兵是北宋吸取唐五代軍閥割據教訓，崇尚文官治理、行政集體制衡、軍隊與將領分離的政治代價，以數量換質量，以空間換時間，以金錢換穩定，牽一發而動全身，不是說撤就能撤。慶歷新政最后淪為空談多于實績，宋仁宗也撤回了支持。

王安石的思路是“開源”創收，繞開存量搞增量，成立新的機構產生新的權力中心。在他的計劃中，這種方式不會一開始就觸動官場恩蔭的核心利益，但是向死氣沉沉的官場放出了一群鲇魚，給了青年官員嶄新的發展機會，從政府采購、政策貸款、農田水利基礎建設、基層行政網絡方方面面強化政府的干預，重頭戲其一是盤活沉淀的大宗國有資產——價值高達1500萬貫的常平倉儲糧，以貨幣化的方式投資刺激農業再生產和消費，使政府獲得貨幣收益（青苗法），其二是徭役義務商品貨幣化，以錢代役，按家庭資產水平設置費率，這樣就將過去免于人力義務的地主士紳、佛寺道觀納入收錢范圍，大舉增加財政收入（免役法）。一言以蔽之，把國家經濟活動深度貨幣化，同時消滅邊邊角角的誤差與特權。

在中世紀小農經濟的廣闊帝國里推行這一系列“鉆到錢眼里”的政策，勢必遭遇理念上的強烈反撲和技術信息能力的極大局限，王安石沒有料到他的“增量改革”“以孔孟之名行韓商之事”之所以讓人反感，是因為新的權力通道完全超越和凌駕了舊有的體制與機構，不是裁撤一些官員，改變考核獎懲這些內生的小打小鬧（比如慶歷新政）可以比擬的。而對推動新政所必需的統計、聯系、反饋、定量的精細技術能力，是他的人才隊伍幾乎不可能勝任的。與他的反對者相比，不僅行政能力，目的、人望和品德也更像一個草臺班子，而最可怕的是，他試圖繞過去的巨大存量——北宋的幾乎整個官場，都成了潛在的敵人。

北宋 郭熙《早春圖》。

青苗法與早熟的金融抑制

青苗法是整個熙寧變法的爭議核心，也是后世把王安石視為金融建設與改革先驅的關鍵法案。它的主要設計來自變法陣營中名聲不佳的呂惠卿，此人“險巧奸邪”（司馬光語），多年之后連王安石本人也背刺，但《青苗法》忠實而具體地反映了王安石的核心理財思想，基本是王在覲縣做官時的成功實踐經驗總結和推廣，“散惠興利”。

政府以各地的常平倉、廣惠倉（為了調節平抑糧價建立的政府糧倉）存糧和收購糧款為抵押資產，折合1500萬貫錢作為本錢，一年兩次借貸給農民，稱為“夏料”和“秋料”；農戶按保甲以及貧富分為五等，最上等戶每次可以借15貫，第五等戶每次1.5貫,按當時的糧價水平，第五等可以勉強維持一家一個月的溫飽，度過兩季青黃不接的危機時間，自愿借貸，不許強行攤派（抑配），利息并無明確規定，但原則是低息貸款，公家無所入，收取兩成（20%）的利息，作為執行的行政費用。

平心而論，青苗法的初衷并非在收利息財政創收，在于遏制高利貸，維持小農再生產的脆弱能力，改革的理財收益效果，是通過減少農民失地，減輕土地兼并，間接從田租稅賦恢復和增長獲得。但政府和王安石對收利息保留了允許態度，王安石認為國家有“舟楫之費”這樣的行政費用，況且以一般民間貸款的“倍息”（100%利息），如此低利息的貸款相當于聊勝于無。

默許了利息的存在，同時官員的KPI考察和提拔標準大幅度依賴于青苗錢的“裱散”，已經提供了足夠的動機和條件，把這項農業貸款政策，轉化成一個巨大的壟斷國有信用社機制。在現代的貨幣銀行學理論中，中央銀行依靠投放基礎貨幣和調節利息率刺激經濟，其基礎在于貨幣創造的過程中有銀行體系和信用鏈條，在北宋不存在這樣一個公開和流動性的信貸市場，民間高利貸和官府的軟攤派型低息貸款相遇，最容易出現兩個結果：中間投機商的無風險套利，以及必須用強力干預的失信行為。

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問題，發展中國家為了刺激經濟增長，經常以政府干預來壓低利息率，然后用配額方式分配有限的信貸資源，過低的利息率和政府限制抑制了市場化的金融活動，造成了資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司馬光反對青苗法的觀點，就直指政府貸款即使有名義上的低利息，但罔顧實際需求，還本付息又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不得損蝕官本）的巨大壓力，政府強力保甲連坐，以及進城繳費的花費，交易費用高企，實際成本加總計算和民間借貸相差無幾，而民間借貸至少有內生的真實需求和靈活的還款方式，司馬光稱之為“富貧相濟”。

北宋的金融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是一個短暫的高峰，中國最早的紙幣——交子開始在商品流通中廣泛通行，政府也正式接受和管理。但大多數金融活動無疑集中在商業繁榮的城市，比如東京、金陵和益州，廣袤的農村地區很難接觸到便利的金融服務和平準的利息，這樣，青苗錢就成為壟斷的金融渠道。它到底是資源還是負擔？要看使用者的稟賦，有能力與渠道者可能會不符資格而偽造“冒請”，去二級市場轉貸賺錢；沒有能力與資質者被強行攤派，則成為沉重強制負擔，甚至需要再借高利貸償還青苗債。如果我們帶入現代國有銀行視角，最差的結果無非累積大量的不良貸款資產，但在王安石的時代，金融風險托底最后只能轉化為人民的直接負擔，形成不加賦的加賦，和對他本人的質疑與怨恨。

北宋 范寬《溪山行旅圖》。

變法迷思與制度極限

熙寧新法前后延續了五十年，王安石生前身后名也隨時沉浮。變法解決了短期財政危機，神宗朝的財稅積累一度超過二十年收入，卻沒有改變積貧積弱的北宋整體局面，徽宗朝的“新法黨”直接以濫發紙幣通貨膨脹的方法解決財政問題，青苗錢被腐敗的基層官僚冒領貪污，不僅沒有本錢出借，還虛報發放勒索利息，物價騰貴，貧民破產，徹底摧毀了國家金融信用體系與社會治安，不僅為北宋滅亡踩了加速器，也給王安石招來新的罵名。南宋的官方定論由朱熹所說“群奸嗣虐，流毒四海”（朱熹本人還效仿過青苗法興辦過社倉），而把靖康之禍的責任上溯直接甩鍋給王安石，“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也……安石挾管、商之術，變亂祖宗法度……其為害當見于數十年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楊時）。

正如所有成為符號的歷史人物的命運，是跌落圣壇還是獲得追捧，大多已經與本人的實際作為關系不大，依賴時代的牽引力左右。進入近代以來，富國強兵、救亡圖存、危機應變又成為時代課題，從梁啟超、郭沫若、胡適、蔣介石甚至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危機中的經濟學家，把王安石再次作為改革的旗幟與再發現的寶藏來賦魅，他執拗剛直的性格和“三不足”宣言，也與斗爭哲學所喜愛的人物IP設定相吻合。百余年來熱情不斷高漲，以至于今時今日，有金融業界的大獎以他命名，有熱門穿越小說主人公為他查缺補漏修訂補丁；在消解一切的娛樂與二次元世界中，他的昵稱是Jeff（介甫）Wang……

究其根源，不管是王安石還是變法，都是人們投射以較小成本改變穩定而失速的體制，對抗僵化魔咒，挖潛制度潛能的期待。以普通人的壽命周期，大眾對治亂更替有深刻的恐懼，個體對抗時代巨輪的能力約等于零，“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是虛幻的事后瀟灑，有英雄人物力挽狂瀾，撥亂反正，是神話般的大眾最優解，也是最為容易被利用的群體心態。真實的歷史中，無論中外走到變法這一步，常常已經為時過晚，超越了制度可以被挽救的極限，所以歷來失敗的改革之后，常常很快來到（甚至提供加速）巨大的災難和崩潰；即使是成功的變法（比如日本明治維新），也會因為舊制度被延展挖掘到極限，新的利益階層崛起，其累積的矛盾與破壞性能量最終還需要以其他方式釋放。面對變化的常態，恐懼無濟于事，而革新的能力，審慎的準備和挑戰的勇氣，或許是今天面對同樣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我們應該從王安石的成就和教訓中吸取的教益。

撰文/孔笑微

編輯/李永博

校對/薛京寧